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月，叶楚伧被选为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并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常务委员兼青年妇女部长。1925年参加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的西山会议，被选为西山会议派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其所主持的《民国日报》也为西山会议派所控制。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上予以警告处分。2月声明不再参与西山派活动后，到广州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北伐战争时任职于蒋介石总司令部，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联席会议秘书长，上海临时政治分会委员等职。
1927年，叶楚伧参加清共的四一二事变。1927年7月在南京任国民党中央工人部代理部长。1928年后，历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江苏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江苏省政协主席、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立法院副院长、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兼秘书长等要职。
总的来说，叶楚伧可算是国民党中的一个大员了，能经常光顾181号大赌场，对外的影响自然是很大的了。
至于邵力子，也不是一个寻常人物。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着名人物，也是近代中国新闻史上的一位着名报人。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有所谓“浙江二邵”之称，这是指浙江人邵飘萍和邵力子，他们都曾是中国新闻史上的一代巨擘。他是中国国民党的元老，又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是一位兼有双重党籍的人物。
按说像邵力子这样的国民党大员，应该是很忙的，又远在西北，可是也曾光顾过张啸林的大赌场。还能说什么？只能让张啸林好好地大发其财吧！当时张啸林的大赌场除了和赌客对赌赢钱获利外，其敛财的主要方式是对赌徒的赌资进行抽头，抽头比例高达十抽一。张啸林能不大发其财？
（第五节）招来杀手
1933年3月底，张学良住进了张啸林的181号大赌场，当天就有人给张学良住处送了一个没有引信的炸弹。张学良慌了，请杜月笙和张啸林帮忙找出幕后的人，杜月笙和张啸林查出来了：是王亚樵干的事情！那么，王亚樵为什么要对张学良这样做呢？
张学良和王亚樵何许人也？张学良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风云人物。他个人经历坎坷，他的命运随着中国的命运而起伏。他是“民国四公子”之一，是中国现代史上着名的军人与美男子。
1928年6月3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张学良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开始统治东北。
张作霖被炸死后一星期，面对日本人的步步紧逼，张学良毅然决定倒向南京，青天白日旗在东北飘起。7月1日，张学良向国民政府发出《绝不妨碍统一电》，促使中国从形式上走向统一！后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陆海空军副司令。易帜以后，张学良积极对抗日本。在他的主持下，东北各省设立了国民党省党部，国民政府在东北建立了新的交通委员会，营建自己的铁路系统和电信系统，发展葫芦岛港以对抗日本治下的大连港，拒绝延长日本的租借地，禁止当地群众为日本人工作，以制止日本人在东北的矿山开采和森林采伐。在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下，东北有大量日籍朝鲜人失业，山东（特别是青岛）的日籍朝鲜人则大量移民东北，加剧了南满株式会社的危机。
同时，在蒋介石的强力支持下，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革命外交”政策，意图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国家各项权益，“强硬对抗苏俄”。故提出要取消苏联在东北的特权，查封哈尔滨苏联商业机构，开始着手收回中东铁路。然而，1929年8月14日，斯大林命令苏联军队沿中东路一线向东北进攻，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败给苏军。张学良被迫在伯力签订议定书，恢复苏联在中东铁路的特权。
中国国民党内北伐后失势的国民党左派领导人汪精卫联合反共右倾西山会议派和亲国民党军人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张发奎发起夺权挑战蒋介石中央政府，决定发动战争。1930年4月1日，阎锡山就任“中华民国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就任副总司令，三人分别在太原、潼关、桂平宣誓就职。冯玉祥在就职宣言中指斥蒋介石为国家动乱不安的祸根，历数了蒋介石践踏民主、弄权卖国的种种恶端，并发誓要为国家除此祸害。1930年4月5日，蒋介石下达“讨伐令”，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之间的军阀混战全面展开，史称中原大战。中原大战是北伐统一全中国之后国民党内最大的内战，战事蔓延河南、河北、山东、湖南、湖北，各方投入兵力超过130万。
