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布年十三丧父，从学于兄曾巩，二十三岁时与巩等同登进士。在随后的五十年政治生涯中时起时落，时居庙堂之高，时隐乡野僻壤，而以年七十三而终。在去世二百余年后的元末至正三年（1343年）由丞相脱脱主持修撰的《宋史》，把他列入了《奸臣传》中。《奸臣传》中列奸臣二十二位，他们是蔡确、吴处厚、邢恕、吕惠卿、章惇、曾布、安敦、蔡京、蔡卞、蔡攸、蔡翛、蔡崈、赵良嗣、张觉、郭药师、黄潜善、汪伯彦、秦桧、万俟禼、韩侂胄、丁大全、贾似道。
翻开《宋史·奸臣传》在《曾布传》中看不到多少曾布的劣迹，也看不到他有多奸。传中一是记叙了他协助王安石变法之事，认为“大率皆安石指也”。当王安石变法受到众人指责时，“布遂为安石条析而驳之，持之愈固。”可以说曾布是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干将。王安石是千古名相，功彪史册，而他的支持者、拥护者、执行者，又怎么会沦为奸臣？曾布又何奸之有？二是记叙他查办吕嘉问的市易案，“七年，大旱，诏求直言，布论判官吕嘉问市易掊克之虐。”皇帝叫他去查案，要真情实据，“安石怒，布遂去位。”皇帝排除干扰，力求真相也没有什么不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命令曾布彻查也没有什么不当，曾布执行皇帝旨令又错在哪呢？何奸之有？三是记叙司马光要他亲手废除新法，他不从而辞职。“司马光为政，谕令增损役法，布辞曰：免役一事，法令纤悉皆出己手，若令遽自改易，义不可为。”司马光当上了宰相，他要彻底地废除新法，并要让曾布亲自去废了，曾布不愿自己打自己，愤而辞职，这又何奸之有？四是记叙他在一些政事上，与宰相章惇意见不一致，布更多的是倾向于皇帝或太后，且这些意见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有的还是从大局着眼，以大局为重的，如“会哲宗崩，皇太后召宰执问谁可立，惇有异议，布叱惇使从皇太后命。”与章惇职务相当，有时产生一些权力上的博弈，也是正常的，任何朝代都会出现，似乎无可厚非，这又何奸之有？五是记叙他的罢相外贬，纯粹是蔡京的打压与栽赃，清除异己而已。“明年，又改元崇宁，召蔡京为左丞，京与布异。会布拟陈佑甫为户部侍郎，京奏曰：爵禄者，陛下之爵禄，奈何使宰相私其亲？布婿陈迪，佑甫子也。布忿然争辩，久之，声色稍厉。温益叱布曰：曾布，上前安得失礼？徽宗不悦而罢。御史遂攻之，罢为观文殿大学士、知润州。京积憾未已，加布以赃贿，令开封吕嘉问逮捕其诸子，锻炼讯鞫，诱左证使自诬而贷其罪。布落职。”这是《曾布传》里的记载，以这些文字看，曾布算是清正廉洁、刚正不阿呀。举贤不避亲也没错呀。然而欲治其罪何患无据呢？他的落职其实质是当时党争的结果，这是“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事情，曾布又何奸之有？既然把他列入《奸臣传》，理应列举其“奸”迹，清楚明白地载之于史，让后人一看，了然于心。而《曾布传》中无一奸事，纵是“莫须有”的奸迹也没有，而史官硬要给人戴上一顶“奸臣”的帽子，强加于人，制造冤案，欺骗后人。
《宋史》修撰时不够慎重，不够严肃，这样才会让一些人“蒙冤”，曾布就是其中之一。《宋史》共四百九十六卷，是中国二十四史中最庞大的一部史书。至正五年（1345年）十月成书，只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又是处于元末那个动荡的环境里，其材料的收集、甄别采信是较粗糙的，研究也不深，对于人物的评价缺少一个较为客观的标准，后人对此也多批评。清人赵翼指出：“元修《宋史》，度宗以前，多本之宋朝国史。而宋国史又多据各家事状碑铭，编缀成篇，故是非有不可尽信者。”{1}
