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下，中国伊斯兰教西道堂的创建，就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马启西顺应时势，脱颖而出，他以《古兰经》为号召，用伊斯兰教平等、团结、友爱的精神把一大群啼饥号寒的穆斯林团结起来，排除万难，过有组织的集体宗教经济生活。这在中国伊斯兰教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大创举，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努力，西道堂终于取得了自己应有的合法地位，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我国三大教派（格底目、依黑瓦尼、西道堂）与众多的门宦之林，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关注。
马启西，字公惠，号慈祥，经名穆罕默德·叶海亚，道号西极园，生于清咸丰七年（18）67年）。
马启西生活在清廷垮台前夕最黑暗、最动荡不安的年代，特别是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由于统治者蓄意制造的民族之间、教派门宦之间矛盾冲突及由此而引起的一系列令人痛心的仇杀，把战乱的烽火蔓延到洮州。马启西以不寻常的胆识与魄力在废墟上宏扬教义，振兴宗教。通过他的努力，把刘智及其他伊斯兰教学者汉译经典的真谛介绍给人们，为贯彻“以本国文化，发扬清真教学理”的宗旨，找到了一条可行的道路。
马启西幼年就从父母那里接受了很好的家教，得到了家庭对他的启蒙教育，稍长即在清真寺念经。他敏而好学，记忆过人，又受父亲耳濡面谕之训，经学成绩日有所进。11岁时，父母送他到旧城范玉麟先生处读私塾，不久又负岌本县新城店子村，求学于名儒范绳武先生门下。店子村离旧城80多里，他自带干粮就学，寄居民舍。有时风雪阻道，冷雨淋身。这种艰苦生活砥砺了他的进取之志，而越加潜心于深造学问。由于他天资聪颖，智力超群，见解独到，范先生曾誉为“好学之颜子”，并赞扬说“贤哉回也，论学问，我固尔师，论品慧，尔即我师”。在乡试时，马启西以优异成绩榜列童生第二名，其后在巩昌府（今陇西）应考，又获秀才第四名。本来他完全可以跻身仕途，争取功名，但他却放弃了对世俗利禄的追求，继续专心学习经文，并致力于汉译伊斯兰经典研究。他对王岱舆、伍遵契、张中、马注、马复初等人著作反复研阅，深入领会。其中对他影响最大、触动最深的莫过于刘智的《天方至圣实录》、《天方性理》、《天方典礼》和《五功释义》等典籍。他不但努力汲取这些经典里闪光的思想精华，也产生了将伊斯兰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用汉文汉语宣讲教义的新设想。经过充分准备，光绪十六年（18）90年），马启西在旧城西凤山麓自己家里开设私塾，命名为“金星堂”，传授刘智的天人性命之学，探寻“入道精蕴之域”。由于他广采、博览、精通诸子百家之学，所以认为“孔孟之说备天伦之道，而无穷神知化之学，老子之道近玄虚，不切实际。惟清真天方之教，认主独一，至贵至大”。他觉得以往有的阿洪向穆民宣传伊斯兰教知识，囿于本身经学基础薄弱，又不懂汉文，再加上用经堂教育方式进行，多有误讲或不彻底之处。西北回民因为历史原因，普遍缺少文化，在乡村及边远之地，几乎全是文盲，而在临潭此种情况更为严重，所以向群众灌输教义非常吃力。个别知书识文者，出自高门贵族，如凤毛麟角，与劳苦人家格格不入。马启西在回族知识分子当中，是一位有抱负的佼佼者，他的学习环境、成长史及受儒家思想熏陶等方面，与刘智有很多相似地方，在“以儒诠经”宏扬伊斯兰教的观点上，也与刘智见解完全一致。刘智著作在不失其伊斯兰教基本原则前提下，所体现的宗教思想的完整性、系统性和撰述中的构思立意、选材谋篇，都具有与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结合的显著特点，这是马启西推崇刘智学说的一个重要原因。他在讲学时，深入浅出，通俗讲解，循循善诱，吸引了听众的注意力，“信徒益众，大开讲席，发明身心、性、命之理，听者忘倦”。听讲的人数由起初的10多人，渐增到百余人，参加者由他的家属亲友扩大到汉、藏、东乡、撒拉等民族中的人民，地域由近及远，影响很大。
