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之三：情感的超越
激情，是记者的生命。麻木和疲惫，是记者的坟墓。
新闻行业是一个大熔炉，可以把矿石炼成钢铁，也可以把钢铁化成铁水。
竞争，使人奋发，也使人疲惫。不能不承认，在今天激烈的行业竞争中，很多记者处于疲惫状态，激情丧失。究其因，是大多数记者陷身于“红海”之中。
熟练工是新闻行业所需要的，甚至所依赖的。但是，对“熟练工”本人来说，却是一种残酷——在一个创造性的行业里充当了这一角色，是对个人成长和发展最大的不公平。
记者要从“熟练工”的境遇中超越出来，就必须满怀改变处境的激情。激情从何处来？激情来自成就，来自肯定和鼓舞。成就又从何出来？成就来自创造，来自挑战和突破。
实现情感的超越，也离不开“纵横”两个方面。
纵，就是要绘制自己的“成长曲线”。从“线性”走向“非线”，让自己不断拥有新的梦想和期冀，绽放自己生命中的多姿多彩，创造一个让自己尊敬、向往的自我。如果记者都没有了梦想，这个世界将是如何可怕。如果记者的人生都变成了一条直线，从此端滑往彼端，那这个世界将是如何的无聊乏味。
横，就是要开辟自己的“蓝海空间”。赢得竞争，是一层境界；规避竞争，使无人可争，则是另一层境界。当今世界是一个空前广阔的世界，而未被开拓的空间就更为广阔。作为记者，要立志于从激烈竞争的“红海”之中摆脱出来，开辟还没有被发现、被开垦的新“处女地”，并在这个过程中享受探索与发现的快乐。
在今天这个波澜壮阔的大时代，记者要善于释放自己的感情，而不是压抑和摒弃。面对激动人心的场面，面对感天动地的人物，面对雄奇壮观的景色，面对歌舞欢腾的氛围，切莫把自己的真情实感排除在外。记者的心中有情，笔下才能有情；记者的心中“壮怀激烈”，笔下才能激扬文字。很多年轻的记者，由于经常压抑自己的本真，掩藏了自己的“真性情”，内心变得“死水一潭”，“波澜不惊”，纵然笔下四平八稳，却永远享受不到纵横驰骋的快意。
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人的激情将被磨灭，人的棱角将被磨平，而只有在自由的创造中，才能激发做人的豪迈。人的基础、禀赋各有不同，但只要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蓝海，谁都可以作为创造者、探索者，谁都可以不断开辟出属于自己的阵地，培育出蕴藏着自己个性色彩的成果。
纵横之四：语言的超越
新闻终究要用语言来表达。
语言，是记者思维、情感、知识的载体，语言的超越与突破，是记者进入新的境界的最终展现。
语言的超越，也须向“纵横”两个维度挺进。
纵，即新闻语言出神入化，返璞归真。新闻语言的终极价值，在于简练、准确、干净、大气，不拖泥带水，不欲说还休，不含混晦涩。就如练武人的基本功，千锤百炼，虽是简单的招式，却能蕴含内力。
横，即多种语言集大成者，运用随心。记者要善于打破门户，广泛吸收，使自己的语言精彩丰富，韵味无穷。一条基本原则是：没有哪一种语言不能尝试。
我们的新闻中，可以吸收各种各样的语言：《诗经》的、李杜的、毛主席的、梁启超的、荷马的、莎士比亚的、房龙的，甚至鸳鸯蝴蝶的、古龙金庸的、三毛的、琼瑶的……小说、哲学、散文、戏剧、电影、电视、网络……哪一种语言都可以“化”来为我所用，只要表述得精彩、传神、有味就行，只要能打破干巴、死板、僵硬就行。就和我们吃饭一样，管他哪种菜系、管他荤素咸淡、管他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山上藏的、地里长的、树上结的，只要别抱着馍馍整天啃就行。当然吃什么不等于变成什么，关键是消化吸收，转化成热量。偶尔“拉肚子”也无所谓，失败了、错了，总结经验改过就是。
记者吸收别人的语言，百无禁忌，但有一条必须注意：那就是不能生吞活剥——螃蟹好吃，但不能整只吞。记者在语言上的追求，永无止境。语言上追求“喜新厌旧”不是坏事——每天看到自己淘到新东西，稿子里出现新玩意儿，是一种快意和享受。切莫给自己套圈子、绑绳子，要让自己在丰富多彩、摇曳多姿、五光十色的语言天地里，自由自在地撷取芳菲。
记者超越的方向
向史家超越，向作家超越，向学者超越，向启蒙者超越——这是记者超越自我的方向。
