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书了，我有书了！”我兴奋地跑着，见人就说，“我有书了——王老师寄给我的……”
开学已一个多星期，因为没有课本，可真苦了我。
杨老师让同桌帮助我，让我合用他的课本。同桌倒也乐意，只是遇上朗诵或写作业时，实在太不方便，时间一长，他还与我吵了架，最后，不让我碰他的书了。
为了这事，妈妈前几天特地去城里新华书店问过，人家说，书店也没多余的课本。那年代讲究计划，课本也“一个萝卜一个坑”，我的“萝卜”在城北小学。
妈妈调到孙家后，离城远了那么多。每次进城，才满八岁的我，来来回回得走近四十里路，如何吃得消？没奈何，我只好跟爸爸。本来爸妈就说过，我长大一些后，迟早要进城读书的。
就这样，1958年秋季开学，我进了城北小学。
万万没有想到，次年春节刚过，县里突然决定派机关干部下乡帮助农村工作。那时，银行属县级机关，爸爸正好被光荣选中。
爸爸得在农村待三个月，与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那个时代，这叫“党叫干啥就干啥”。爸爸把我们母子俩送到孙家，二话没说，去了另一个地方。
几天前，我已在城北小学报过名，缴了书学费。
事情就这么简单，我的课本得去城北小学领发。
妈妈随即去了城北小学，见到一位值班的。这位老师却说他不了解情况，要妈妈星期一再去。可她哪有时间啊。
妈妈说只好写封信了，偏偏开学工作忙，抽不出时间写信。
就在这个时候，我意外收到了一包书，是王老师寄给我的课本。
我的兴奋，无法形容，连吃饭都把书捧在手里，舍不得丢开。担心把书弄脏弄破，求妈妈找来两张画报纸，我要给课本穿上漂亮的衣裳。
妈妈一边替我裁纸，一边问：“王老师好不好？”“好啊，”我不假思索地说，“王老师最好了！”“王老师会不会知道我们已经收到书了？”我想了想，摇摇头。“那怎么办？”妈妈问，“要不要告诉王老师，我们……”
没等妈妈说完，我抢先说：“要要要，我们给王老师写信！”“嗯？谁给王老师写信？”“我，我给王老师写信！”
妈妈笑了，我也笑了。
话说得很雄壮，心里却有点底气不足。我从来没写过信啊，准确地说，那时的我，几乎连信长什么样都还没见过，当然，信封是看到过的。
可我不好意思说。
妈妈看出了我的心思，取出爸爸写来的一封信，照着上面的格式，跟我讲了一遍。最后又说，你怎么想就怎么写，不用怕，先打个草稿，妈妈帮你改。
想想容易做做难，足足折腾了个把钟头，好歹完成了。
许多年过去，想不起来当时具体写了些什么。有一点倒记得特别清楚，我在信里一共用了七个“高兴”。
到底是我的“开山之作”啊。
王老师很快回了信。与我相比，王老师的“高兴”，显然有过之而无不及。
王老师还是头一回收到学生的信。他告诉我，收到信后，他立即跑进教室，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大大的人头像，对大家说，这是你们同学——周介眉。最后，王老师当堂宣读了我的那封信，大大夸赞了我一通，说我的信写得是如何如何的好。
后来，我在城北小学的同学还告诉我，王老师那天叫他们也每人写一篇《给周介眉同学的信》。
这是王老师头一回布置他们写作文。
那时的二年级学生，哪会写什么文章啊！王老师却不管这个：周介眉能写，你们为什么就不能写？
据说有几个同学写不出，担心受罚，急得直哭。
这么说，是我害苦了他们。唉，真不好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