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立身不高一步立，如尘里振衣，泥中灌足，如何超远；处世不退一步处，如飞蛾投烛，羝羊触藩，如何安乐。
“译文”
立身处世若不能保持超然的态度，就好像在泥土里打扫衣服，在泥水里清洗双脚，又如何能出人头地呢？处理人世事物若不抱留一些余地的态度，就好比飞蛾扑火，公羊用角去顶撞篱笆，哪会使身心感到愉快呢？
“解说”
确立人生的奋斗目标，对生活充满信心，他就会自觉地去安排生活。一个人当他目标确立以后，他就要去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奋斗，于是他的精神也专注，思想也集中，心无旁骛，自然就消除了心中的烦恼，跳出了琐碎情绪的泥潭，不会越陷越深的，可以说，他根本就是杜绝了这种危险。前人认为，保持内心的单纯专一，精与神也就俨然内守，身体不受外邪的侵袭，不用说，身体也自然健康。确立了人生的目标，等于说是站在一定的高度来关注于自身。养生者确立了爱惜生命的崇高目标，他就会对事物重新把握和利用，并自觉地遵守自然之道，自觉地严格要求自己，以符合养生之道，身体健康对他说来，就不是什么难事。那些认为养生难做的人，其实是没有爱惜生命的志向，又不懂怎样去养生。一个人有了爱惜生命的目标，他便自觉地去识道、识人、识事、识物，将他的所得知识与自身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摸索出一套属于自己的养生之法。
“例解”
田子方处世从客
魏文侯攻克中山后匆匆赶回魏都安邑，田子方随从殿后。中途，太子击遇见田子方急忙下车，快步走到田子方车前，田子方却不动身子坐在车上对他说：“烦你转告君主在朝歌侍候我。”
太子击有点不高兴，他问田子方：“不知天下是穷人以骄色傲人，还是富人以骄色傲人？”
田子方答道：“当然是穷人以骄色傲人，富贵者哪个敢用傲然的态度待人的？国君傲然于人必亡其国，如今我尚未见到准备亡国而傲人的君主；士大夫傲然于人，必失封地采邑，如今我未见到准备失邑而傲人的士大夫。穷人没有这些顾忌，如不惬意拔上鞋跟走路，什么地方没有贫穷啊？所以，我讲穷人会以骄色傲人，富贵的人不敢。”
太子击不言，赶上魏文候的车骑就将田子方的话讲给魏文侯听。魏文侯说：“若不是你的缘故，或许还听不到这些话。我用礼贤下士的态度同田子方交朋友，自信交后上下君臣的关系亲近了，许多的百姓远道来归，这些成功是我能知友识士。就讲征伐中山，我以武德待之大将军乐羊，三年后他取得了中山国，这是礼遇武将的结果。所以，我见到的只是进取，没有发现凭才智向我傲然骄色的。倘若真的让我得到持才骄矜的人，何愁魏的业绩赶不上古人？”
像田子方那样处世从容的人，是因为他的目光看得远，超越了自我，而不困于物质的得失。一个人的心已不在物质上，那么他看到的必然是生命的自由。所以，养生者应站在更高一层来观看世界，将自己的情感升华上来，以理性去思考怎样对待自己的生命。
居功不自傲 届满身自退
华盛顿在第一届总统任期将满时就想隐退。后来，朋友们都劝他留任，他们说：只要华盛顿继续领导美国，南北双方将团结一致。1792年，华盛顿在总统选举中再度当选。
在华盛顿第二届总统任期期满后，他又执意引退，不再参加总统竞选。尽管当时美国朝野绝大多数人要求他再次竞选连任，但他坚决拒绝接受第三次总统候选人的提名。
1796年9月，华盛顿向美国人民发表了著名的《告别词》。这篇《告别词》反映了华盛顿的主要政策思想和政治主张。他希望美国人要珍视全国性的联合，要同心同德、团结一致、放弃党派观念；在外交上要遵循“避开与外界任何部分的永久联盟”的原则，“通过人为的纽带把自己卷入欧洲政治的诡谲风雨，与欧洲进行友谊的结合或敌对的冲突，都是不明智的”。华盛顿的这些思想对他的后继者们产生过一些较大的影响。
华盛顿两届总统任期已满，不再连任，为以后的美国总统树立了一个不成文的惯例，即美国总统任期不得超过两届。只有一次例外，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破例，蝉联总统职位四次。美国1947年通过并于1951年批准的宪法第22条修正案明文规定，美国总统的任期不得超过两届，使历史上的惯例正式成为宪法的规定。
