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建中西流农场（五师五团）
20世纪70年代初，正值“文革”中期，农场文化生活匮乏，没有电视，只有电影，场部电影放映队不定期到各个连队放映“老三战”（《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每到一处，就像过节一样，男女老少早早吃完晚饭，搬个小凳子到露天放映场占个好位置，高兴地等待着放映。记得有一次，县城那大放映朝鲜故事片《卖花姑娘》，我们步行三四个小时赶去观看，看毕又连夜原路赶回，回到连队差不多天亮了，新的一天割胶又开始了。
为了活跃农场的业余文化生活，场领导从知青中挑选了二三十个能歌善舞的文艺骨干组成了农场业余文艺宣传队，编排一些反映农场生产生活形式多样的小节目，轮流到各个连队去演出，部分连队也组织了自己的文艺演出小分队，后来又陆续组建起业余男、女篮球队，这样，农场业余文化生活慢慢地活跃起来。
革命样板戏拍成电影上映后，大家都焦急地等待着观看。用当时的话来说，样板戏是文艺领域大革命的硕果，是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的最好教材。因此，观看和学习样板戏是一项政治任务。但是，由于拷贝较少，在场部观看一次并不容易，在连队观看更是困难。为了让更多的职工能看到革命样板戏，场部（团部）领导决定，排练革命样板戏京剧《沙家浜》，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我们五师五团（西流农场）业余文艺宣传队。
接到这一光荣任务后，我们马上紧急行动起来。首先是找剧本，剧本剧本，一剧之本，没有剧本，演员背不了台词，乐队拉不出曲调。好不容易派人从广州新华书店买回一本解放军战士出版社出版的《沙家浜》剧本，里面有剧照，有台词，还有主唱段，总算解决了基本问题。接下来是物色演员，郭建光、沙奶奶、刁德一在宣传队里有可以扮演的演员，但阿庆嫂、胡传魁却一下子找不到合适的人选，经群众推荐，我们找了一位在农场工作的海南农垦局副局长的女儿和一位胖胖的广州知青分别试演阿庆嫂和胡传魁，尽管这两人都没演过戏，但在“演样板戏，做革命人”精神鼓励下，毫不胆怯，一试，嘻，还真可以，形神俱备。只是扮演胡传魁的广州知青还嫌不够胖，解决办法是在肚皮上绑一个枕头。
为了加快排练进度，我们把全体宣传队员分成了四个组，分别是演员组、乐器组、服装组和布景道具组。演员组日夜抓紧时间背台词、练唱腔、走台排练，没有专业导演，只能自导自演，场部放映队密切配合，单独为宣传队加映了几场《沙家浜》，让大家对剧中人物和场景加深印象和理解。乐器组主乐手是个汕头青年，拉二胡、板胡是高手，但没有拉过京胡，好在他功底深厚，改拉京胡没几天，就已经得心应手，京味十足。服装组绞尽脑汁赶制服装，新四军军服的灰布比较好找，但胡传魁、刁德一呢子军服的布料到处都找不到，情急之下，服装组的同志们想到了粮食加工厂的麻袋，他们挑选了一些较细密的麻袋布，染成黄绿色，制成了胡传魁、刁德一的军服，用熨斗熨平，一看，还真像。阿庆嫂蓝底白花上衣的花布找不到，他们就买来一块蓝布，硬是用白颜料绘出花纹来。在那段时间，场部缝纫店的师傅们全都在为《沙家浜》车缝服装，几乎停止了外接加工。布景道具组的几位同志全力以赴赶制道具，绘制幻灯，制作茶馆、大树、芦苇等软硬景，场景布置起来，效果很不错，非常接近电影中的场景。全体宣传队员日夜加班加点赶进度，四个组争分夺秒既分工又密切配合，团长、政委、参谋长、政治处主任等领导每天晚上都到排练场“督战”，吩咐场部机关饭堂做夜宵送到排练场，给了大家很大的鼓舞。排练进入最后阶段，有一段新四军战士越墙进入胡传魁家后院的情节，因为宣传队员们不会打空翻，于是从农场职工子弟中物色了一位会打空翻的青年加入演员组，完成了最后的排练。从开始分排，到合排、连排和最后彩排，只用了二十天左右时间，几乎是每两天排一场戏。彩排结束后，听到台下传来热烈的掌声，我们才松了一口气。现在看来，二十天排练出革命样板戏《沙家浜》，可说是一个奇迹。
排练结束后，我们开始到各个连队巡回演出，每到一处，都大受欢迎。后来，名声传了出去，不少兄弟农场邀请我们去演出。再后来，兵团组建兵团宣传队第二队，专门排演《沙家浜》，我们宣传队扮演郭建光、胡传魁、刁德一的几个演员被抽调到兵宣二队，大家都觉得很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