10年前，覃艳在《浅谈深度报道和学者型记者》一文中，曾对“记者向学者”的超越作了深入地探讨和分析。文章提出，有人曾这样概括他心目中理想的记者素质：哲学家的思维，经济学家的头脑，新闻记者的敏感，文学家的文采，历史学家的使命感，社会学家的责任感。在实际工作中，用这些条件去要求每一名新闻记者是极不现实的，毕竟记者首先是一个普通的人，其首要任务是以最快速度传递新近发生的事实信息。但是当你把范围局限在深度报道上时，这些条件恰恰概括出了采写深度报道的记者应具有的素质。（覃艳《浅谈深度报道和学者型记者》，《阅读与写作》，2000年第11期）
“理想素质”为我们勾勒一个“完美记者”的基本结构。尽管我们知道“人无完人”，但是这并不能阻挡我们对“完人”的向往。“完美记者”也是一样，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作为新闻记者自我超越的“理想”，这不是一种“空想”。在新闻史上，这样的“完美记者”是出现过的，即便是在中国100多年的职业新闻史上，也出现过这样的佼佼者。比如近代的康有为、梁启超、邵飘萍，当代的张建伟、李大同等。即便是在大众新闻时代，一旦作为新闻战线的一员，每一个新闻人都不再是普通人——至少不能再以一个“普通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文章继续探讨：那么，这种曾被称为报纸的有力武器——深度报道，到底是怎样的报道样式？采写这样报道的记者为什么需要具备这些素质？只有弄清楚这些基本问题，才能真正让深度报道在网络时代继续为报纸所用，加强报纸的竞争力。
深度报道的勃兴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它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新旧事物、观念之间的冲突逐渐凸现出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改革中不可避免的种种阵痛困惑着人们，对此新闻应该作出回答，新闻必须作出回答：人们关注的不仅是新闻中有什么，更重要的是新闻回答了什么，深度报道的方兴未艾，正是有这样丰厚的社会土壤。分析深度报道代表作品，无论是《西部贫困探源》《倾斜的金字塔》，还是《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三部曲，它们无一不是抓准了当时社会最为敏感的那根“神经”，触及了代表某种时代的精神的人和事，如人的现代化，旧有制度与新生事物的冲突、自然社会与人的相互关系、对青年人成才的种种限制、西方文化和思想带来的冲击等。可以说，没有当时中国的社会需求作为背景，不可能有深度报道的市场。
那么，什么才是深度报道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生院教授门彻尔曾提出如下的三层报道的概念：第一层报道——即事实性的直截了当的报道，第二层报道——即发掘表面现象背后的实质的调查性报道，第三层报道——即在事实性和调查性报道的基础上所作的解释性和分析性报道。如果我们把第一层报道称之为动态新闻，那么第二、第三层的报道就属于动态新闻的纵深，在它们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报道就是深度报道。《中国青年报》记者张建伟曾提出，无论任何体裁，顽强地在五个W中探询Why（原因）的真相，一般被认为是深度报道。也就是说，这种报道样式不同于一般的动态新闻，它把探寻某一重大事件之所以发生、发展的原因作为其存在的生命，更注重挖掘“新闻背后的新闻”。它既报道事物的“今天”（现状），更注重交代它的“昨天”（背景），同时还要告诉你它的“明天”（趋势）。深度报道正是由于记者把一事物放在历史中去考察，从而证明其现实的合理性或不合理之处，进而凸现它发展的必然趋势。它的难点在于“三度”：高度（在报道中体现为历史和宏观意识）、深度（在报道中体现为观念和启蒙意识）、力度（在报道中体现为专题性深化和新颖的表达意识）。通过这一层层的挖掘，事物的本质和问题的症结就暴露在读者面前，或解释了他们心中所存在的对现实问题的疑惑，或给他们以警醒或传递给他们一种全新的观念，这样的舆论引导尽管需要花费一定的时日，但无疑是成功的。于是，深度报道逐渐成为纸质媒体的有力武器。今天这一报道样式逐渐失去先锋性，而成为报纸记者的一种报道意识，一种报道理念，那就是努力挖掘新闻背后的新闻，多方位展示事实的真相，基于此，报纸仍然能与其他媒体相抗衡，并将继续生存发展下去。