马启西的做法本无可非议，但因为认识上的局限性，宗教偏见和门宦势力的影响，回民内部参予宗教事务的一些人开始攻击他，迫使他数度迁徙讲经地点。最后不得已从他所在的北庄门宦脱离出来。从此他便在排斥、打击纷争不息的旋流中足足奋斗了20多年，直到他为阐扬伊斯兰教真理，鞠躬尽瘁以身殉道。
之后信教群众与日俱增，为了避免教派磨擦，马启西停止了学馆，隔绝人事，从光绪十八年（18）92年）起以10年的漫长时光坚持斋戒，坐静修功，砺磨身心，放弃世情，恭默思道。这10年使他有充裕时间，在面壁抚躬中，洗涤心灵，净化意识。他还朝夕不倦地研习阿文，努力提高经学水平，并以刘智的《性理》、《典礼》等经书与《古兰经》、《勒瓦一合》（昭微经）、《密尔索德》（道行推原经）、《喀飞》（礼法考源）等多部天方经典一一对照，推敲比较，深知刘智译著确无他个人的“私意穿凿”和随意发挥，书中“文理字句斑斑可考”完全可信。这样使他对“以本国文化发扬清真教学理”的主张更加充满了信心。他曾写了这样一幅对联：“读书得妙意，理合天经三十部，养气通神明，道统古圣百千年。”这是他认识的高度概括，其结论就是汉文译著与天经意合理同、道统与圣教千古相延续，亦是他立教布道的思想基础。
马启西作为一位虔诚的穆斯林，他对个人的功修要求是“修身以礼，明心以道，尽性复命，全体归真”。他这样写道：“清岂易清，欲清须一尘不染;真诚难真，要真宜万缘皆空。”通过“一尘不染”、“万缘皆空”的修炼功夫，以达到所渴望的“清”、“真”境界。他还有很多颇有寓意、内涵深刻的精彩对联，如“斯大明始足分映万灯，惟妙笔乃能装修两世”，“为性海、为灵根，代有无之妙用，曰元勋、曰首命，显动静之玄机”。这些对联，为我们提供了研究他宗教哲学思想体系的珍贵资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所具有的文化素养。他经常勉励教生：“既为教生，平日要存今日敬，审慎赞念，内里不洁外里空”，主张为人要“忠厚”、“和平”，作到“名实兼收，不独润身还润屋;经营俱到，真能成己更成人”。这里所谓的“名”即教乘，为明教之礼，“实”即道乘，为明道之理，“经营”即“尔买力”（干办），指功修而言。这些话，教民都作为座右铭，力践躬行。
马启西静坐功修期满后，继续开馆讲经，影响不断扩大，他的高尚品德和渊博学识赢得了人们信赖和尊敬，四乡八方听讲者络绎不绝，有些汉民、藏民也为其感化，参加了他的宗教团体。穷人自不待说，还一些腰缠万贯的商贾大户，也赉银万两携儿带妻作他的信徒。不可否认，就某种意义说，这是利用中国文化阐扬伊斯兰教义取得的成功。
为了谋求“两世幸福”，马启西深知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就不能开拓宗教事业，于是他把目光转向了具有雄厚潜力的洮河上游的荒漠原野和商业市场，动员鼓励教民过集体生活，自力更生开荒种地，往来经商。他自己带头将全部家产捐为公有，并在旧城首建“天兴隆”商号，正式投入商品竞争市场。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有人以“夜聚晓散，树党结盟，倡奇立异，惑乱人心”等诬陷不实之词，将马启西密禀官府。马启西开导众教生说：“道高而谤至，名成而毁随，不如此不足以判邪正。”官府听信其察，将他与六七名教生抓入监狱，颇遭皮肉之苦。后因据理争诉，以无罪获释。但情况不断恶化，马启西感于纷争不息，日无宁晷愤然告知教众日：“孔子有微服过宋之举，老子有骑牛出关之行，我将高蹈远行，以避此锋。”遂率数人出行，赴麦加朝觑，第一次途遇刺客拦截，勒马回还，未能成行。第二次又偕同教徒马英才、马建元、丁仲和3人，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取道兰州沿古“丝绸之路”过嘉峪关，进入茫茫沙海，由新疆迪化走铁门峡，涉阿姆河抵达撒马尔罕的白帽城。马启西一行长途跋涉，干渴劳顿，非常辛苦。但是他们朝阙天方的决心，不为任何艰难困苦所折服，“虽雪虐风号，川迂岭峻，足为之茧，面为之墨，也在所不辞”。
马启西一行到达撒马尔罕后，本欲继续进发，以了夙愿。但这时恰逢中亚一带发生了战乱，同行者中的马英才又因病去世，西行受阻，马启西便在白帽城东之悬独山坐静修功一年，以待战乱平息，继续前行。
