蚂蚁先生是个越南人。在西北地区，越南人很难见到，我说的是在乌鲁木齐这样的大城市里。但这位蚂蚁先生我却是在远离乌鲁木齐3000多里地的一个维吾尔人聚居的乡里见到的。这个乡名叫代尔维什，汉译的意思近于苦行者、苦行僧，该乡位于中巴公路一侧，有一条名叫台勒维曲克的小河流经全境。天气晴朗的时候，能望见南面的帕米尔高原紫色的群山，从这里到巴基斯坦，也就是二三百公里半天的汽车里程。这地方在一般地图上是找不到的，倘若硬要在雄鸡形状的中国地图上找到它的大致位置，那它应该是在鸡尾巴的最西段部分了。在这样一个偏僻闭塞的地方，见到一个越南人，可以想见我是多么的感到惊奇。
那天的天气寻常，太阳似有似无，没有风，南疆的冬天老是这样，晴不晴阴不阴的。代尔维什乡政府院门的营业食堂里，几个蓄着漂亮黑胡髭的年轻人正在聊天，门大敞着，以便于他们的视线不断地朝外巡睃。他们一边烤火，说些粗俗的笑话，一边不时目光炯炯地往外望一眼，巴望着外边的路上有个外乡的姑娘路过，或者，发生点别的什么新鲜事。忽然，大嗓门的食堂帮工居马洪在窗子那儿大声叫起来：“蚯莫乃！看呵！蚯莫乃，蚂蚁！我们可爱的老朋友蚂蚁先生来啦！”
沿着居马洪的手指的方向看去，就看见左前方的麻扎（坟墓）台地下面，一个人摇晃着朝这边走来。远远的河水在泛着弯曲的白光。他的影子就这么在黄色的台地和白色的河光中一颠一颠地走近来。身材矮小，样子像个老港客，带顶盔式灰色风帽，一件破旧的绿色大毛衣长可过膝，下身却是一条鲜艳的棕色运动裤，里面的黑棉裤长出来一大截，脚上的翻毛皮鞋像破手风琴一样张开大口。他脸色很不好看，蜡黄蜡黄，像马粪纸。嘴角叼一个大号的桑木烟斗，年纪像有六七十岁的样子。在非常讲究辈分礼节，长幼秩序的维吾尔人眼里，这该是个受人尊敬的年龄，但蚂蚁似乎得到的不是尊敬，而是和尊敬不沾边的没大没小的亲热。这些冬日里无事可干的年轻人，见到他走来都亢奋了起来，纷纷起来给他让座，像亲兄弟一样勾肩搭背地同他开粗鲁玩笑，说粗俗的乡间土话，像马嘶般地哈哈大笑。他们已经有差不多一两个月没有见到蚂蚁了。他是个有单位的人，单位就在麻扎台地的东面，距乡政府大约有六七里路，那是生产建设兵团三师的一个建筑公司预制厂。但蚂蚁很少在单位待着，老是像游魂一样地四处转悠，他半句维语也不会说，可是在这个维族人占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乡镇里，似乎人人都熟悉他，他也似乎熟识人人。
“呵，蚯莫乃！蚂蚁先生！这些日子你老人家上哪里去了？你不知道我们是多么的想念你呀！”年轻人七嘴八舌地说。
“病了……我病了呢！”蚂蚁像冬眠后的蛇一样有气无力。他的汉语的发音稀奇古怪，是他的母语加粤语，加维语，加当地汉语方言的杂交的产物。但奇怪的是，他们双方用杂交的汉语交谈，彼此都能听得懂。
“我们都以为你见胡大去了呢！”年轻人说。
“胡大不会收留一个越南蚂蚁的……”
蚂蚁先生吃力地拱动他的嗓喉，有板有眼地说，“我……我是个老不死的家伙！”
众人怔了一下，立刻像马一样哈哈大笑起来，蚂蚁瘦小的身子被粗壮高大的小伙子们夹在中间，瘦脖子像安了轴承一样转动着，仰望着两边大笑着的脸，也跟着咧嘴直笑。他乐起来嘴大张着，参差不齐的几颗黄牙乱七八糟地闪现出来，没有肉的两腮塌陷成两个深坑。
