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民航业常用的一种定价方法是歧视价格。歧视价格是对同一种物品或劳务在同一时间里向不同消费者收取不同的价格。例如，有的民航公司对两城市间的往返机票收取两种价格：全价与折扣价。对周六在所到达城市住一晚的乘客收折扣价，对周六不在所到达城市住的乘客收全价。这种对同一次航班（服务完全相同）收取两种不同价格的做法就是运用了歧视价格的定价方法。
歧视价格得以实行在于消费者分为不同的集团，不同集团的消费者对同一种物品或劳务的需求弹性不同。以民航服务而言，消费者大体可分为两个集团：公务出差者和私人旅游者。前者需求缺乏弹性，因为公务有时间性，且由公费支出，出差者只考虑时间的合适性，很少考虑价格变动，价格变动对这部分人坐飞机的需求量影响很少。后者需求富有弹性，旅游者时间要求不严格，但由私人支出，要更多考虑价格因素，价格变动对这部分人坐飞机的需求量影响很大。
如果民航公司不实行打折，私人旅游者难以增加，但如果都实行打折，本来不打折需求量也不会减少的公务出差者也沾了光，民航公司又是一种损失，于是就对这两类乘客实行歧视价格。
但如果民航公司简单地列出两种价格，恐怕没有一个公务出差者愿意出高价，公司以这两种价格售票时，乘客都会以旅游者自称。所以，实行歧视价格的关键是要能用一种客观标准区分这两类乘客。民航公司用的方法就是周六是否在所到达的城市住一个晚上。对公务出差来说，周六与周日无法办理公务，为省几个钱而在所去的城市待两天，放弃了周末与家人团聚，实在不合适，何况省的又不是自己的钱。对私人旅游者来说，反正是去玩，待多长时间，什么时候去关系不大，而买便宜机票省自己的钱还是重要的。这样就可以方便地对两类乘客实行歧视价格。
实行歧视价格增加了民航公司的收益。这就是说，公务出差者仍以原价购买机票，乘客不会减少（需求缺乏弹性），来自这部分乘客的收益不会减少。私人旅游者以折扣价购买机票，由于需求富有弹性，乘客增加的百分比大于机票降价的百分比，来自这部分乘客的收益增加。这样，总收益增加了。而且，这种方法还使客源在时间分布上趋于稳定：公务出差者在工作日外出者多，而私人旅游者为了省钱会选择休息日外出。这样就不会出现乘客过多或过少的现象，也有利于民航业的正常运行。
歧视价格的形式也很多。例如，美洲航空公司1992年将纽约至伦敦间的经济舱分为五种价格：2084美元、918美元、599美元、439美元、379美元。各种价格的限制条件不同，2084美元无任何限制，而379美元有三个限制条件：提前21天购买、不适用于周末、不退票。这两者之间的价格限制条件又不同。这种方法把乘客分为不同收入的集团，高收入者购买方便的高价票，低收入者也可买低价票到伦敦一游。
其他行业中也实行了歧视价格。如电力部门对工业用电和民用电收取不同价格，电影院对老人和儿童实行优惠，许多公司在报纸杂志上向公众提供的折扣券，对购买不同数量的顾客实行不同价格，等等。这些歧视价格的做法相当普遍、灵活，也颇有效。
也许是我们许多人在计划经济下生活得太久了，对价格总不外两种做法。或者削价竞争或者用行政力量限制降价（也有时限制提价）。这就形成“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结果。市场经济中的定价权应该在企业，政府以行政力量干预定价不符合市场经济原则。但企业也不应该滥用定价权，或一味降低价格，不惜血本地竞争，或勾结起来定价。价格由供求决定，随供求而变动。企业必须适应市场调整自己的价格，并采用包括歧视价格在内的多种定价方式，灵活地经营。
商战是战场，不过在这个战场上所需要的不是那种“跳楼”、“出血”的玩命精神，而是灵活的头脑。经济学正是使你的头脑更灵活的学问。
双赢的汽车保险
在许多国家，汽车保险是一种强制保险。但使汽车保险成功的还不在于强制，而在于它为保险公司和投保人提供了一种双赢的活动。双赢是指双方都可以从这种保险中获益。经济学对这种双赢作了理论解释。这种理论也指导着各种保险公司和投保人的活动。
人们在不确定的条件下活动，这就产生了风险。风险是蒙受损失的可能性，某一种结果出现的可能性可以用概率来表示。概率是0到1的某个数。概率越大，某种结果的可能性越大。许多事件风险的概率可以根据历史资料或有关信息来估算。有风险的活动可以通过保险来分摊风险，减少对个人的损失。车祸是汽车行驶中可能出现的损失，其概率可以估算。汽车保险则是分摊汽车遭遇车祸的损失，减少它给个人带来的损失。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任何一个人发生车祸的概率是很小的，但一旦遇到车祸损失是巨大的。投保人进行保险可以在遇到车祸时得到赔偿。对于厌恶风险的人来说，用一笔保险费避免可能的损失是有利的。对保险公司来说，整个社会发生车祸的概率是可以估算出来的。保险公司集中每个投保人的保费，并支付给发生车祸的人。这就是分摊风险的作用。投保人以少量投保费换得保险是有利的。保险公司根据车祸概率收取保费，在赔偿和弥补成本之后还有利润，也是有利的。这就是汽车保险的双赢。