尽管覃艳的《浅谈深度报道和学者型记者》一文是站在“报纸生存”角度上展开探讨的，但是，文章的意义绝不止于“报纸生存”。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时代，已经对新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深度报道，不仅仅是报纸竞争力的问题，而是互联网时代所有新闻人必须正视的现实问题。
文章指出，深度报道的出现冲击着记者，冲击着传媒，迫使他们改变以往单一因果、封闭式、非黑即白等思维方式，而是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地思考问题与现象，以采制真正能影响社会、引导读者的新闻作品。有学者称它首先使报道者的主体意识有了充分展示，事实的叙述者成了事实的分析者、评价者，报道主体的分析能力、思辨水平和知识素养，实际上成了报道是否有分量的主要关键。于是这种报道样式造就了整整一代新闻工作者，即所谓的“中国第五代记者”。
“第五代”有这样的新特点：扎实地读懂中国社会这本大书，用学者的眼光观察和审视生活、因而他们尝试“让事实经过理性的过滤”，他们力图在自己的作品中带有“全息结合”的特征。因此，也有人把他们称之为学者型记者。所谓学者就是在学术上有一定成就的人。学者型记者就是指记者在培养扎实的业务能力的同时，注重研究新闻报道的规律，努力培养自己的理论素养，像一名学者一样，思维睿智、缜密、严谨，能称得上学者型记者的必要条件是：他首先是一名记者，其职责是报道新闻，但是，他不满足于此，他还要解释事实，他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赋新闻事实、信息以深刻的背景和意义，传递给读者一种新的观念和启蒙意识。
从记者到“学者型记者”，这是“记者超越”的方向之一。
覃艳指出，具体而言，学者型记者应具备以下的素质：
首先，他们对自己的职业定位较准确，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他们在大量的采访实践中对改革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有着极其清醒的认识，无论是报道社会生活的热点与难点，还是报道成就与经验，他们笔下无不流露出一种忧患意识。他们花了大量的笔墨去书写那被人们忽视而又应该引起人们重视的“事情的另一面”，如《中国青年报》记者雷收麦等采写的大兴安岭火灾的报道，在其他媒体仅仅关注火灾本身时，他们的触角却伸到了火灾背后：森林管理体制、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环境的岌岌可危等。这组文章的编者按中这样说：“在对自然、社会、人相互关系的深入探究中，人们自然会得出超乎大兴安岭之外的种种结论。而这结论最终将会使得我们更加理解我们的国家，理解我们的改革。”
这就表明了对这一题材之所以作这样的处理，他们基于这样的理念：仅仅报道成绩是不够的，现实中还有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只有勇于触及它们、研究它们，而不是简单回避，问题才可能解决，社会才会进步。要做到这点，记者就不能高高在上，而应该深入到现实生活中去，了解社会如何存在，人民如何生活。范长江新闻奖获奖者张建伟曾说过：“新闻从来就不是案头把玩的文字游戏，它属于响亮的、沉重的那一份文字：它是不需要被小小的一己悲欢的那种感情点缀的。相反，也许在你一目十行之后，你就会发现那种属于时代的底蕴和属于未来的诗情。”
其次，他们具有扎实的理论根基，并注重实践与理论的有机结合。莱辛曾说过，谁想创造，谁就必须学会理论。创造并运用了深度报道这一样式的“第五代记者”，理论功底无疑是深厚的。如《人民日报》记者罗荣兴、祝华新、曹焕荣采写的深度报道《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改革阵痛中的觉悟》，标明的副题就是“时代的挑战与中青年理论工作者的思考”。文章通过历史与现实、西方与东方的对照，凸现出中国改革的现实困难，在大量事实的基础上提出理论界的种种思考，发出中国必须加快改革的呼声，并指出了解决的途径。记者在掌握大量理论知识前提下，以深刻的理性眼光审视现实生活，赋予人们熟视无睹的事情以深刻的背景和意义。可以说，没有一定的理论根基，这样的问题很难把握。理论与实践又是密不可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