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教师，或女青年会妇女社会工作者，大都喜欢用单肩背书包式手袋，或许是出于对学生时代生活的留恋吧。单肩背书包式手袋在 40年代时十分风行上海。这股有点中性化的手袋时尚源自美国。据说珍珠港事件后，美国男人都参军去了，女人们为了适应战时需要纷纷顶上男人的工作岗位，她们的心态也开始变得更为宽阔。为行动方便，中性化成为时装界最新的时尚，裤装替代了传统裙袍（如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中的舒绣文，一身中性裤装，正确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时尚）。洋人最讲究服饰搭配，传统的手挽式女人手袋不适合裤装，于是，单肩背大手袋问世。上海女人喜欢大手袋，因为这种手袋可以装好多东西：化妆品、卫生纸外，再是一本英文版的《飘》或《简爱》，午饭（三明治）、水瓶都可以塞入，还可腾出双手拎其他东西。女人背上这样的包，显得更干练自信。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此风仍方兴未艾。上海女人是最愿意贴近时尚，一时十分流行这种背包。老版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里的女特务就是一身工装裤背着这样的包，十分合她伪装的女大学生、女知识青年的身份。上海年轻知识女性特别青睐这种单肩背拎包，觉得它们大气、富有书卷气，一直持续流行到今天。
最令人羡慕的是学生们的书包。那时的书包，都是藤条编成的小箱子，考究点的是小牛皮箱子。至于大学生，正如前文所述，都不用书包。男同学都手挟一只讲义夹、几本书，潇洒而过。不过女同学除手夹讲义外，还是习惯肩背一只小手袋的。
因为市场有需求，上海很快就有了正宗的 Made in Shanghai的手袋。无论是款式还是质量，一点也不会输给舶来货。那些从欧洲逃难来的犹太人，不少在今南京西路（原静安寺路）、淮海路（原霞飞路）、石门二路（原同孚路）开起了精致的时尚专卖店，也带进了许多欧洲时尚的流行元素。一时，上海女人的包包款式，有方形、长方形、鹅蛋形、圆形、菱形、三角形，质料有羊皮、牛皮、鳄鱼皮、蛇皮、貂皮、锦缎、绒线的……很灿烂地装饰了上海这个东方巴黎。
最雍容的女人手提包，当推与裘皮大衣配套的貂皮、黄狼皮或狐嵌的与暖手筒合而为一的手袋。女人双手往暖手筒里一插，保证了手袋的绝对安全万无一失。当然，这种成日可以笼着双手的女人大多为少奶奶、太太之类。一般新派点的现代女性，都不大会喜欢成日袖着双手挥拂着肘部来使唤他人的腔调（双手笼在袖里不肯伸出来，自然便只好用肘部表达肢体语言）。这样的姿势，不免有点盛气凌人之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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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了，男女平等，妇女半爿天。于是，包上的性别界限也模糊了起来：公文包——一副资产阶级吸血虫丑恶形状，首先给淘汰了。那些缀着珠片、闪光片的女手袋，与当时男女一身蓝布人民装根本是格格不入，自然也压了箱底。连带专业女性的漆皮、拷花皮的手袋，也因太小资而不敢拎出街。更多是因为过去的专业女性后来不少都成了挨批评、作检查的专业女性，再也用不着这样的手袋了。
当时社会上的拎包就是那种方形人造革拉链包，面料有如灯芯绒条纹状，也有光皮状，男女唯一区分在色泽上，胆子大点的女性，会拎上一只紫红色，或者秋香绿色的。不过，黑色是最大路的，耐脏又大众化。女人还可多一种选择，就是肩背书包型拉链包。从女学生到知识型青年女干部型，一直都很喜欢这种背包。
