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断案大背景】
清朝鸦片战争以前的立法思想为：
1．“详译明律，参以国制”：顺治皇帝为《大清律集解附例》作序：
“详译明律，参以国制”，“详译明律”
是指详细翻译并借鉴《大明律》，“参以国制”就是适当参考保留入关以前的旧有典章制度。其对于保持中国法律的连续性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2．“以德化民，以刑辅治”：这体现了中国法制史上以刑弼教，德主刑辅的传统立法精神。
3．“宽严之用，因乎其时”：顺治皇帝依据中国传统的世轻世重的立法思想提出，“宽严之用，因乎其时”。
4．审慎周密：清朝吸收了前代的立法经验，立法态度审慎，每一部立法都历经几代，历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
清朝鸦片战争以前的立法活动为：
1．突出君权：清朝实行极端的中央集权，立法、司法、行政大权都集于皇帝一身，凡是妨害皇权的行为甚至思想都被规定为严重犯罪。
2．维护族权：清朝要求宗族之法，必须和国法相符。之所以重视宗族之权，是使族权和政权紧密相连，维护统治秩序。
3．维护满人特权：清朝法律维护满人的既得利益，旗地旗房一律不准汉人典卖；政治上，满人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取得各种官职，重要的官职必须由满人来担任；在司法上也拥有很多特权：(1)满人的案件由专门的司法机关审理。(2)满族大小官员的案件必须奏报皇帝。(3)满族贵族官僚除了享有八议特权以外，还有其他特权，如用罚俸、革职的办法抵罪。
(4)普通满人犯罪享有减等特权。
(5)各级满族现任官员的民事诉讼可以由其家人代为出庭。(6)关押满人的监狱条件比一般监狱要好一些。
清朝鸦片战争以前立法特点有：
1．制定清律：其制定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至乾隆五年(1740)颁行《大清律例》，共47卷7篇，436条，附例1042条。这是中国最后一部封建性质的法典。
2．编修条例：条例，简称例，是指单行法，清朝与明朝一样例与律并行，律文不能变动，只能靠条例的增修和删减来适应形势的变化。乾隆五年以后，律文虽未再增删，但律文后的附例不断“续纂”，起初“定限三年依次编辑”，后又定为“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
3．纂定会典：《大清会典》是清代仿照《大明会典》编定的基本行政法典，规定了清朝文武衙门的设立、职权和活动原则。其编定开始于康熙二十三年，最后完成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其间经历了五朝，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光绪，所以又叫做五朝会典。
4．制定民族法规：清朝很重视民族立法，形成了一套有特色的成功的民族政策和法规。主要有《理藩部则例》，适用与蒙古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蒙古律》适用于内外蒙古地区的蒙古族。《番例条款》又叫做《西宁番子治罪条例》主要适用于青海、宁夏地区的蒙古族、藏族等。《回律》适用于新疆维吾尔地区的少数民族。
《苗律》适用于西南地区的苗族。
鸦片战争前清朝严惩以下重大犯罪：
1．扩大谋反、大逆、谋叛等罪的范围：在《大清律例》的附例中将谋反、大逆扩大到汉族人的宗教活动，将谋叛扩大到异姓歃血定盟结拜把兄弟。表明了清朝严惩重大犯罪的态度。
