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铁血锄奸
抗日战争以前的几年中，军统一直特别重视上海地区的工作，最主要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共中央曾设在上海，从这里领导全国的党组织进行了多年的革命斗争；另一方面是由于各民主党派与进步社团以及反蒋人士等，也借助租界的掩护，开展活动。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前身）成立时，蒋介石所交给的两大任务，一是反共，一是排除异己，以巩固他的独裁统治。
早在特务处成立之前，戴笠就派了翁光辉等人到上海开展活动。特务处成立之后，建立了上海区，翁光辉为区长。特务总数在30人左右，一般从事情报收集工作。当时情报的主要来源是依靠由区所直接掌握的“直属通讯员”。这些人大多是各方面向戴笠或区长推荐的，有固定的公开职业，与各方面关系较多，一般都是由区长、书记和交通去联系，他们开始是兼差，慢慢就成了专业特务。1934年，上海区改由吴乃宪任区长，但是上海区对付中共的工作成效还是很小。1935年秋冬，王新衡接任上海区区长。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前，蒋介石决定在9月初，建立一支队伍来对付上海日益猖獗的间谍和汉奸活动。军事委员会拨款50万元，成立了“非常时期服务团”，由八十七师师长王敬久负责此事。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这块“孤岛”对军统来说意义非凡。一方面在华界活动的军统特工碰上风紧的时候，可以随时撤入租界喘息，另一方面租界生活消费环境更为舒适，许多汉奸和日本居民经常到这里活动，甚至把家安在这里。这里自然成为军统特工对其发起攻击的良好地点。
军统局在上海建立“上海区”，站长是周道三，它直属军事调查统计局，情报工作“行动”一环是由戴笠亲自指挥，特务多至千余人，除了干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勾当外，对为虎作伥的汉奸卖国贼也进行恐怖暗杀活动。上海区在戴笠的指挥下，进行了一系列的除奸破坏和情报收集活动。
这时，军统已在上海开展铁血锄奸活动，暗杀了一些大小汉奸，如伪上海市民协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顾馨一、“黄道会”会长周树人、伪维新政府外交部长陈箓等，其他如伪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周文瑞、伪和平运动促进委员会委员长李金标都差点送了性命。从1937年底至1941年底的四年里，军统在上海的暗杀行动就有150余次。1939年2月19日，军统上海区行动组长刘戈青授命刺杀南京伪维新政府外交部长陈箓是其中最为轰动的事件。
刘戈青，原名刘国兴，台湾省云林县人。其父刘建寅，世代居住在台湾省云林县。日本人占据台湾时期，他聚集了一帮弟兄和日本人作战，曾杀死6名日军和警察，自己也身中6刀，大难不死，逃到厦门。1935年，刘戈青毕业于国立暨南大学（时在上海），获学士学位。1935年夏，他偶然碰到戴笠，在二十八岁那年加入了军统，被分配到军统上海区工作。先后在站长王天木、梁干乔和周伟龙手下工作。一直担任行动工作。刘戈青的背景与军统中的大多数同僚不同，他既不是黄埔系的，也没有什么老乡关系，从各方面看都不是军统核心圈内的人。可见刘戈青对军统的忠诚不是派系的产物，而是基于他真正地倾心于戴笠所推崇的侠义之道。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之后，刘戈青担任少校队长在大场附近负责战场侦察和防范汉奸活动。其间，戴笠在上海策划了一场和日本老牌特工楠本的特工战，刘戈青是参加战斗的人员之一。1939年2月18日，刘戈青和同伴暗杀了维新傀儡政府的外交部长陈箓，自此英名远扬。
陈箓，1877年出生，字任先，号止室，福建闽侯人，早年肄业于福州马江船政学堂，后留学法国巴黎大学，因翻译《法国民法》成名，1907年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归国后步步高升，历任清政府修订法律馆纂修、法部主事、外务部郎中、代总长、驻法公使等职。他也曾在外交史上有过贡献。1915年，陈箓任驻库仑办事大员，与俄国进行了艰苦的谈判，迫使外蒙取消独立，承认中国的宗主权。
