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居卑而后知登高之为危，处晦而后知向明之太霭；守静而后知好动之过劳，养默而后知多言之为躁。
“译文”
站在低矮处然后才知攀登高处的危险性，在阴凉处然后才知过分光亮的地方会刺眼睛，保持宁静的心情然后才知道喜欢活动的人太辛苦，保持沉默心情然后才知道话说多了很烦躁。
“解说”
养生，一定要看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不是亦步亦趋地摹仿几个形体动作就了事，这样说，并不是想把养生学复杂化，事实上，养生学就是要求人们在动态中去做养生实践。
一个人身居平安的环境，最是容易滋生惰性，致使人的心性指令人体的各机能疏忽于防范，也就为外邪的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古人说，“养生之道，以不损为要。延命之术，以有补为先。居安思危，而防于未萌。”一个人要想不损人体之精，就首先要做到“防于未萌”。当代医学认为，养生学是建立在辩证法的基础之上的，而居安思危正是辩证法在养生实践中的具体运用。身居安稳的环境，先就要了解人处于危险之境的情况，因人在危险之境中常常保持警戒之心，“越是最危险的也就越是安全的”。当然，身居我们这样安稳的时代，养生者不必硬要去寻找危险之境去学习经验。危险只在人们疏于防范时才到来，所以，居安思危是要求养生者不要疏于防范。
一个人的生活混乱，他的身心健康都会受到严重损害。一个人过着混乱的生活，他就常处于疲惫之中，他的形体必然受累而伤气损精。心神由于受到不断的干扰，它就无法静下来凝聚精气，这样，人体三宝的精、气、神都无静无根，必然会大量消亡。这就跟自然天气变化一样，若是冬天反现烈日暴晒而春日又冰冻三尺，那么自然万物也就无法完成生、发、收、藏的生长过程了。可见，只有顺自然之理而养，才能获得人体健康。当人处于乱境时，我们就要改变这种状况，力求建立一种与自己身体相适应的生活秩序。因为，人体各机能都是按自然运转秩序而运转的，养生者制定出自己的一套生活模式，是养生的有效途径。
“例解”
荀息智谏晋灵公
春秋时代，晋国的晋灵公是个不听别人的意见，只顾自己享乐的国君。为了个人享乐，他浪费许多钱财，要建一座九层高台。由于建台费用太大，劳民伤财，大臣们纷纷反对。晋灵公怕人提意见，便下令：“谁来提意见，就杀谁！”
这时，有个机智的大臣荀息求见晋灵公。晋灵公手持弓箭见他，说：“你不怕死吗？”荀息说：“我不是来提意见的，我是做个奇特的游戏给你观赏的。我能把十二颗棋子堆起来，还能在上面加九个鸡蛋。”晋灵公觉得好玩，便笑着要荀息表演。荀息果然巧妙地将九个鸡蛋高高地叠在堆成一堆的棋子上面。晋灵公看了连声惊叫：“危险！危险！”荀息却说：“还有比这更为危险的事呢！浪费那么多钱财，花三年的功夫也不一定能将九层高台建成。还将使男人不能耕田，女人不能织布，国库自然跟着空虚。邻国就会乘机攻打进来，那时候国破家亡，不是比这几个鸡蛋更危险吗？”晋灵公听了如梦初醒，赶紧下令停止建筑高台，并重重地奖赏了荀息。
已经用不正当的手法将国家弄进危险境地，灵公自己却懵然不知，这不就是助长了这种危害性的蔓延吗？事物的矛盾变化，只要某一因素开始扩展，就必然会引起事物质的变化。养生者必须明白这个道理，然后用之于养生的实践，这样就能避免身体遭受意外的损害。
管仲曲谏齐桓公