1796年12月，美国举行第三届总统选举，约翰·亚当斯当选为总统。1797年3月3日，是华盛顿担任公职的最后一天，他举行了告别宴会。在宴会快要结束时，华盛顿举杯向大家祝福，全场的人充满了伤感的情绪。3月4日，新总统亚当斯在临时首都费城宣誓就职。仪式结束后，华盛顿离开了办公室。当他来到大街上，向欢送他的人群致意时，人们争先恐后簇拥在他的周围，希望最后再看看这位领袖。华盛顿头上的银发在风中飘动，眼里噙着泪花，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他不停地挥动着双手，用手势表达他的感谢和祝福。
殚精为国民 让贤身退位
1988年9月3日，在新加坡，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再度以狂风扫落叶之势，赢得81个国会议席中的80席，夺得该党执政以来第七次大选的胜利。
为了这次大选，李光耀常常是彻夜不眠地和同僚们商量对策。结果出来了，他又不顾连日劳累，摸黑驱车赶到新加坡大会堂。在人民行动党助理秘书长吴作栋、党主席王鼎昌的陪同下，举行记者招待会。李光耀面对数百名国内外记者，神采奕奕，挥着双手，高兴地宣布：“领袖的自我更新的目标已经达到。我们国家，我们党后继有人，新加坡将向着繁荣、富强、先进国家的前景，持续前进。”
9月10日，新加坡内阁改组，李光耀仍然担任总理，但他重申可以在任何时候将总理职务移交给吴作栋。吴作栋表示，他要求李光耀留任总理两年。两天后，在新内阁宣誓就职典礼上，李光耀发表了一篇语重心长的演说。他说：“在新内阁里，总理就像新加坡大企业公司的总裁；吴作栋和他所选出的队伍将负责所有实际事务。他们将采取主动，制订前进的步伐、政策、纲领和方向？？我相信，他们一定不会辜负人民的期望，正确行使权力，保持新加坡的增长势头，为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新的业绩。”
李光耀的讲话表明，新加坡高层领导的自我更新已步入成熟阶段。舆论界对此纷纷发表评论，认为这是新加坡发展史上一个“真正的分水岭”，标志着老一代领袖的工作已经告一段落。
在这次大选中，人民行动党派出竞选的候选人中有14是少壮派。大选的胜利，不仅显示了新加坡人民对新一代领袖政绩的肯定，也向世界显示了新加坡模式的权力转移的成功。
早在1967年，李光耀就提出了领导层的自我延续、自我更新问题。在这年4 月举行的东亚基督教会议上，他着重谈了青年领袖的培养问题。他说：“在殖民主义统治下的亚洲，没有什么领导人的问题。但今天却真正存在着一个领导人和接班人的问题。第一代，即引导这些国家走向独立的战后一代人正在消逝，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新的一代已经成长。我们现在面临着接班问题，除非你们希望长期处于无政府和混乱状态，否则，你们就必须创造一个自我延续———不是自我永存———的权力结构。这是摆在我们亚洲新兴的独立的国家领袖们面前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战略任务。”
李光耀在讲这番话时年方44岁，任总理之职才 9年。正是年富力强，大有作为之时。而与他共同创建新加坡共和国的几位开国元勋，如年长的拉贾拉南，也不过50岁左右。他们都正处在政治成熟、经验丰富、精力充沛的黄金时期，为国家贡献力量的时间还长。但是，李光耀却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延续权力结构，培养接班人的问题。由此可窥见他雄才大略之一斑。
李光耀认为，培养接班人是历史性的战略任务，而非权宜之计，必须从长计议。70年代初，人民行动党全党动手，开始有意识地在政府法定机构、工艺学院、国营厂矿企业和选区公民咨询委员会物色人才，发展党的组织。李光耀多次强调：“除非我们能网罗最能干、最坚强、最果敢和最具有献身精神的人才，让他们加入人民行动党和政府，否则，新加坡将会崩溃。”