中原大战爆发后，东北边防军司令张学良成为交战双方竞相争取的对象。北平反蒋派任命张学良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国府委员，蒋则任命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并让出青岛地盘由张部接防，还任命张部于学忠为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为河北省主席，王家桢为外交部次长，又以3000万元巨款收买。当战争向有利于蒋军发展的形势下，一直保持观望态度、有举足轻重作用的张学良，在蒋介石的拉拢下，通电拥蒋，率兵入关，占领天津、北平，致使阎锡山军退回山西，冯玉祥军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冯、阎两军中的许多官兵纷纷倒戈投蒋，整个战局急转直下。迫于形势的发展，冯玉祥于10月23日通电下野，部队由张学良收编，阎锡山也于11月4日宣布辞职，部队听候蒋介石的编遣。至此，历时半年有余的中原大战宣告结束。
1931年7月中旬，在北平的张学良得到一个重要情报——日本关东军将要在东北发动侵华战争。当即通过电话向蒋介石告急：“日寇并吞我东北之野心早存，现又处心积虑挑起事端。”特向蒋介石请示应变对策。蒋介石不但不支持东北军抗日，反命令张学良从关外调兵帮他进剿河北的石友三。东北兵力一调再调，日军的挑衅便再无顾忌了。张学良一再提醒蒋介石说：“东北之安全，非武力无以确保，赶紧拿个主意吧。”蒋却一再指示张学良说：“要避免引起冲突，现在还不是与日本人作战的时候。”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就借口一名军官中村震太郎失踪而挑起事端，发动九一八事变，对中国东北发动袭击。
在抗日问题上，张学良打定主意服从中央。而此时的中央，根本没有对日开战的实力和准备。张学良在未向南京国民政府请示的状况下，向东北军下达了“不抵抗”命令；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张学良也仍然坚持“不抵抗主义”。
实情是这样的：蒋介石希望东北军正面抵抗日军，不但可以借此削弱东北军地方势力，中央政府正好也可以全力剿共，一举两得，在掌控全国方面有更为实质性的进展。但张学良从地方利益和个人私利出发，不愿意独自承担责任，放弃了抵抗。所以，张学良的做法被称为是“拉全国人民一起上吊”。日本关东军随后以1万余人进攻有14万人的中国东北军，并在短短半年内占领东北三省。
然而，关于九一八事变的中国军队不抵抗，使得东北沦为日本人长期占领地，张学良与蒋介石，到底谁下了“不抵抗”命令呢？看法不一：
一种说法：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将军等在北平，一夜之间，十几次发电向南京蒋介石请示，南京方面却若无其事地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日军。还说，蒋介石不抵抗命令的电文，至今还保存着。这段话言之凿凿，说得十分明白，加上说此话的又是张学良的机要秘书，因此许多人对此深信不疑，都在文章和着作中加以引用，影响甚至波及海上，并由此得出结论：蒋介石是不抵抗主义的始作俑者，而张学良不过是执行者，这几乎成为国内现代史学界的一致看法。
在此之前，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进攻一直采取不抵抗政策。事变发生前，蒋介石于8月16日致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东北军部队多次接受不准抵抗的训令，在日军突然袭击面前，除小部分违反蒋介石的命令英勇抵抗外，其余均不战而退。
然而，直到今天，始终无法找到任何一份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当时命令张学良不抵抗的电报或手谕。从时间节点上看，9月18日，蒋介石正匆匆登上永绥号军舰离开南京前往南昌督剿江西境内的红军。19日凌晨南京中央党部接到张学良报告九一八事变情况电报时，正在舰上的蒋介石还对此一无所知。19日永绥号军舰到达湖口，蒋介石才得知消息。他随即改变原定计划，决定抵南昌后坐飞机回南京。
19日晚8时左右，蒋介石在南昌给张学良发出了事变后的第一封电报，全文如下：
限即刻到。北平张副司令勋鉴：良密。中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昨夜进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借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避之。近情盼时刻电告。
中正叩。
由此可见，蒋要张学良“近情盼时刻电告”，其中并无下令不抵抗之语。