春秋时期，齐国国君桓公执政，他打算游历齐国的东部，问相大夫管仲：“我准备出游，往东到芝果，再转琅挪，可是司马却对我说，应当做得像先王生前出游一样。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管仲回答说：“凡国君出游，分为‘游’、‘夕’、‘亡’、‘荒’四种。春出，要留意百姓在农业生产上有没有困难，对有困难的设法帮助，这叫‘游’，秋行，要留心农民的收成情况，对不足的给予补助，这叫‘夕’，如果带上大队人马出行，一路上光是吃喝游玩而开销于民，那就叫‘亡’，如果再恣意游乐，留恋在外，长久不归，就叫作‘荒’了。以前先王出行，对人民负有‘游’和‘夕’的责任，而自己却从没有‘亡’和‘荒’的行为。”管仲对桓公说：“饮食起居，是用以保养人的心性，好恶、喜怒、哀乐称为人的六气，是由心性产生的情感变化；能聪明地处世待事，是心性培养的功能。所以，圣人对自己的饮食起居都讲究调节，安排得合理而有规律，以控制住六气的变化，严禁美声女色过分侵蚀，并且不作出邪僻的行为，不说背理的言论，静养心性所以才称得是圣。圣者具有‘仁’和义，仁出自于内心，义施行于身外，要达到仁，就不能利用王位去谋取私利，猎取私名；要做到‘义’，就不可取代他人而自立为王，年过七十就应该交出政务。因此，圣人总是崇尚修养德性而轻视建树功业，重视道而轻视物利。道德在身，就能不被物利所诱惑？？”
遵守自然之道，行仁义之德，不去制造混乱的秩序，也不胡乱行动，就能颐养天年了。同样，身处于混乱恶劣的环境，人们就要按道的精神去治理，将不利的因素变化有利生命的条件，并为养育生命充分利用。
强暴不足惧 惠民为己任
蒙古政权在与金、宋争夺全国政权的过程中，常年与金、宋军队争战。蒙古军队所到之外，动辄屠城，“凡城邑以兵得者，悉坑之”。凡是遇到抵抗，除工匠之外，男女老幼，一律杀光，如保州被屠，“尸积数十万，磔首于城，殆与城等”。中原百姓深受荼毒，生民百不遗一，城池衰败，人民生活和生产都受到极严重的破坏。但也有些蒙古政权官员，特别是投降蒙古政权的汉族官员，在攻城略地的同时，能够以安民惠民为己任，采取措施安定民心，恢复生产。董文用就是一位这样的官员。
董文用字彦材，家为河北大姓。其父董俊投降蒙古政权后，被木华黎授予龙虎卫上将军，行元帅府事，后在攻打金都汴京时战死。当时董文用只有十岁。其兄董文炳久典重兵，官至中书省左丞、签书枢密院事，深得元世祖宠信。文用因其父兄的缘故，很早就在朝廷任官。至元元年（1201），他出任西夏中兴（今宁夏银川市）等路行省郎中，元世祖任命他为此官，意在安抚当地百姓。中兴地区在元世祖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时，曾受亲阿里不哥的蒙古大将浑都海控制，双方在这一带交战，百姓为逃避战祸，相率逃往山中，中兴地区一片荒凉。浑都海兵败被杀，此地百姓仍不敢出山复业，唯恐再受迫害。董文用到任后，首先发布文告，张贴在通衢要道晓喻逃民，要他们回乡务农，政府决不迫害，逃民才安下心来。他又下令开通唐来、汉延、秦家等渠，灌溉农田，中兴、西凉、甘、肃、瓜、沙等州的很多田地都变成水田；山中逃民四、五万人都回到家乡，董文用下令全部发给种籽、农具；还命令造船只停在黄河上，以接收当地各部落民众和溃散后投降的敌兵。这些措施深得当地民心，受到百姓的欢迎。当时诸王只必铁木儿镇守中兴等路，其部下骄横不法，到地方官府强行索要财物，地方官府感到十分头痛，董文用便在官衙中坐等，来者都被他依法驳回。这些人达不到目的，十分怨恨董文用，便到只必铁木儿那里告黑状。只必铁木儿见一个汉人地方官竟敢对抗王爷，大怒，派手下去质问董文用，意欲置其于死地。董文用毫不惧怕，正气凛然地说：“我乃天子命吏，非汝等所当问，请得与天子所遣为王傅者辨之。”只必铁木儿只好派王傅讯问。董文用对他说：“我汉人，生死不足计。所恨者，仁慈宽厚如王，以重任威镇远方，而其下毒虐百姓，凌暴官府，于事体不便。”然后一一列举只必铁木儿部下的罪行。王傅以此回报只必铁木儿，只必铁木儿也有所觉悟，立即把董文用召来，道谢说：“非郎中，我殆不知。郎中持此心事朝廷，宜勿怠。”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谗言能够中伤董文用，行省的政令也能够广泛有效地执行，中兴等路在董文用等省臣的努力下，逐渐安定下来。