撒马尔罕是一座历史名城，据有关资料证实，光绪三年（18）77年）由白彦虎率领的陕西回民起义军因清政府残酷镇压，失败后，十八大营人马流落散居于今苏联的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哈萨克几个加盟共和国境内，所以在当时的撒马尔罕城里就有一批陕甘穆斯林及其后裔居住。他们的宗教信仰系格底目教派，马启西于静修后常去当地北道堂（亦称白道堂）清真寺里做礼拜。在那里，他结识了许多陕甘乡亲，互相了解，相处融洽，彼此结下深情厚谊。他虽身处异域，仍不忘利用一切机会宣扬伊斯兰教，传播刘智的宗教思想。
由于中亚局势一直不能平静，麦加之行无法实现，教下派人去接，他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白帽城返回临潭。回来后就把他创建的“金星堂”改名为“西道堂”。马启西知甘肃官川马明心先生创立哲赫忍耶学派，宗教主张是“敬主赞圣”、“遵经从训”，在宗教活动及日常礼仪等方面与西道堂颇多相同之处。因此他明确宣布“介廉种籽，官川开花，我要结成丰实的硕果”，表明了这位宗教家在实践的道路上百折不回的坚强毅力。
马启西从撒马尔罕返回后，全力发展西道堂的各项事业。商业方面，在教民丁仲明捐银10000余两的基础上，继续充实资金，扩大贸易范围，组织商队，进入青海玉树、果洛、海南等地经商。农业方面完善和扩充三个农庄，资金达100万两，其要求是为了保证大家不挨饿，能温饱，大力动员男女老少辛勤耕作。他说：“勤劳是两世的富贵，懒惰是两世的贫穷”，以此鼓励人民勤奋上进。虽然西道堂在创建初期的物质财富还不充足，但在克服重重困难后，便实行生活供给制，大大解除了教民忧虑。马启西认为，穆民对宗教的信仰和对人生的态度应协调一致，二者兼顾。他的信念是：“人当以己之生命，要为永远之生存而努力，故此生虽是过程，此生毫不空虚，人之必须要生存，而劳其形动其心，成己成人，化己归真，以求得末日的安慰。”他并不赞成在悲天悯人和消极厌世中等待永久归宿的来临，而是提倡穆斯林应当以锐意进取的精神劳形动心，在求生存、求发展的过程中，求得末日的心灵慰藉。在宗教活动中，他摒弃形式，讲究实际，强调理性修养，履行五桩天命。他对“五功”的要求是“入此门，登此殿，莫朦混礼了拜去；洗其心，涤其虑，须仔细做起功来”。他还提出穆民要“勤礼五功，体认乎无声无臭；谨斋三月，操存于不睹不闻”。又曰：“把斋贵清心上地，拜主须养性中天”。“穷神知化，至精学问在无我;复命归真，第一人品要如他”等，都蕴有深邃的宗教哲理，与刘智“修道而返乎其本初也”的观点达到了精义上的完全一致。他在还不具备创办学校的条件下，组织教民学习阿文经典、宗教礼法、中国文化和汉译著作。他的家属也都积极学习，他的几个女儿，不但通晓《四书》、《五经》，而且喜读刘智著作。对“依麻尼”、“讨该提”的要旨掌握得无不精熟。一般教民把学习《五功释义》等通俗读本视为入道之门径，近主之阶梯。文句通俗优美的《五更月偈》尤为妇女、儿童们所喜爱。教民们也能以熟练地背诵或讲解清真言、《五功释义》、《五更月》和《性理》、《典礼》中某些章节为荣耀，因为这将受到人们的普遍赞扬和尊敬。每个家庭几乎都写有与伊斯兰教有关的名言、条幅或中堂，如“其为教也以认主为宗旨，以敬事为功夫，以归根复命为究竟，敬服五功，天道尽矣”。“事亲而不认主，不体圣，不亲贤，居而无业，愚而不学，虽孝弗称”。“良友者，照垢之镜，疗疾之医”。“常享主禄，企正主德，只奉主命，以终主福”等等。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那时西道堂教民勤勉互学，探讨教门，蔚然成风。从光绪末年（19）08年）到宣统三年（19）11年）短短数年内，西道堂教民的宗教意识和文化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马启西认为穆斯林作为人类社会中的一员，除了生存必须的物质需求外，对居住、交往等都应有当然的选择。而从宗教信仰角度去考虑，还得多干善事，纯熟仁义，既有成人之美愿望，又有完美高尚道德。他在严格恪守“遵主命，履圣行”的统一原则基础上，从西道堂实际出发，对教民平素行为也有规范性要求，有两幅脍炙人口的对联，就体现了他的这种思想。其一是“居广居，由正路，方能保合元气；友良友，亲明师，不啻坐于春风”。其二是“体大公而遵主命，善身善世，询哉仁熟义尽；本真诚以履圣行，成己成人，允矣道全德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