时代变了，男女都一样，但那千人一面、单调沉闷的包里内容，还是有一点微妙不同的：男人的包里一打开就是一股冲鼻的香烟味（从前男人抽烟的特别多），里面永远会搁着一包拆封的飞马牌香烟，散落出的烟丝嵌在包的踏缝里，然后是一包火柴，一只用有盖的玻璃瓶作替代的私人茶杯。夏天时分再加一把纸折扇、一块 “414”干毛巾。然后，时常会有一本《红旗》杂志故意露出在包口。但更多时候，会用报纸小心地包住一本《拍案惊奇》《七侠五义》之类的书。女人们的包内，总有一面小镜子和一把木梳、一小铁盒百雀灵润肤霜、一叠草纸……大多还有一包用花方绸巾包着的绒线生活（活计）。年轻点的，会有一本《青春之歌》，甚至《简爱》。
大约从 50年代中期起，或者是因为容国团为中国争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体育健儿的装束很快成了城市青年的时尚。一种在运动员中时兴出来的体积硕大的圆桶形上面为抽式收口的包在上海南京路、淮海路上现身，一露眼就马上风行上海。这种包有布质和人造革两种质料：人造革的更显挺括威猛，布质的不少是家制的。但凡 Home Made的东西，总有一份令人相忘江湖的恬淡。家制的这种抽式筒形袋，设计和做工更考究更别致，令人再次忆起百年前男人用的那张包袱布。包的制作者往往大多是女朋友，连老婆都很少。因为，唯有女朋友才会敏锐地捕捉到那如何令他能把一只包包背成一种型款的细微元素，使他能把这只上海已背得满街满巷的圆桶包背得潇洒又有风采。对这点，反而做老婆的往往会忽略掉。为什么有时家花没有野花香，这也是一个因素。背这样的包，最好的年龄是二十八至四十岁，还要有一个高大的个头和十分阳光的微笑。如果理一只板刷头再配副太阳镜就更佳（现在流行称“酷”）。喜爱背这种包的男人，往往都喜欢将自行车的坐垫放得高高的，摆出一副俯冲的英姿。如果此时在肩背着这样一只包之外再斜背一把吉他，脸上架副父亲年轻时留下的雷朋太阳镜（雷朋的款式已成经典，永无时尚落伍之说），那就是五六十年代男人最时尚的组合，足以融化情窦初开的小女人的心房……或许因为妒忌，也因为上海人的审美观已给彻底改造过了，上海人给这种包起了一个很难听的名字 — —“马桶包”，因为它那圆圆的鼓鼓的形状，像煞上海人旧时用的马桶。而时常背马桶包的，也往往被归入名声很臭的“阿飞”一列。
说来也是，在这些马桶包里，往往充满了与无产阶级格格不入的小资情调：十有八九有一本《外国名歌 200首》、一只相机及一叠以襄阳路那所俄罗斯东正教堂尖顶为背景的女孩子照片。此外，或许还有一本《基督山恩仇记》。在开放前的上海半公开的时尚圈子里，一个没读过《基督山恩仇记》的男青年，简直如同没开过眼界的老土一样，会被圈内人耻笑的。
马桶包只限于时髦男性，女人当然也有背马桶包的。不过，通常，女人背马桶包，会被人认为太“煞”（男性化）。
毛主席他老人家讲过，在阶级社会中，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且这种烙印（其实就是生活背景的烙印）一定会顽强地在生活中表现出来，包括那小小一只“包”。
有一种本色的、开口的、方方正正的草编包。这种看似质朴的包其实十分奢贵，一般一年就要换一次，否则会显松散，特别是把柄处极易折断。不过，草包实在轻便又干净相，有的还仔细在包内缝上一层绢丝纺之类的里胆，令手伸进伸出触感光滑舒服。这通常都是那些闲在家里不上班的老婆做的。有的草包的手环上，还给仔细地绕上一圈玻璃丝，也是为了令手感舒服点、牢固点。这些草包的主人，大多为中年的老资产、老洋行、 CEO、老专业人士之类，这些自然织品制成的上班包，对这代从小接受孔孟之道又在十里洋场中闯荡过来的昔日风流人物，很有种道家提倡的内敛平心的启迪，这种东方智慧现今已很少有人懂得欣赏。这些大半生在旧时代度过的上海先生，坦然地放下拎了几十年的沉甸甸的嵌着亮晶晶的锁搭的公文包、大班包，拎起那轻捷的手工编织的草包。草包是开口的没有拉链拉满，他们需要的正是这样：凡事坦白，凡事敞开，以免遭引不必要的麻烦。