但是，由于旧的习惯势力的影响以及行动党中的种种困难，在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前期，年轻一代进入政界的为数不多，而能成为高层领导人的更是凤毛麟角。1988年8月，李光耀在向新加坡国立大学及南洋理工学院的学生发表演讲时，就这一问题作了一番深刻的反思和检讨。
他说：“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这是会自动产生的，就像物理中的渗透作用一样———通过党支部的活动和竞选，一些人会冒出来，而那些好的会自然而然地脱颖而出。但后来我们发现这样不行，这样是很糟的。
“到了 1976年，我们已逐渐年长，对时间的飞逝，我们越来越焦急，时间已越来越少，但我们却仍未找到明显的继承人。我们是有忠于行动党的人，曾出现伟大的斗士和勇敢、优秀的基层组织者，但要成为一位内阁成员，你也需要能够计划、能够收集数字和资料，以及制定我们的政策。因此，我们有意识地努力进行自我更新。”
1976年，四年一度的全国大选拉开了序幕。为了向党输送新鲜血液，李光耀网罗人才的工作抓得很紧。人民行动党从国营公司、政府拥有股份的企业、银行，甚至私人机构中发掘人才。一批新秀就像大海的浪涛一样，不断涌现出来。在这年的大选中，人民行动党大获全胜，夺得全部69个国会议席。尤其令李光耀深感欣慰的是，他所选拔的几位新人全部当选，因而立刻引起了世人的注目。其中就包括后来成为李光耀接班人的吴作栋。
吴作栋于1941年5月20日出生在新加坡，祖籍福建省永春县。他中学时代就读于莱佛士学院，1964年毕业于新加坡大学经济系。在政府部门工作两年后，于1966年赴美国威廉斯学院深造，获发展经济学硕士学位。学成归国后，在财政部经济发展组任职。从1969年起在新加坡海皇轮船有限公司任职，1973 年被提升为公司董事经理。1976年被吸收为人民行动党党员，并当选为国会议员。1977年9月出任财政部高级政务部长，1979年任贸易及工业部长，人民行动党执行委员，1981年 6月，任卫生部长兼第二国防部长。1984年11月，被选为人民行动党助理秘书长，1985年1月，出任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1989年任人民行动党第一助理秘书长。
吴作栋10岁丧父，母亲是华文学校教师。他是长子，从小就和母亲一起挑起了照顾家庭的重担，养成了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品格。在中学时代，已显露出不同凡响的领导才干。他负责组织的地理学会、历史学会等各项活动都很出色，使班里同学的地理和历史成绩，跃居全校第一。在国营海皇轮船有限公司任董事经理时，他用 3年时间，通过改进公司业务，使公司扭亏为盈，成绩显赫。
吴作栋的这一作为，引起了李光耀的注意。经过多方考察，他感到吴作栋是极具潜力的可塑之才。在李光耀的精心栽培下，吴作栋如一颗耀眼的新星冉冉升起。
但是，李光耀并非一开始就确定吴作栋是自己的接班人。在新涌现的政治新秀中，王鼎昌、陈庆炎等人，也深受他的赏识和器重。他们各有所长，李光耀形容陈庆炎是“沉默寡言的君子”，能“领会他的意图”。王鼎昌“能引起共鸣，有耐心听取各方意见，处事公平，而且果断”。究竟谁最适合接班呢？一时难有定论。
1980年初，李光耀在《行动报》纪念人民行动党成立25周年特刊上，发表《温故知新》一文，再次强调了领导人的新陈代谢问题。他说：“我们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新陈代谢问题。”“在80年代的后半期，有能力负起领导新加坡进入90年代这个重任的一批领袖，必须担任掌权要职。新加坡的最优秀人才，必须集合起来组成一支坚强的队伍。”
他说：“我们必须为把治国重任交给年轻一代领袖的这个过渡程序做好准备。他们不但将接管内阁里的重要职位，也将接管公共服务，新加坡武装部队、警察部队以及法定机构里几乎同样重要的职位。”