2．严惩宦官干政及大臣结党：为防止大权旁落，早在顺治朝就规定对宦官干政凌迟处死，《大清律例》沿袭明律继续规定奸党罪。
3．严惩“妖书”“妖言”罪：清朝进一步钳制言论，把有损于皇权的言论定为妖书、妖言，其直接后果是造成了大量的文字狱，形成了“万马齐暗”的局面。
婚姻制度的特点：与明朝相比有以下几个特点：
1．突出祖父母、父母的主婚权。
2．法律条文严格禁止收继婚和中表婚，但条例中允许中表婚。
3．严禁指腹为婚。
4．取消限制平民纳妾的律文。
5．取消蒙古人、内迁的色目人必须与汉人通婚的律文。
家庭制度的特点：
1．进一步扩大家长和丈夫的权利。《大清律例》中有关此内容的规定与明律相同。
2．继承制度是实行“独子兼祧”，意思是一个儿子同时继承两门的继嗣和财产。《大清律》规定独子兼祧的条件是：被兼祧的必须是同父的亲兄弟，两方都表示同意，族人向官府出具保证书。
鸦片战争后清朝的立法指导思想既考虑保护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利益，又考虑保护封建地主买办阶级的利益。
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一方面抄袭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原则和法律条文，另一方面仍然继续维护以纲常礼教为思想基础的封建法律。
鸦片战争后清朝的立法包括：
一、宪法性文件1．1908年8月27日，清政府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钦定宪法大纲》共23条，内容包括两部分，“君上大权”为“正文”，共14条，“臣民权利义务”是“附录”，共9条。
它的重心在于维护君上大权。
2．《谘议局章程》，1908年7月22日颁布。
3．《资政院院章》，1909年8月23日颁布。
4．《内阁官制》，1911年5月颁布。
5．《十九信条》，1911年11月3日宣布施行。《十九信条》是在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高潮时被迫制定的，因此在形式上与《钦定宪法大纲》有所不同。《十九信条》规定采取虚位元首和分权制，限制君权，扩大国会和总理的权力。但只字未提人民的民主权利。同时规定：“大清帝国皇帝万世不易”，“皇帝神圣不可侵犯”等等，企图以君主立宪的形式继续保持清朝皇帝的统治地位。
二、刑事立法1．《大清现行刑律》，沈家本根据《大清律例》删改而成。它取消吏、户、礼、兵、刑、工诸律目，把继承、分产、婚姻、田宅、钱债等纯属民事的条款分出，不再科刑，以示民、刑有别。同时废除了凌迟等酷刑，用罚金取代了笞刑和杖刑。它是一部在新刑律颁布以前的过渡性法典。
2．《大清新刑律》，沈家本主持制定，由日本法学家冈田朝太郎等起草。它是旧中国颁布的第一部刑法典，采取了资产阶级的刑法体例和原则。
在体例上，分总则和分则两篇，刑名分主刑和从刑两种。在刑法原则上，采取了资产阶级的“罪行法定”的原则。
三、民事立法《大清民律草案》，这是旧中国起草的第一部民法典，但由于清政府很快被推翻而未颁布。共5编，分别是总则、债权、物权、亲属、继承。总则、债权、物权3编由日本法学家起草，采用资本主义的民法原则。亲属和继承两编由修订法律馆会同礼学馆起草，沿袭中国封建制法律的原则。
清初廉吏于成龙断案趣话
于成龙(1617～1684)，山西永宁州(今山西离石)人，字北溟，号于山，谥“清端”、赠太子太保。为清初着名廉吏。明崇祯十二年(1639)举副员，清顺治十八年(1661)出仕，历任广西罗城知县、知州、湖北黄州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和总督、加兵部尚书、大学士等职。在20余年的宦海生涯中，三次被举“卓异”，以卓着的政绩和廉洁刻苦的一生，深得百姓爱戴和康熙帝赞誉，以“天下廉吏第一”