很快地他就发现了食堂的角落里坐着一个陌生人。代尔维什乡难得看见一个汉族人。蚂蚁把试探的目光投向我后，乡政府的年轻干事便把我介绍给他。这里的老百姓习惯上还把首府派来的干部叫做工作组，而且每个这样的干部后面都给挂上组长的衔。蚂蚁立刻称呼我为赵组长，而且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皱皱巴巴的丝路牌纸烟，恭恭敬敬地递给我一支。他自己抽烟斗，纸烟是专门给别人准备的。
我说我们是被派下来参加南疆农村奔小康大讨论的，跟过去的工作组不是一回事。
“这里的老百姓不怕穷，穷高兴呢！他们再穷也高兴呢！”他突然冒了这么一句话。
这话是有点成问题的。也许，他想表达的不是这个意思。看他眼睛眨巴眨巴的，好像是想说一句褒奖本地老百姓乐天性格的话，但说出来的意思却有点走样。
“这是什么话呢？蚂蚁先生，蚂蚁老爹，世界上难道有越穷越高兴的人吗？能吃上抓饭，薄皮包子，谁愿意去啃包谷馕呢？”
果然，他的谬论遭到了大伙儿的一致反驳。他嘴里啧啧了几声，表示众人误解了他的意思。忽然危坐起来，一手擎起，一手做怀抱状，且抖动五指，尖声唱了几声。原来他是在学弹拨都塔尔琴的样子，模仿的几声尖唱苍哑而不伦不类，唱毕，他献媚地笑了，说：“那歌子里不……不是这么唱的么，除……除了死，剩下的……都是高兴么？”
“除了死，剩下的都是欢乐！”有人纠正说，而且说这是一首阿图什民歌里的歌词，跟他说的意思毫不相干。
“那……那你们为什么不去砖厂干活儿呢？”蚂蚁怔了一会儿，忽然反唇相讥了，“你们自己的砖厂，倒叫司文通给承包了，让那个四川盲流把你们的票子大把大把地往自己的口袋里装……看看你们自己的口袋吧！连买一瓶醋的钱都没有呢！”
他的话使大伙儿都沉默了。蚂蚁先生便有点得意，趁机告诉我，乡里的砖厂是为了解决贫困户脱贫致富办起来的，但在乡里招的贫困户民工干了不到一个月人都跑光了，嫌砖厂的活儿又苦又累，还要起早贪黑。于是，四川盲流司文通瞅准机会把厂子承包了，从喀什大街上招来一帮内地民工，干了几年，这些人都挣了不少钱。有的人，在老家把楼房都盖起来了。
年轻人对蚂蚁先生的话有点抵触，他们认为蚂蚁是在泄私愤，因为他跟那个四川盲流司文通有过一些钱财上的纠葛，那个人结结实实地坑过他一回。年轻人突然间醒悟到这一点后，便反而讥笑和批评起他来了。说他的克朗（肚子，肚量）有些太小了，不应该老是记人家司厂长的旧账，司文通承包砖厂，年年给乡里交几万元，是个有贡献的盲流嘛！
“蚂蚁先生，蚂蚁老爹，盲流盲流这样的话以后不要讲了嘛，都是中国人嘛，在自己的国家干活儿，不管是在四川，还是在代尔维什，都奥克夏希一个样嘛！”乡里的年轻干事雅阔夫有板有眼地说。
蚂蚁先生的蜡黄脸好像变得更黄了，吞吞吐吐地说：“那么，你们是说我……我是个盲流了么？我是个国际盲流么？我……我在中国，都40多年了呢……我有工作，我是个有单位的人呵……”
“看你都想到哪儿去了嘛！蚂蚁老爹！”年轻人发现他有点难堪后，立刻异口同声地向他表示亲热，居马洪甚至还捧起他的老脸亲了一口，“你是一个有身份有来历的人，蚂蚁老爹，我们喜欢你呢！你老人家永远都是我们最最最最……亲密的朋友！就像一个娘肚子出来的兄弟一样嘛！”
