对母亲的责怪，追溯其最早的根源，是母亲给儿童太少的奶水——这被解释为儿童因丧失爱而反对母亲。在我们的家庭中，现在就存在着这种责怪。母亲经常没有足够的营养提供给她们的孩子，并且仅仅满足于给孩子喂几个月、半年或九个月的奶。而在原始的民族中，母亲哺乳孩子的时间长达两三年。通常是为孩子哺乳的奶妈的形象会与母亲相融合。在这种融合尚未出现时，对母亲的这种责怪就会转变为另一种责怪——责怪母亲把热心喂养她们的奶妈过早地辞退了。不过，无论这些事件的真实情况原本怎样，儿童对母亲的责怪经常都被证明为是不合理的。相反，儿童对最早期的营养的需求似乎是贪得无厌的，他似乎从未克服失去母乳的痛苦。如果对那个已能跑会说却还吮吸母乳的原始人的孩子进行精神分析，并且结果表明他们对母亲也有同样的责怪，对此我不会感到惊讶。被毒死的恐惧也可能与断乳有关。毒药是使人生病的营养品，或许儿童把他们早期疾病的病因也归结到这种挫折上。
相当程度的智力教育是相信偶然之事的先决条件。原始人和未受教育的人，无疑还有儿童，都能够给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以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可能是以泛灵论为基础的。甚至今天在人类的某个阶层中，人们还相信一个人的死亡必与被他人——最可能是医生——所杀害有关。一个神经病患者对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人的死亡的通常反应，是把引起死亡的责任归结到自己。
当婴儿室中出现了另一个婴儿，他就爆发了对母亲的另一种谴责。如有可能，这种谴责就与口欲挫折保持了某种关系：母亲不能或不会给这个孩子提供更多的奶水，因为她需要为新生儿准备营养。如果两个孩子年龄如此接近，以致第一个孩子的奶水受到第二个孩子的损害，在这种情况下，对母亲的这种谴责就获得了一个真实的基础。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儿童并不会因为年幼而注意不到正在发生的事情，即使他只比新生儿大十一个月。但是，儿童对闯入者和竞争者所妒忌的不仅仅在哺乳方面，而且还在母爱的所有方面。他感到自己的权利被推翻了，被剥削了，被损害了。他把妒忌的仇恨投向新生儿，并怨恨不忠实的母亲，这种怨恨经常表现为他的行为变得令人讨厌。他可能变得淘气、易怒和不听话，并放弃了他在控制排泄中的进步。人们很早就已熟悉了这一切，并承认这一切都是不言自明的，但我们对于这些妒忌冲动的强度、持续存在的顽固性，以及对其日后发展的影响的重要性，很少形成一个正确的观念，尤其是当这种妒忌在儿童后期不断地受到新的刺激时，更是如此。即便这个儿童碰巧仍为母亲所偏爱，结果也差不多如此。儿童对爱的要求是没有止境的，他们需要的是专一的爱，不容许他人与之分享。
儿童对母亲所怀敌意的根源，在于他的多样化的性愿望。这些愿望随着力比多的发展而变化，而且大部分不能得到满足。如果母亲禁止孩子与生殖器有关的快感活动——经常采用严厉的威胁方式和各种令人不快的动作——而这些活动归根到底又是她自己介绍给孩子的，那么最强烈的挫折就会在阳具欲期发生。人们会认为，这些理由足以说明女孩疏远母亲的原因。如果真是如此，人们就会推断，这种对母亲的厌恶感必然起源于儿童性欲的特征、儿童对爱的要求的无节制性特征和他们性愿望的不可实现性。的确可以认为，儿童的第一个爱恋关系注定是要消亡的，其原因正是因为它是第一个爱恋关系，是因为这些早期的对对象的贯注，在很大程度上是相矛盾的。强烈的攻击性倾向总是伴随着强烈的爱，儿童对其对象的爱愈强烈，对来自对象的失望和挫折就愈敏感。最后，这种爱就必定会屈从于积累起来的仇恨。
关于在性爱贯注中存在着一种诸如上述的原始心理矛盾的观点，可能会遭到反对。人们可能指出，正是母亲与孩子关系中这种特殊性质，以同样的必然性导致了儿童的爱的毁灭；因为即便是最温柔的抚养，也无法避免运用强制手段和采用各种约束，而且任何这种对儿童自由的干预，作为一种反应，都必定会激起儿童的叛逆性和攻击性倾向。我认为，关于这些可能性的讨论大概是最有趣的，但忽然出现了另一种反对意见，这使我们的兴趣有所改变。所有这些因素——冷遇、对爱的失望、妒忌、因禁忌而产生的诱奸——毕竟也都在男孩与母亲的关系中起作用，但却仍不能使他疏远母本对象。除非我们能够找到某种东西，它为女孩所特有，而不存在或不以同样的方式存在于男孩身上，否则，我们就不能解释女孩对母亲依恋的终止现象。
相信我们已经发现了这种特殊因素，而且的确是在期望的地方发现的，尽管是以某种令人吃惊的方式发现的。这种特殊因素存在于“阉割情结”之中，这正是我们所期望发现的地方，（两性间的）解剖学上的差别最终必将表现为心理学的结果。然而，精神分析表明，女孩坚持母亲要对她们丧失一个阴茎负责，她们因此处于不利地位而不原谅母亲，这是出乎我们意料的。