蜚声朝野。
妙断钱青选顶替成亲案
于成龙在词讼、断狱方面素以包公式人物着称。他铁面无私，头脑敏锐而细心，善于从一些常人忽视的细节上发现问题的症结。曾排解过许多地方上发生的重大疑案、悬案，使错案得到平反，从而被百姓呼为“于青天”，民间还流传着“鬼有冤枉也来伸”的歌谣。于成龙在破案、察盗方面的许多事迹，在清人野史、笔记和民间文艺中均得到反映，甚至神化。
如清代文学家蒲松龄在《聊斋》的《于中丞》一节中，就叙述了有关他的两个故事。他的刑法思想在清朝一代很有影响。
书载，于成龙初任罗城知县时，审判了一个雇人冒名顶替成亲的婚姻纠纷案。此案是说罗城县民颜俊卿，相貌丑陋，但家境富厚。因爱慕县民高贤相之女慧娟美貌，便托人提亲。
高贤相听说俊卿丑陋，有心拒却。俊卿恐事不成，心生一计，让颇有才貌的表弟钱青选顶替自己前往高家相亲。
高贤相见钱青选风度不凡，当即拍板定婚。到迎娶之日，颜俊卿仍托钱青选去高家迎娶新娘。到了高家，大雨倾盆，平地水涨半尺。因两家相距二十里，中间又有河流阻隔，几次渡河不成，当晚遂由高贤相做主拜堂成亲。
钱青选既不能声张，又不能拒绝，只得勉强从命。洞房之内，钱青选连续三夜不敢碰慧娟。慧娟爱慕钱青选，终于真做了夫妻。几天后，洪水稍退，钱青选迎亲终回颜家。得知真相的颜俊卿恼羞成怒，对准钱青选的脸一记重拳，并以夺妻之罪将青选告到县衙。钱青选亦不服，亦具状申告。
争议焦点
本案中的法律问题，对照《大清律例》，大致可知有以下几端。
第一，颜俊卿隐瞒貌丑，设局骗婚，事后又殴打钱青选，在法律上是否构成犯罪？
第二，钱青选协助颜俊卿设骗局，最后又冒名顶替成亲，是否构成犯罪？
第三，因不可抗力的原因，高贤相主持女儿女婿“便宜”拜堂成亲是否合法？
第四，此案中的教唆或帮助设骗局的媒人是否构成犯罪？
于成龙受理了双方的告诉，稍加调查，审清了案由，写下了一篇文情并茂的判词：
高贤相相女配夫，乃其常理；颜俊卿倩人饰己，实出奇文。东床已选佳婿，何知以羊易牛。西邻纵有责言，终难指鹿为马。两次渡湖，不让传书柳毅；三宵隔被，何惭秉烛云长！风伯为媒，天公作合，佳男配于佳女，两得其宜。求妻到底无妻，自作孽也。
高氏应断归钱青选，不须另作花烛。
颜俊卿既不合设骗局于前，又不合奋老拳于后，事已不谐，姑免罪责。所费聘仪助钱青选作成婚之资，以赎一击之罪。媒妁尤原言福寿，往来诓诱，实启衅端，各重笞一千，以示惩儆。此判。
断案点评
本案中的争议问题，在今天看来特别简单，或者说多半不是法律问题，但在当时作为伦理问题兼法律问题是无疑的。对于这些问题的处理，于成龙的做法，既顾及人情伦理，又兼顾法律的规定，是非常成功的。
于成龙的这一判决，据说当时在罗城县引起了轰动。百姓奔走相告，传抄判词，一时洛阳纸贵。这是一个把伦理、人情、法律结合得非常完美的判决。作为长期受程朱理学教育的士大夫，于成龙没有简单地用理学的眼光看待这个案件。如果用理学的眼光看，在这个案件中，钱青选道德上是有过错的：协助骗婚在先，偷盗人妻在后。于成龙没有追究其责任，就是没有用理学道学的苛刻眼光来评价钱青选的行为。相反他慧眼独具，怜才惜玉，使俊男配佳女，有情人终成眷属，并痛笞媒人，惩恶扬善，可见其跳出了理学的窠臼。．同时，作为执法官，他也没有简单地受法条拘束。
如果机械执法，严守法条的形式逻辑，则本案的结果会完全倒过来。于成龙跳出了法律的形式逻辑束缚，更注重法的原理和精神，这又是他的可贵之处。作为一个刚入仕途的30出头的青年官员，其判决书运用法理伦理人情如此娴熟，着实令人惊叹。
案件中，颜俊卿隐瞒自己貌丑。