用一个数字例子可以说明汽车保险的双赢是如何实现的。
假设某人是厌恶风险的。这时，他对无风险情况下可以确保的财产的评价大于有风险情况下不能确保的财产。或者说，等量无风险财产所带来的效用大于有风险资产。比如说，他认为有风险情况下的10万元和无风险情况下7万元财产带来的效用是相同的，都为90万元。如果他有一辆汽车，车祸的概率为0.1。这就是说，如果无车祸，他的汽车价值10万元，但有车祸则一文不名。这种10万元的汽车财产是有风险时的财产。这种财产和无风险时的7万元的效用是相同的。这时，他愿意支付的最高保险费为3万元。因为他支付这笔保险费之后，有车祸，保险公司会赔他10万元，无车祸仍然是10万元。这两种情况下扣除保险费都为7万元。或者说由于保险公司承担了风险，有风险的10万元财产变成无风险的7万元财产。两者给他带来的效用是相同的。
在发生车祸时，保险公司要为投保人支付10万元。车祸概率为0.1，也就是说要为10%的人支付10万元赔偿，平均每人为1万元。这就是保险公司最低保险金，低于这个数字保险公司无法经营，高于这个数字，保险公司就有利。
投保人愿出的保费最高为3万元，保险公司愿意接受的最低保费为1万元。假设双方通过讨价还价，最后以2万元保费成交。投保人愿出3万元而以2万元得以投保，等于无风险的财产为8万元，所带来的效用大于同样无风险的7万元，投保有利。保险公司可以接受1万元投保而得到2万元，经营当然是有利的。这就是保险市场上的双赢。
但在现实中这种双赢会受到不完全信息的破坏。保险公司和投保人之间信息是不对称的。投保人的开车技术、习惯、车祸概率是私人信息，保险公司难以了解。这种情况下，如果保险自由而且保费一样，那么，来投保的都是事故概率大的人，车祸概率小的人不会投保。这时投保人的车祸概率就远远大于社会平均的0.1。这时保险公司就难以经营了。即使提高保费也无济于事，因为保费越高，投保人的车祸概率越大，车祸概率小的人越不投保。
解决保险市场上信息不对称问题的一个方法是实行强制保险。所有有车的人都保险，车祸概率就为0.1了。因此，汽车保险具有强制性的原因在于保险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另一个方法是保险公司对不同的人收取不同的保险。例如，对初开车者和有事故记录者收高费，而对长期无事故者收取低保费。在实际上许多保险公司也是根据驾龄和事故记录收取保费的。
当然，保险公司的经营也不仅仅只从赔偿和经营费用之外的保费中获利。他们还把保费用于进行投资，例如，购买共同基金、股票、债券，甚至投资于企业、房地产等。这就是一般所说的资本运营。从这种意义上说，保险公司不仅仅分摊风险，而且也是一种金融中介机构。
我们所讲的是汽车保险。其实医疗保险、人寿保险和其他形式保险的原理都与汽车保险相同。
第四课经世济民改变生活
呼唤纯企业家
记得毛泽东称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共产党人。这就是说，白求恩除了以自己的医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之外，既不从商，也不从政。这“纯粹”二字是最高的赞扬。
在美国时发现这种纯粹的人很多，在众多的社会职业中只从事一种，教授就纯粹做学问、教学生，不去从政或经商，即使商学院的教授在公司兼职，也还是为了研究与教学的需要。如果不能当纯教授了，就必须离开学校。基辛格当了国务卿就辞去哈佛大学教职，担任过财政部长的萨默斯和担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曼昆在任职时都辞去了教职。议员或政府官员也是专职的，不兼做其他，洛克菲勒当纽约州州长和副总统时就不从商了，施瓦辛格当州长后也退出影坛不当演艺大腕了。比尔.盖茨、郭士纳、韦尔奇则是纯正之家，没听说去竞选议员、州长，或在什么学校兼教授、博导。社会有专业分工，人有专业特点。以一个人有限的精力能把一件事做好就不易，兼职其实害了自己，也害了社会。纯粹的人的确好。
反观中国现在，纯粹的人越来越少。当官的总愿意兼个红顶商人或教授、博导，甚至院士。当教授的也在名片上印了一堆政治和商业头衔。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兼做政治家的事，在大学当教授，甚至奔波于各种媒体频频露面，兼做媒体明星，而且兼职越多，人也越牛。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官员和教授都是在上层建筑中混的，爱兼什么就兼什么去吧！但经济是不能含糊的。中国经济的繁荣有赖于一大批成功的企业。成功的企业要靠企业家。企业家组织企业的生产和经营，进行创新并承担风险。每一个成功的企业都有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每一个失败的企业也败在企业家手里。一个企业家无论多有天才，时间、精力和专业背景总是有限的。如果企业家把时间用于官场应酬，在各种演讲会上夸夸其谈，接受数不清的媒体采访，能剩下多少时间考虑企业发展的大事呢？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企业家，而是一个纯企业家，一个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用于企业发展的企业家。这批纯企业家才是中国企业和经济的希望。