1928年后，在上海赋闲，改任律师，1934年曾担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顾问。1937年上海、南京沦陷后，年已六十的陈箓已经退休。1938年，梁鸿志在南京组织伪政权维新政府，陈箓不甘寂寞，落水为奸，与梁鸿志、温宗尧等人筹组伪维新政府，甘当日本人以华制华的汉奸傀儡，出任其外交部长，地位仅次于梁。
他还凭借以前在北方任职时的关系，斡旋于南京伪维新政府和北平的傀儡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之间，极力说服梁鸿志和王克敏南、北两个汉奸政权合流，以扩大伪政权的力量。出于对汉奸的惩戒目的，军统局下达命令，命令上海区制裁陈箓。
刘戈青是奉军统上海站站长王天木的命令行动的。王天木对刘戈青说，能干掉陈箓的话，对振奋民心士气大有好处，可是觉得此行凶多吉少。刘戈青认为不会这样严重，只是需要一些枪支。王天木叫来了管枪支的林之江，林之江满口答应没问题。
1939年2月中旬，春节之前的上海，寒冷萧瑟的冬天。刘戈青从南京的日伪内线处得知：南京伪维新政府的外交部长陈箓，即将回上海过年。早已奉命制裁汉奸陈箓的刘戈青，冒着风雨，叫了辆人力车，直奔法租界霞飞路上的东昌饭店，会合住在该处的军统行动人员徐国琦、朱山猿等人，商议刺杀行动方案。
陈箓上海的家在愚园路668弄25号，紧靠镇宁路口，处于华界和公共租界的交界处，是一栋三层的小洋楼。1939年2月18日是农历大年三十，陈箓从南京于下午3点抵达上海北站，然后安全回家，放鞭炮，吃年饭，自有一番热闹快活。而刘戈青带了几个临澧训练班的毕业生，朱山猿、平福昌、谭宝义、徐国琦和尤品三已经开始了行动。当陈箓祭祖时，刺客开枪，陈箓倒在地毯上，被一阵弹雨射死。为了警告想当汉奸的人，刘戈青留下“签名”，用毛笔在白纸上写道：“共除奸伪，永保华夏。蒋委员长万岁，中华民国万岁！”陈箓的儿子在楼上，知道客厅里发生了变故，于是从楼梯上往客厅打枪，刘戈青对着楼梯放了三枪，一边对客厅里的其他人说，不关你们的事，不要怕，一边带着人迅速撤退。次日，在上海倾向抗日的报纸头版纷纷用大标题刊登了刺杀事件，称其为重庆政府对汉奸的第二次打击。一家报纸模仿武侠小说中章节标题写道：“汉奸陈箓夜登鬼录，飞快将军从天而降。”
刺杀陈箓非常成功，当时没有给警方留下任何破案线索。总之，军统对汉奸的惩治还是比较成功的。这时候，张啸林也已列入了军统暗杀之列。杜月笙的门徒，时任军统上海行动小组组长的陈默，具体负责执行对张啸林的“制裁”。
（第二节）兄弟阋墙
在上海成立“行动小组”时，杜月笙的门人纷纷加入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阵营，大搞“铁血除奸”恐怖活动。张啸林现在已成为他们狙击的重要目标。戴笠便请杜月笙介绍一位负得起责的人，担起这个出生入死、冒险犯难的要紧任务。
戴笠对杜月笙道：“这里不用多久就是抗日的最前线，我准备在这里组建一支专门执行特殊任务的‘行动小组’，我想三哥帮我找几个在这里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这样也不大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杜月笙想了想，道：“我这里有个人跟了我十几年，说老实话，不是国家危难，这个人我真不舍得给你。”说着喊了一声：“陈默！”
一个中等身材、精神抖擞的小伙子走了进来，杜月笙便向戴笠介绍了陈默：“这人叫陈默，字冰思，是我的得意门生，在军校高校班受过训，抗战之前在做上海警备司令部稽察处经济组长。更理想的是他有军事训练基础，条件非常适合。”
戴笠淡淡一笑，道：“外表还可以，不知道他有什么本事？”陈默给戴笠露了一手：腾身跃起，一眨眼，握在右手的袖剑离戴笠咽喉只有不到一尺，戴笠身后闪出一粗壮大汉想阻挡，被踢飞在地上。戴笠大为赞赏，陈因此加入军统，担任了军统局上海行动小组负责人。
陈默奉杜月笙之命，上海行动小组和忠义救国军老干部严密配合，制裁敌伪的除奸工作自此轰轰烈烈地展开。从1938年元月到1939年底，他们一共制裁了62名日本人、大汉奸，在上海工作站的指挥之下，他们从事过22次造成敌人重大损失的破坏工作。这些忠肝义胆、慷慨激烈的热血男儿，炸仓库、烧机场，当成了家常便饭，杀人放火，如入无人之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