他们的开口草包里，通常有一只干净的白信封，内里放着去年的龙井新茶叶，分量正够他一天的需要 ——此生对茶叶的品质的苛求，恐怕是再也改不掉了。另外有只塑料密封盒，是香港的亲友送的，这在那时上海也属十分新鲜。里面是他每日带的小菜，其实也不过是家常的黄芽菜肉丝、自制熏鱼或熏蛋，却是老婆精心烹饪的。单位食堂的菜实在吃不得，又咸又不干净，菜心里的沙泥都看得见！不如自己带菜，还省下去食堂窗口排长队的时间。吃好饭洗净那只塑料盒，下班时走过“邵万生”或“杜六房”这些老牌熟食店，如见到有新上市的糟鸡糟肉，刚出炉的酱猪肉叉烧，就可顺便倒几盆回去下老酒，放在那塑料盒里又卫生又稳妥，汁水都不会溢出来。偶尔，还有一小袋一两装的现磨好的咖啡。对他们来讲，每天可以平安无事准时回家，合家团聚晚餐桌上，老酒抿抿，再烧一壶咖啡，一定是十分满足。此外，他们的草包内，往往还有一只塑料袋，里面是一方搓洗得很干净的小毛巾、一双筷子、一把西式汤勺。识货的人还看得出，那是正宗的 CRISFIE的喷银餐具。就这些，你已可窥视到他们那套死不改悔的生活态度。岁月悠悠，我们的价值观很容易在不断地与生活的妥协中流失，而他们一只小小的草包，依然盛得住那份所走过的固执的自爱自尊的岁月。
尼龙线兜，那种用尼龙丝钩成的极细却又坚韧度极高的尼龙线兜，一度对上海人来讲，与出门带钥匙一样重要。这种网线兜色泽多样，有透明、浅蓝、浅粉红等色，有的还缀上一粒粒小珠子，远远看过去，有点似 18世纪欧洲女人的面纱，有种朦胧美。上海人上班总要带着它，以方便下班时，甚至午休时路过菜场带点菜回来，手脚快的还可以将菜洗好、鱼剖洗好晾在那只远看十分浪漫的网兜里，下班回家就可直接起油锅了。随身带着这样一只网兜，在社会物质贫乏、供应不足时，是最方便最理想的购物袋。
70年代，一种用花尼龙布裁剪的开口拎包替代了这种尼龙丝网兜。这种花尼龙包初时只在女人中流行。女人们厌倦了非蓝则褐的世界，不知哪一位聪明女人想出来，用图案鲜艳的尼龙料缝制成手袋。一时，满街的蓝色海洋，多了几色鲜艳的点缀。那道关不住的春光，诱得许多男性也选择了这种又轻又便捷的包包。一位没有留下名字的创意者，为这种尼龙袋加了一个人造革托底。不用时，可将这只包折叠起来用拉链拉起。要用时，再拉开拉链将其抖开来，彻底改良了这种尼龙袋成为包。
“文革”期间最广泛流行的包包，就是那种绣着“为人民服务”的黄军包。那种包一背，再配一身真伪难辨的黄军装，果真有一股凛然的革命正气。这种黄军包很容易弄到手，要为自己抹上一层革命色彩，其实也很容易，难怪那时的上海人，不论是小将还是头发斑白的老师傅，都人手一只“为人民服务”的黄军包。自有一批有自知之明的上海人，深明追上革命潮流的应是思想和内涵，更因为不少背着“为人民服务”包包的人做出的事，十分令人民厌恶，所以，黄军包的革命光环再眩目，仍有人坚决拒绝背上它。
开放前上海女人最时尚的手袋，是那种出口转内销的彩编大草包。与那些老资产拎的草包不同，这种出口转内销的草包，都是色泽鲜艳图案夸张，衬着女人们一身蓝布上衣和灰法兰绒西装裤，再加一头齐肩的用电线卷成大波浪的乌发，那团鲜艳即时被化解为一抹恰如其分的点缀，升华成一团含蓄的时尚。街上革命口号叫得再震天，上海女人的草包里，仍然放着一支防裂唇膏。上海女人怎么都扔不掉那涂口红的习惯手势，哪怕抹上一层无色的防裂唇膏也好！然后，永远会有一条沾着花露水的手绢，一把吊着只用玻璃丝编成的小鹿的钥匙圈，一本精致小巧的《毛主席语录》。间或，会有一本直排版的纸页已泛黄的、由生活书店出版的《安娜 ·卡列宁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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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想不到，一只包包，竟也可称为我们城市记忆的仓库。
小小一只包包，原来是我们维系自身尊严和生活路向的巨大动力和最体贴的呵护。难怪我们经常要整理查视我们的包包，犹如我们需要经常自我提醒，反省自己的言行一样。所以通常，我们认定一只包后（指上班用的那种），一般不会随意替换。万一调包了一次，往往就会显得丢三拉四，找到这样不见了那样。可见就是自己的包一定要保管好，不能给调换掉，各人有各人的包，就如同各人有各人的生活次序，一旦给调换了，就麻烦了。
挽着一只用熟了的包，就像挽着与我们一起走过岁月的老伴一样，令我们安详踏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