元世祖知董文用任官以安民为务，所以常派他到动乱地区安定民生。至元八年（1271），元置司农司，以督率农业生产。董文用被任命为山东东西道巡行劝农使。山东叛乱后，生产受到严重破坏，土地荒芜，百姓流离。董文用到任后，巡行各地劝勉农耕，走遍山东各地。进入登州地界，见田地都得到开垦，野无旷土，因而作诗表彰移刺知州。由于董文用的努力，山东地区的农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五年之间，“政绩为天下劝农使之最。”至元十三年（1276），董文用被任命为卫辉路（治今河南省汲县）总管。卫辉路为南北交通要道，每次战争，当地百姓都被征发为兵，“民为兵者十之九，余皆单弱贪病，不堪力役”。当时，元军刚刚灭掉南宋，把江南的金玉、财帛以及临安宫中的珠宝、图籍统统运往元朝都城。卫辉路的道上，运送车辆日夜不绝，地方负责守护、运输的力役，每天都在千人以上。董文用对此十分忧虑，对人说：“吾民弊矣，而又重妨耕作，殆不可。”于是对主持转运的官员说：“州县吏卒，足以备用，不必重烦吾民也。”这位官员说：“汝言诚然，万一有不虞，则罪将谁归！”董文用当即写好书面保证，并列具官名、姓名。于是力役罢止，百姓因而得以按时耕作，不违农时；往来运输也没有中断。后来朝廷命各州将江淮地区的粮谷运到大都，卫辉路需运粮十五万石，董文用说：“民籍可役者无几，且江南风水，舟不能以时至，而先为期会，是未运而民已困矣。”于是邀请周围各路长官会商，实施驿置法，使百姓免受骚扰。
董文用任礼部尚书，知秘书监时，中书右丞卢世荣因为善于搜刮钱财而得到元世祖宠信。他暗中与一些贪私阴刻之徒结成私党，想方设法盘剥百姓，以邀取功名，还大言不惭地说：“我立法治财，视常岁当倍增，而民不扰也。”元世祖听信他的大话，下令群臣商议。众人慑于卢世荣的气焰，都不敢表示异议，而董文用质问卢世荣道：“此钱取于右丞之家耶？将取之于民耶？取于右丞之家，则不敢知；若取诸民，则有说矣。牧羊者，岁尝两剪其毛，今牧人日剪其毛而献之，则主者固悦其得毛之多矣，然而羊无以避寒暑矣，即死却尽，毛又可得哉！民财亦有限，取之以时，犹惧其伤残也。今尽刻剥无遗，犹有百姓乎！”一番话问得卢世荣哑口无言。丞相安童当时在坐，称赞董文用说：“董尚书真不虚食俸禄者。”与会大臣对董文用说：“君以一言，折聚敛之臣，而厚邦本，真仁人之言哉。”董文用在朝中任官，一贯以惠民便民为居官的原则，朝廷中凡有不利于百姓的政策，他都极力谏诤。出外任官，则多行惠政。至元二十二年（1285），他出任江淮行中书小参知政事。元世祖下令在宋朝故宫旧址上修建佛塔，负责的官员全力督办。当时正下大雪，天冷路滑，工匠们进山伐木，冻死者达数百人。而官员督责建寺，毫不松懈。董文用见主持者过于严酷无情，便说：“非时役民，民不堪矣，少徐之如何？”主持官员则说：“参政奈何格上命耶？”他回答说：“非敢格上命，今日之囤民力而失民心者，岂上意耶！”那个官员无话可说，只得宽限工期，不再逼迫民工入山伐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