他还说：“我不怀疑将来会出现比我们这一代所面对过的更加严重的危机。这些危机可以考验年轻领袖的气质，并且锻炼他们。成功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当危机降临时，他们会不会团结一致，像打橄榄球那样，形成一个紧密领导层，对任何过错集体负责，如果一切顺利，则分享功劳。”
李光耀的这番话，向全党和全民正式宣告新加坡老一代领袖即将退出政治舞台，新一代领袖将开始接班。
1980年12月，新加坡举行人民行动党执政以后的第五次大选。人民行动党派出18名新秀参加竞选。与此同时，有11名老议员让贤。大选结果，人民行动党再次夺得全部议席。
随着大选的胜利完成，1981 年1月李光耀着手改组内阁。第一代领导人林金山、杜进才等四人放弃了部长职务，第二代领导人有五名当上部长。他们是吴作栋、王鼎昌、陈庆炎、达纳巴兰和林子安。其中吴作栋、王鼎昌和达纳巴兰均身兼二职，掌握着外交、贸易、工业及教育等重要部门。
李光耀对林金山等四位元老的主动让贤深为感动。他在四位部长的告别晚宴上说：“我和我的资深同僚所面对的问题相当简单：怎样做好准备，以便在人们不再需要我们之前，可以随时引退。这是重大的考验。如果等到我们身体衰弱，不能再发挥充分作用时，而环境仍然不容许我们引退，我们就失败了。我们就辜负了每一个人对我们的期望。”
他强调：“新加坡需要具有决心、勇气和献身精神的人才出来担任政府领袖。”他希望“年轻人把眼光放远，把自己当作是不断前进的统一体的一部分。”
新陈代谢，新老交替是人类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再伟大的掌权者也都有退出历史舞台的那一天。1982年11月，李光耀在人民行动党干部大会上对此曾有一段深刻的论述。他说：“世界并不是静止不动的，它时刻都在改变。人也会随着岁月的增长而变得衰老。如果我们能够保持像40 岁那样精力充沛———思想成熟，又富有活力和魄力———那该多么理想。这样，我们就可以永远工作下去。不过，那是不可能的事。
“我们都逐渐地衰老，而年轻人则逐渐地长大？？他们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想法、不同的经历？？和老一辈的人不同，他们对吴庆瑞、拉贾拉南或我，都将不那么熟悉。因此，我们的责任是要使我党和领导层和这成长中的一代建立关系，了解他们的期望，并且促使他们支持有必要采取的措施，以便把新加坡发展成一个更美好的乐园。”
他指出：“人民行动党的元老如果紧握着权力不放，他们将不能够履行他们的责任。除非我们能够起用有才干、有献身精神和有魄力的人，也就是那些能够使党和年轻一代的领导层符合90年代需要的人，不然，新加坡将会有麻烦？？一直领导着人民行动党的那批核心党员，并不是长生不老的人物。我们还可以继续掌舵几年。不过，能支持多久却是难以预料的事。”
李光耀明确指出：最后阶段的传棒工作不会立即进行，但不会拖延到80年代以后。他诚恳地对大家说：“我想在没有退休前所剩下的几年最好是用来考验和发掘更优秀的人才来接管这项重任，而不是紧握不放。这对新加坡最有好处。”
岁月不饶人，当年英姿勃勃，年轻有为的一代领袖，如今都已年逾花甲。他们给新加坡带来了繁荣，自己却老了下去。1983年是新加坡领导人不太吉利的一年，几位主要领导人的健康状况接连发生问题。10月，连续担任财政部长13年的67 岁的韩瑞生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了；11月，68岁的第二副总理拉贾拉南在联合国开会时心脏病发作，只好到伦敦做了心脏三联搭桥手术；65岁的第一副总理吴庆瑞进入新加坡中央医院接受治疗。11月，李光耀本人在出席英联邦首脑会议期间，因患痔疮出血症，不得不缩短访问新德里的日程。
这一系列情况，更加重了李光耀移权交班的紧迫感。1984年 8月，他在国庆群众大会上明确指出，党和政府的自我更新的步伐不能放慢。他说：“我和我的资深同僚已经是60开外接近70的人了。黄色讯号已经亮起来，公司总裁必须把职权顺利地移交给继承者，以确保公司的继续发展。我有责任为新加坡这么做。”