而且所谓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方针，其前提是将九一八发生前后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单纯地视作前者绝对听从后者的指示命令，这未免将蒋张之间的关系看得太简单了。事实上，东北易帜这种统一在相当程度上还是表面的、形式上的。当时国民政府的号令并不能畅通无阻地行于全国，一些地方军政势力拥兵自重、自成体系，东北当局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当时亦是如此。如果蒋介石致电至张学良让其不抵抗，张学良就如此地听话？你是老大你说了算，你说不抵抗我就不抵抗。张学良会如此听话吗？东北是他张学良的根啊，要是他张学良自己想抵抗，他会听蒋介石的话吗，蒋介石能命令到几十万的东北军吗？不可能，东北军只听他张学良一个人的。而蒋介石当时身为中国第一人，可是他的政令出了自己的控制区后就没用了，作为蒋介石甘心吗？当然不会甘心，所以他天天想着如何灭掉那些军阀们。当他知道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巴不得东北军和日本关东军干上，最好是两败俱伤，到时他的中央军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北上进入张学良的地盘了，他的中央军就可以坐收渔人之利了，而那时的张学良可以去养老了。
另一种看法：张学良此后在不同场合说：“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与蒋先生无关”；（对汪精卫说）“蒋先生在信里让你跟我商量，蒋先生要给我下命令，那我没法子，那我就打。你为什么不给我下命令？你既然这个事情让我自个儿自动，我不干。你真要打，那我打。你不介入，让我敷衍一下子，舍掉我（那我不干）。让我的部下打一下，让我的部下拿生命来换你们的政治生命？我张学良从来没有靠牺牲我部下的生命，来换取我的政治生命。为这事，你中央政府也好，你也好，都别来找我！”张学良还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
据上所述，九一八事变时，东北的沦陷责任在于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实属无疑，那么张学良为什么实行不抵抗主义呢？主要是张学良没有认清日本的侵略意图，以免事态扩大，达到大事化小之目的。他多次说：“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张学良将其失误归结为一点：判断失误，没有看清形势，没有看明白日本人的真正用心。张学良根据以往的经验，错误地判断所有这些行为都是日军的挑衅，目的是为了通过挑衅引发冲突，进而获得新的特权和赔款。确实，当时在东北，此类挑衅事件不断发生。尤其是1929年以后，国民政府宣布要收回日本在东北的特权，这种挑衅几乎天天都有。
而且，中国没有做好抗日的准备，在此之前，所有的中日冲突均被当作地方事件处理。东北势必为日本的囊中之物，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九一八前，日本多次制造利用某些事件，想以此作为借口来发动战争，如“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等，作为中原大战之后中国的海陆空副总司令的张学良，拥有“相机处理”东北军辖区内的权力，他自然也明白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没有做好抗战的准备，自然是力避冲突。
还有，大军进京造成东北空虚：1930年9月20日，张学良接受蒋介石的邀请，入关武装“调停”中原大战。此次入关的东北军实力充实，可谓阵容空前。每个旅由三个团组成，旅直辖骑兵、卫队、通信、重迫击炮四个连，每团3500人，每旅1万多人。入关的东北军不但军容整齐，武器也最为先进，卫队使用的是清一色的手提机关枪，普通战斗部队士兵则一律为欧战后德国造新式79步枪。前后10余万东北军入关，令边防力量大为减弱，至九一八事变爆发，关外东北军仍大多集中在从山海关到辽河的北宁路沿线及中东路沿线等地，而在东北首府的沈阳只驻有17万人，与朝鲜接壤的国境线上更只有6000人，使得东北军在应付突发事变时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张学良知道如果此时抵抗必败，他在东三省的势力以及在国内的地位将不保，因此宁愿采取不抵抗的政策。
另一个原因自然是保存实力了：如果东北军抵抗，“孤军作战、我小敌强”，无非是白白送死。张学良毕竟还是军阀，当时国民党内部纷争不断，国共两党的军队在江西等地大动干戈，还谈不上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此时的蒋介石实行的是“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实行这一政策的结果是，更加深了国共矛盾，更加深了军阀之间的分裂与对抗。无论是蒋介石、张学良，还是其他军阀，都深谙军事实力之奥妙，故在当时的中国的实际情况下，都要保存自己的实力。对敌作战谁也不肯全力以赴，这就是张学良不听蒋介石的命令而主动从锦州及东北其他军事要地撤退的真正原因。
不管怎么说，在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落下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除了丢掉东三省的地盘、钱财，被全国人民骂以外，其他的几乎没有多大的损失，最大的资本军队保住了，最后换了个地盘接着做他的东北军总司令。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放弃东三省的大好河山，率军退入关内。1933年元旦，日军进攻山海关，得手后又兵分三路继续推进，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率部逃跑，以致日军仅用128人就占领承德，热河很快沦陷。张学良作为驻北平之华北国民党最高军政长官，又是防守热河的东北军的最高统帅，再一次受到朝野指责，国人不谅，舆论界也大加挞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