曾布为奸臣之论出自于《宋史》。二十年后元代灭亡，明代创立，明朝对曾布奸忠问题，少有人评论。至清代则有人为其鸣冤叫屈。清代史学家钱大昕（1728—1804年）云：“曾子宣为子固之弟，风流儒雅，辉映一时，不幸附固绍述，致位宰相，史家遂入奸臣之列。然虽不为公论所与，而能与章惇、蔡京立异，亦张天觉之流也。天觉既可列传，子宣独不可列传乎？若史弥远奸邪甚于侂胄，而传不在奸臣之数，史家于此，不免上下其手。”在钱大昕看来，曾布被视为奸党，列入史书中的《奸臣传》是有些冤，张天觉（张商英）也是由王安石荐举登上政治舞台，后也位居宰相，同样入元祐党籍，且也与章、蔡有着恩恩怨怨，但并没有入《奸臣传》。钱大昕的观点得到了缪荃孙（1844—1919年）和叶昌炽（1849—1931年）的赞同，缪荃孙认为钱大昕的观点是公正的，他说：“其论至公。”而至近代，梁启超在《王安石传》中对于《宋史》的不公进行了大声的指斥，给予曾布与《宋史》截然相反的高度评价。他说：“布为曾巩弟，其佐荆公行新法，功与惠卿埒，《宋史》亦以入《奸臣传》，吾以本传之文考之，不能得其所谓奸者何在？……吾谓曾子宣者，千古骨鲠之士，而其学其才，皆足以辅之。南丰可云有弟，而荆公之得士，亦一夔而足者也。荆公之冤，数百年来为之昭雪者尚有十数人，而曾子宣之冤，乃万古如长夜，吾安得不表而出之。”梁启超认为，要说曾布奸，最多是在“绍述”这件事上有点奸。他说：“其所指为奸状者，不过绍圣间、建中靖国间两次倡绍述之论而已。”仅此而已，就要将曾布一棍子打死吗？将他的功劳一笔勾销吗？岂不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其实，曾布此人还是有才有德的，才能理政，德能洁身。更多的时候他是尽可能地保持中立，做出不伤害诸方面利益的举动，他并没有做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事，更多的是从大局出发，视具体情况而作出判断，采取行动，用人也是如此，甚至大胆地重用一些“异己”。但也正是这种中立之态势让他两面不讨好，反对派对他没有改变反对的态度；拥护者渐行渐离，使他的处境日益艰难。在日常之中，他为了自己的利益或者为了保护自己，或许在某件事上做出了损人利己之事，有弄权耍滑之举，但是高处不胜寒，在那种政治倾轧之中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可罪不当列入奸臣之列。当然，梁公之论也有过誉一面，他完全是站在改革之角度单方面地看曾布才得出如此评价。两种评价都是因改革而起，列他为奸臣也是因改革，参与王安石改革的人有多人被列入奸臣，如吕惠卿等著名人物，可谓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南宋及以后的元朝一般都认为北宋的灭亡皆是因为王安石的变法，于是很多参与或支持变法的人划入了奸臣之列，他们占了奸臣三分之一强。变法本是要富国强兵，使赵宋江山永固，而非要消弱国力，唯恐天下不乱。真正使北宋灭亡的不是变法，而是愈演愈烈的朋党之争。
曾布列为奸臣实为一冤。曾布是生活在一个儒学之风甚浓的家族之中，他自己也是一位崇尚儒学之人，儒家所崇尚的立德、立功、立言，也渗透于他的血液之中。他秉承儒家道德风尚，言事行政远离奸佞。正是这一冤，使他长久没有得到翻身。他的才能、操守被人否定，他的政绩被淹没，他的言论被人抛弃。由于湮灭于历史的尘埃之中太久，使后世越来越难探究其真实，使人们对于他的认识也越来越模糊。此乃一大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