同年11月，他在接见当地华文报刊44位新闻记者时，再次谈到自我更新问题。他说：“我还有10年时间，到70 岁还可以办事。这10 年内，我会办什么了不起的事呢？主要的工作都办妥了。我最重要的目的，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我想，号召、选举、试验一批有才干的、可靠的、有立场的、肯做事、敢做事的人，让他们连接下去。”
对于一些为新加坡贡献了毕生心血的老一代领袖来说，立刻退出政坛，在个人感情上一时难以接受。但他们最终还是会服从国家的最高利益。被李光耀称为“一位极得力的同僚”，“亲密的顾问”的拉贾拉南，在1984年的竞选演讲中说：“把权力和平地有意识地移交给下一代，是任何政府所面临的最困难的工作。许多行动党议员不喜欢退位下台，我也不喜欢正式被宣布政治生涯从此结束。这是人之常情。放弃权力需要非常大的道德勇气。但为了我们的将来，为了使我和李光耀总理等人 25年的努力不会白费，而能在未来2000年继续生存，我们必须牺牲自己。”
这番话发自肺腑，情真意切，充分显示了一位杰出政治家的宽阔胸怀。
1984年12月，新加坡举行人民行动党执政以来的第六次大选。在人民行动党助理秘书长吴作栋和副主席陈庆炎的主持下，26 名新人被推举参加议会选举。其中李显龙、黄根成等人，年龄均在30多岁到40岁之间，都是被李光耀视为“具有潜能担任高过国会议员职位”的人选。
大选胜利结束后，李光耀于1985年 1月 1日组成新内阁。在此届内阁中，第一代领袖除李光耀外，仅剩下拉贾拉南和巴克二人。在1月2 日内阁成员的宣誓就职仪式上，李光耀风趣地说：“1959年我当‘中锋’，1981年转为‘中卫’，今天我把‘中锋’的角色让给年轻领袖，他们已经受了各自角色的考验，现在他们选出了自己的‘中锋’，我现在退当‘守门员’。”
那么，新选出的“中锋”是谁呢？他就是在新内阁中任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的吴作栋。吴作栋被选为总理职位的接班人，不是由李光耀个人指定的，而是按民主程序确定的。
陈庆炎是新加坡四大银行之一———华侨银行原董事主席，著名老银行家陈振传的侄子。他1940年生于新加坡。从政之前，任新加坡银行公会主席、亚洲银行理事会第一任主席等职。后经财政部长韩瑞生的说服动员，才放弃高薪高职出来参政。1979年2月在国会补选时，当选为国会议员。
李光耀对陈庆炎的才干和人品极为赏识。1980年5月，他在宣布陈庆炎即将出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校长时说：“在过去16个月中，我们曾共同讨论我们的教育问题，他懂得我的想法”，“我对他完全有信心。”
不久，陈庆炎又被任命为教育部长。1981年7月改任贸易及工业部长。1983年兼任财政部长。1980 年、1982 年和 1983 年，陈庆炎连任人民行动党第一助理秘书长。1984年任党的副主席。
李光耀当时为什么把陈庆炎排在第一位，把吴作栋排在第二位呢？因为他考虑到吴作栋虽然头脑精灵，思想敏捷，也能当机立断，但作为领袖还不够冷静，尤其是他想讨好太多的人。如能改正这些不足，那就是很够格的人选了。
吴作栋果然不负李光耀所望。他凭着非凡卓越的才干，很快在诸多新秀中脱颖而出，成为佼佼者。在1980年和1984年的两次国会选举中，他都是党的竞选事务委员会主席，主持遴选候选人和大选等工作，为人民行动党赢得大选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1985年3月，人民行动党成立党部执行委员会，具体执行党内的领导工作，吴作栋成为该委员会的负责人。
1984年大选后，陈庆炎经过自我评估，认为吴作栋比他更适合担任总理职务。他主动向李光耀提出，决定退出总理人选。李光耀对陈庆炎的谦让精神表示赞赏。他在1988年的国庆演说中说：“他们是了不起的一群人，他们不为权力而疯狂，他们要做一番好事业，他们不想从事一项他们自认无法奉献自己聪明才智的工作，他们是尊贵的人。因此，他们自行决定，第一人选吴作栋，第二人选王鼎昌。”
在1984年当选的国会议员中，有一个人格外引人关注，他就是李光耀的长子李显龙。他生于1952年，1974年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和其父一样获一等荣誉学位。他才气横溢，颇具其父风格。自幼聪明好学，14岁就能流利地说英、俄、马来语和中国普通话。