设局骗婚，事后又殴打钱青选，在法律上是否构成违法或犯罪？隐瞒貌丑骗婚问题，在《大清律》中并无明文规定。《大清律》仅仅规定：“凡男女定婚之初，若有残疾、老幼、庶出、乞养者，务要两家明白周知，各从所愿，写立婚书，依礼聘嫁。”“若为婚而女家妄冒者，杖八十；男家妄冒者，加一等。”这里提到了残疾、老幼(即年龄悬殊)之类的事由，却没有明文规定“貌丑”为事由。貌丑不是残疾，本案无法比照隐瞒“残疾”办理。因此，本案中的颜俊卿的行为，属于所谓“断罪无正条”的行为。既然法无明文规定，如法官认为情节轻微，纵之无妨；如果认为情节严重，那么就应该依照《大清律》“引律比附”即类推适用刑法的规定(按规定应该上报刑部)办理。在本案中，于成龙显然认为其过犯情节并不严重，因此并不追究颜俊卿骗婚的刑事责任。
但是，颜俊卿的行为毕竟是一种诈欺行为，是民事违法行为，犹今日言合同诈欺，所以还是应该追究民事责任。
打人问题，《大清律》有明文规定：
“凡斗殴，以手足殴人不成伤者，笞二十。成伤及以他物殴人者，笞三十。
青赤肿者为伤。”颜俊卿打人，至少应该“笞二十”；如果钱青选脸上有青肿，就要“笞三十”。但从判词看，于成龙对于颜俊卿骗婚和打人这两个恶行，都决定不加追究：“颜俊卿既不合设骗局于前，又不合奋老拳于后，事已不谐，姑免罪责。所费聘仪助钱青选作成婚之资，以赎一击之罪。”
于成龙的这一判决是很有创意的。
因为如果机械执行《大清律》，则颜俊卿设局所骗订的婚姻仍应视为有效，因为他的诈欺行为未列入法律禁止范围。但是，于成龙本着伦理和人情，判定颜俊卿与高慧娟的婚姻无效。所谓“事已不谐”，主要指其婚姻系诈骗而订立，没有互相知情合意为基础，应予否定。颜俊卿的两项“不应得为”的恶行——骗婚和打人，虽然可以“姑免罪责”即免除刑事处罚，但必须加以民事制裁，于是他作出了民事赔偿的判决，让颜俊卿以此前所费的一切聘礼之类抵作罚款和赔偿。
钱青选协助颜俊卿设骗局，最后又顶替成亲，是否构成违法或犯罪？
一方面是协助骗婚问题。既然不能依《大清律例》认定颜俊卿骗婚有罪，当然就不能认定协助者钱青选有罪。
另一方面是顶替成亲问题，这在合同法上讲，有代理人越权代理的问题，按说应该认定代理行为无效(即成亲无效)。但是婚姻问题不是一般契约关系，是一种人身行为契约，是不能代理的；况且颜俊卿设骗局订立的婚约是不道德的，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契约。于是就不能认定其顶替成亲行为构成犯罪。所以，于成龙对于钱青选没有任何贬斥或追究。
于成龙认为，钱青选的行为不但不构成违法，反而符合婚姻背后的根本道义：“风伯为媒，天公作合，佳男配于佳女，两得其宜。”因此，他判决：“高氏应断归钱青选，不须另作花烛。”正式认定钱青选顶替成亲所结成的婚姻合法有效。如果严格依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六礼”
的婚姻成立标准(伦理兼法理标准)，钱青选和高慧娟的婚姻是不成立的。
但于成龙没有受这种标准的约束。他的判决更注重婚姻的“两情相悦”、才貌相配、没有诈欺的本质。应该说，这一判决是有革命性意义的。
高贤相主持女儿女婿“便宜从事”拜堂成亲是否合法呢？对这一问题，于成龙的态度在前一问题上已经阐明。既然认定钱青选顶替结婚造成的既成事实合法有效，那么作为家长协同作伪要一体处罚的规定。更何况本案中的作假(隐瞒相貌)，尚未列入法典，不是明文禁止的行为。如果严格依法，于成龙不应该追究媒人的罪责，何况媒人只是诈骗的从犯。但是，本案中，于成龙责罚最重的就是媒人：“媒妁尤原吉福，往来诓诱，实启衅端，各重笞一千，以示惩儆。”
两个媒人本未构成法律明文规定之罪，但为何要如此重惩？这只能说作为清官的于成龙对刁诈媒人的格外厌恶，就如所有的清官都格外厌恶讼师讼棍一样。至于所谓“重笞一千”，疑为文学语气，概言其多而已。因为清律中的笞刑不过笞50，杖刑不过杖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