我们认为女人也具有阉割情结。尽管该情结的内容在女孩身上与在男孩身上不同，但仍有足够的理由说女孩有阉割情结。男孩从对女性生殖器的观察中认识到，他们如此宝贵的器官并非一定要与身体相伴随，在此之后他们才产生了阉割情结。在这种情结中，当他想起因玩弄那个器官而招致威胁时，便开始信以为真，并处于受阉割的恐惧的影响之下。这种恐惧成为他以后发展的最强烈的动力。女孩的阉割情结也是产生于对异性生殖器的观察。她们马上注意到两性器官的差别，而且必须承认这种区别的意义。她们感到非常委屈，经常表示也要“有像样的东西”，认为自己成为受害者，这种嫉羡将在其发展和性格的形成中，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即使是在儿童最受宠爱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消耗大量的心理能力，这种嫉羡也是不可克服的。女孩对她没有阴茎这一事实的承认，绝非意味着她很容易屈服于这个事实。相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她会继续坚持希望自己获得像阴茎那样的东西，并且过了许多年后，她仍相信这种可能性。精神分析还表明，当儿童对现实的认识否定了这个愿望实现的可能性后，该愿望就继续存在于潜意识中，并保持着相当可观的贯注能量。这个获得阴茎的渴望，最终可能会不顾一切地形成某种动机。该动机促使一个成年妇女接受精神分析，而且她们在精神分析中合乎情理地可能期望得到的东西——如从事智力工作的能力——可能常被认为是这种被压抑愿望的升华的变形。
人们无法怀疑这种对阴茎的嫉羡的重要性。如果我断言，羡慕和忌妒在女人心理生活中比在男人心理生活中作用更大，就可以以此为男性不公正的一个实例。我并不认为羡慕和妒忌这些特征不存在于男人身上，也不认为它们存在于女人身上的根源只在于对阴茎的羡慕，而是倾向于主张，它们在女人身上更加重要的原因在于阴茎嫉羡的影响。然而，有些精神分析家则表现出一种贬低女孩初期的阴茎嫉羡在阳具欲期的重要性的倾向。他们主张，从女人这种态度中发现的东西，基本上是一个二次结构。该结构是妇女在后期发生心理冲突，并倒退到这种早期幼儿冲动的场合中产生的。不过，这是深蕴心理学的一般问题。在许多病理学的异常的本能态度中，产生下述问题：这些本能行为的强度有多少应归于早期幼儿的固执作用，又有多少应归于后期经验和发展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该问题几乎一直是我们在关于神经症病因的论述中，提出的那种相互补充的问题。这两个因素以不同的重要性在病因中起作用，这方面的作用小些，另一方面的作用就会大些，以此达到平衡。幼儿期的因素在所有场合中都建立了模式，尽管通常是决定性的，但它并不总是决定着这个问题。正是在这一场合中，我要论证幼儿期因素的优势。
发现自己被阉割是女孩成长中的一个转折点。由此出发有三条可能的发展路线：第一条导致性约束或神经症；第二条导致女性性格向“男性化情结”方向转变；第三条导致正常的女性气质。
第一条路线的基本内容如下：小女孩至此仍以男性方式生活，她能够通过使阴蒂兴奋获得快感，并把这种活动与她指向母亲的性愿望联系起来。现在，由于受到阴茎嫉羡的影响，她失去了男性生殖器性欲意义上的快乐。因为与男孩的那个远为优越的家伙相比，她的“自爱心”受到了损伤，结果，她放弃了通过手淫从阴蒂中获得的满足感，否定了她对母亲的爱，与此同时，她大部分的一般性性倾向并未受到经常性的压抑。无疑，她对母亲的疏远不是突然发生的，因为一开始她只是把阉割视为个人的不幸，后来才逐渐延伸到其他女人中，最后才延伸到她的母亲身上。她的爱是指向她的具有阳具欲望的母亲，由于发现母亲也被阉割了，她就不可能再把母亲作为对象，以致长时期积累起来的仇恨的动机占了上风。因此，这就意味着，对于女孩来说，就像对于男孩和后来可能对于男人来说一样，由于发现妇女缺少阴茎，她们的价值就降低了。
神经症患者把其患病的重要原因归之于手淫。他们要手淫为所有的烦恼负责，我们很难使他们认识到错了。然而，事实上，我们应该承认他们是对的，因为手淫是他们幼儿期性欲发泄的动力，而他们的确饱受这种性欲的不良发展之苦。不过，神经症患者大多谴责的是青春期的手淫，大多忘记了早期幼儿的手淫，而这种手淫才是问题真正的症结所在。应该怎样帮助儿童戒除手淫，这个问题使我陷入尴尬境地。我能够从所涉及的女孩的发展中，提供儿童本人努力摆脱手淫的例子，但她并不能总是成功地摆脱手淫。如果对阴茎嫉羡激起了反对阴茎手淫的强烈冲动，而阴蒂手淫仍拒绝让步，于是就发生了一场争夺自由的激烈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女孩似乎自己接替了被其废黜的母亲的角色，并在反对从阴蒂获取满足的努力中，表现出自己对低劣的阴蒂的全部不满。许多年以后，她的手淫活动虽然很早就已被压抑了，但对手淫的兴趣仍然持续存在，应当把这种兴趣解释为一种抑制，是对仍令人担心的引诱的防御。这种兴趣表现为对那些遇到类似困难的人的同情，它在缔结婚姻的行动中起动机的作用，而且的确可以决定对丈夫或爱人的选择。取缔早期幼儿手淫确实不是一件轻而易举或寻常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