回顾历史，中国的企业家并不那么纯。晋商和徽商是历史上最成功的企业家了，但他们并不纯。著名的徽商胡雪岩就是红顶商人。晋商在成功之后也想捐个官当当，成功的商人热衷于当官，除了传统思想中“官本位”的意识在作祟之外，亦官亦商也有许多实惠。徽商主要从事盐业。在盐业由政府专卖时，只有依靠官府给予的垄断地位才能成功。晋商主要从事票号。票号中的大宗业务正是官银的汇兑，离开了官，晋商就不成巨商了。封建社会的商而兼官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中国从没有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商只能依附于官，这是缺乏纯企业家的根本原因。
现在我们还没有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政府在经济中仍起着决定性作用，无论什么企业，离开政府的支持很难成长壮大，利用政府的权力发展自己的企业是一条捷径。这正是现在缺乏纯企业家的社会原因。
中国的企业家有两类——国有企业家与民营企业家。国有企业家的身份本身就是双重的，既是政府官员也在做企业。有人认为，他们在本质上是官员而不是企业家。记得20世纪80年代，一位日本经济学家在向国有企业家作报告时，第一句就是“中国没有企业家”。此话当年颇有轰动效应。国有企业家有部级、局级、处级不同的行政级别，享受相应级别的住房、坐车、医疗和看文件、开会的待遇，一纸调令他们可以去政府当同级别的官，也有从相应官位上调到企业的。他们的目标是升迁的最大化，而不是企业利润最大化。他们不仅要管企业，还要参加相关的会议和政治学习，要负责生产经营的决策，还有应由行政官员管的事。当然，作为官员，他们也得为本企业带来好处——行政性垄断地位、优惠的贷款及其他政策，等等。投资或决策失误也不用承担什么责任，顶多是换个地方当官而已。中国进入世界500强或中国前20名的企业都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家不纯，对本人的确有许多好处，当然也有个把国有企业家作为官员退休后一无所获的。国有企业家不纯，这是个体制问题，只要国有企业家仍然姓“国”，而且由政府直接控制，他们就纯粹不起来。
按说民营企业不姓“国”，民营企业家可以纯而又纯了，但现实中许多民营企业家也想走向官场。他们的理想是胡雪岩式的官商结合，起码要混一个政治头衔——哪怕只是一个虚职，如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有时他们也想通过捐助搞一个教授（他们往往略去前面的“兼职”或“客座”二字），或博士的称号，以自称“儒商”。你去看看许多民营企业家的名片，绝不仅仅是董事长、总经理或CEO，还有许多无关的官职和头衔。
民营企业家不纯当然与他们自身的追求相关。他们脱不了官本位之俗，成功了也难免想附庸风雅，奔波于媒体。当一个明星的感觉大概也是与仅仅有钱不同。转型时期的普遍心态是“浮躁”。企业家不满足于仅仅当企业家，还想有更多的社会角色，也是“浮躁”的表现吧！
但是，民营企业家不纯更多还是环境造成的。在转型时期，民营企业是在裂缝中成长起来的，它发展的好坏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对它的宽容或支持。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民营企业生存与发展的环境。民营企业家为了给自己创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不得不把相当一部分精力用于非企业活动，以求在官场混个一官半职，有利于与政府沟通，得到保护，或获得实质性支持。有官位（哪怕是虚职）才能如鱼得水。在学校兼个教授，或在媒体上当个明星，都有利于他们在社会或官场的活动，间接地也有些许好处。
企业家不纯是一个悲剧。他们把做好企业的才能和精力用于做无关的事是资源浪费，但这不是他们的过错，是环境使然。我呼唤纯企业家的出现，实际是呼吁为纯企业家的形成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什么时候中国企业家也能像比尔.盖茨和郭士纳那样一心一意搞企业了，中国的辉煌就不远了。
民企的英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