李显龙在步入政坛前一直在军界服务，任新加坡武装部队参谋长兼联合行动策划司长，准将军衔。1984年经过人民行动党挑选，他作为“新秀”之一被确定为国会议员候选人。同年9月，退役，但保留军衔，从此步入政界。1985年新加坡经济大滑坡时，他被委任为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带领八个小组，克服种种困难，找出经济衰退的原因，提出解决办法，为新加坡迅速摆脱困境使经济重新腾飞做出了巨大贡献。1986年2月，李显龙升任贸工部代部长，不久又晋升为部长，同时兼任国防部第二部长。在人民行动党内，他先后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副主席、秘书长第二助理，成为地位仅次于李光耀和吴作栋的第三号人物。
对李显龙的从政和迅速擢升，国内外有种种议论，也不乏贬抑之词。对此，李光耀坦率地说：“李显龙进入政坛与我没有联系，但也不完全毫无联系。因为可以说，我影响他的观点，塑造他的政治哲学形象。所以，他的一切可能带给我荣誉，也可能使我名誉受损。作为父亲，我必须面对这一事实。显龙能否成为领袖，必须让他凭事实来证明自己的才干，他的前途完全取决于新加坡人如何看待他而定。”
1988年7月，李光耀在答日本记者问时又明确指出：“第一，总理这份工作不是个人的财产，我不能传给我的儿子；第二，即使我能够这么做，对我对国家也是不好的。我倒希望我的儿子不继承我，比较好的做法，是让非李家的人来继承。”
李显龙也曾就此问题阐述过自己的观点。他说，谁能当总理，“我们不能决定，只有那位向人民展示有能力，有本事而又逐渐获得权力的领袖才能成为总理”。1988 年7月20日，他再次表示支持吴作栋。他说：“他是接任总理职务的最合适人选，我支持他，愿为他工作。”
其实，唯才是举，荐贤不避亲，也是杰出政治家应有的胸怀和气魄。
1989年11月26日下午2时40分，李光耀来到总统府，向黄金辉总统递交了辞呈。他在辞呈中写道：“由于这是31年以来，总理一职首次换人，我尽力确保这项转移权力的工作能顺利进行。吴作栋和我曾携手共同努力以达到这个目标？？我谨此呈上我和我的政府的辞函。这项辞函将从1990年11月28日（星期三），当新总理宣誓就任时生效。”
11月27日，黄金辉总统复函李光耀，接受他的辞呈。在复函中，黄金辉总统高度评价了李光耀为新加坡所做的一切。他真诚地说：“我代表新加坡人民感谢您过去31年来任总理期间，以无私的献身精神，建设现代新加坡。我了解您为了确保转换领导的过程能顺利进行，而付出不少努力。您训练年轻一代领袖接管政府的远见，以及您自愿卸任，让自己的继承人出任总理一职，是举世无双的一项非凡做法。领导层成功地换人将能确保新加坡的稳定和进步。”
当日中午，吴作栋离开国防部办事处，来到总统府会见黄金辉总统，接受出任新加坡总理的任命。当他从黄金辉总统手中接过委任信后，庄重地说道：“责任现在已经转移到我的肩上，而且这是一项重大的责任。我将尽每一份力量来执行这一责任。我很庆幸我的同僚可以在工作上协助我。在我们同心协力下，我们可以在李总理所建立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11月28日，新内阁在黄金辉总统主持下宣誓就职。吴作栋在政府大厦会议厅举行的宣誓就职仪式上说，他的任务就是要在李光耀总理执政期间所取得的成绩的基础上，继续努力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精神和物质生活水平，加强同东盟国家的合作，努力使新加坡更加繁荣。
李光耀的交班任务已经完成。但他并没有离开政坛，而且在吴作栋的内阁中担任内阁资政，继续为新加坡奉献着自己的聪明才智。李光耀已同新加坡融为一体。这里凝聚了他全部的心血、情感和智慧。新加坡是他的骄傲，是至高无上的，他将永远保护它，捍卫它，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