代尔维什乡政府所在地只有一条散散漫漫的街子，与穿境而过的中巴公路垂直相交。土街上只有两家小商店，一个邮电所，两个用铁皮造的维吾尔人开的杂货铺，还有四张颜色极鲜艳的台球桌，摆在两个杂货铺之间的露天空地上，时常有些年轻人和半大小子在那里乱捣一气。这种由欧洲绅士们发明的玩意儿，堂而皇之地摆置在这样的穷乡僻壤，实在让人感到十分新鲜。土街上永远是尘土飞扬，车辆碾过，黄尘滚滚，路边卖甜瓜和烤馕的农人无动于衷，稳坐如泰山。买者亦不嫌瓜和馕上土大，交了钱便张口就吃。尘土是南疆特有的风景，只有当地人才能适应。
这地方的另一风景是老鸦特别多，天上飞时密布如云阵，落到树上黑压压一片，聒噪声如雷贯耳，在汉族人看来，终日老鸦叫不是好事，维吾尔人却把他们当吉祥鸟，反把喜鹊说成是凶鸟。我们工作组住的宿舍，就在乡政府院门的一侧，门临土街，进门后有一个炕席大的小院，恰有一棵百年老核桃树，这大树最招乌鸦，终日鸦声不止，一不小心，便会被从天而降的鸦屎打个劈头盖脸。宿舍门前斜对面，是个名叫恰克玛克的跛子开的馕房，恰克玛克酷爱音乐，馕坑上经常放着一台老掉牙的录音机，放着各种各样的流行音乐磁带，特别是维吾尔流行歌曲和巴基斯坦歌曲，还有拉兹之歌之类印度歌曲，秃头跛足的恰克干活时不断被音乐所激动，手舞足蹈，大呼小叫。破录音机噼里啪啦，震耳欲聋，随时都有爆炸横飞的可能。
蚂蚁先生几乎每天都要到这土街子上来转悠转悠，跟所有遇到的人套近乎，在恰克那里摇头晃脑地欣赏一阵音乐，然后钻进我们搭伙的营业食堂里，这里比较暖和，灶台之外，另生了一个炉子，炉火总是烧得很旺，冬日里无事可干的人都喜欢到这儿来烤火闲聊。蚂蚁在单位的宿舍很寒碜，怕冷，便总爱往暖和处钻。另外，他可能生性就喜欢热闹，和众人在一起，可以使他笑口常开。七老八十的人，他显得有些神神道道，常常给大家不着边际地瞎吹神编。例如，他说他的眼睛有透视功能，有病的人往面前一站，就通体透明，哪块骨头上有个霉点他都能看个一清二楚，还说他会酿制一种用阿魏、锁阳、桑葚、沙棘、野枸杞、大芸、阿月浑子、无花果，加昆仑山上的矿泉水和五月草地上采集的新鲜朝露的百味益寿酒，此酒包医百病，有病治病，无病大补。霍乱流行的那几年，他在巴楚疫区用这种酒救过21个垂危病人的命，还顺带救活了一匹病骡，一头瘟驴。那些被霍乱折磨得奄奄一息的人们，肠子都薄得像塑料地膜一样，如果不是喝了他的百味益寿酒，必死无疑。被他灌了两杯后，那些垂死的人立刻像鱼一样活蹦乱跳了起来。还说他懂得设计，脑子特别灵光，真给他个机会，他连航空母舰都可以搞得出来。
“我是个有才能的人，这一点你们不要不相信，我就是没有施展而已！”
他吹嘘的这些，大伙儿都知道是胡说八道，不过还是愿意听他说。穷乡僻壤，生活比较枯燥，有时候真需要一点胡说八道。
蚂蚁先生本名蚁金水，这是和我们相处比较熟悉以后，他告诉我们的。还说他是西贡市人，抗美援朝时应征入伍，帮助中朝打老美，但部队开拔到鸭绿江边就停战了。他没有回国，自愿留在中国，后来流落到了新疆，进了生产建设兵团，一呆就是40年，光棍一条还被关过好几年。
“世界革命呢，我革命把自己革到班房子里去了……”他说，嘴角叼着大烟斗，笑着，往天上吐着烟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