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简介
1953年8月，出生于上海，“文革”初期开始上山下乡的生活。
1974年，他的两部革命题材的连环画《边防线上》和《飞雪迎春》（与刘大春合作完成）发表，从那时起他开始受到美术界的关注，并由此被借调到《江西文艺》编辑部。1978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1980年发表《西藏组画》，引起轰动。1982年移居美国，2000年任教于清华大学工艺美术学院。2007年与清华大学的合约期满后，辞去在清华的所有职务，重新恢复自由职业画家的身份。
导语：2005年年初，陈丹青的新书《退步集》出版。这本书是陈丹青归国五年来部分文字的结集，共三十余篇文章，话题兼及绘画、影像、城市、教育诸方面。“退步”一词，语带双关，不仅流露着作者的自嘲，而且渗透着对中国社会人文艺术领域种种“进步”现象的反思。2005年4月，这本书在北京三联书店的销售排行榜上跃居榜首。《新周刊》对《退步集》的评论是：这是一本说真话的书。
2004年年底，陈丹青向清华大学提出辞职。《退步集》里收录有他给清华校方的辞职报告。辞职一事虽未获批，但辞职消息却迅速传出，并在社会各界产生巨大反响。由辞职事件而引发的各界有关高等教育问题的热烈讨论，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从2000年陈丹青作为清华大学“百名人才引进计划”中的一员，成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特聘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到他无奈地选择辞职，这四五年当中，他一直生活在困惑和无法适应中。
艺术院校众多考生的成绩多年来一直受政治、外语所困，那些在艺术上才华横溢的学生却多因政治、外语考试的失利而被学院拒之门外。陈丹青从二十四名考生中严格挑选的五人，全部因外语不过关而落榜，由于这两门课程的关卡，陈丹青四年未招进一名硕士生。“大学生的中文能力已经下滑到非常可怕的地步了，递上来提问题的纸条错别字连篇，文字不通，我们却要狠抓英文成绩。”他对现行的招生体制痛心、不认同，却无可奈何。
他对城市建设中的长官意志持以严厉的批评：“我们只有行政景观，没有建筑景观。”
他的周围是一群沉默者。他的言辞虽然在私下里受到个别领导的鼓励、许多年轻老师的认同，但在公开场合他的发言却无人喝彩。他一语道出：这就是体制的厉害。
许戈辉：最近媒体对你报道最多的就是清华辞职的事情，你表达的核心内容是原本该被重视的事情，并不见得真的被重视了。但是，你说你辞职这个行为本身过分地被渲染了。
陈丹青：对，它变成一个新闻事件，不再是一个教育问题。新闻有一天会变成旧闻，但问题是教育不会变成旧闻，教育的现实一直在那儿，它牵涉所有的年轻人，所有老师。这个事情被渲染，其实我很沮丧。
许戈辉：不光你沮丧，由于你指出了这些问题，又让大家看不到解决的方法，这使很多人都在沮丧啊。是不是搞艺术的人经常会处于这种沮丧的状态下？
陈丹青：可能会，我们可能太敏感了，稍微蚊子叮一口，就在那儿直嚷嚷。我没听说过理工科的人出来说这些事情，或者有，我没有听到。艺术家有点大惊小怪，我知道。
许戈辉：你觉得自己也是会“大惊小怪”的这一类人吗？
陈丹青：大惊小怪，就是对于一些司空见惯大家都不会惊讶的事情，艺术家可能要在那叫板，如果我胆敢说我是一个艺术家的话。
画家、作家、老知青、老愤青，很难用一个词把陈丹青这个人概括清楚。他是新中国第一代美术专业研究生，二十七岁时，就因《西藏组画》声名鹊起。1982年旅居美国纽约。2000年，应清华大学邀请回国任教，担任博士生导师。五年后，五十三岁的陈丹青因为对现行的教育体制无法苟同而辞职。
“我之请辞，非关待遇问题，亦非人事相处的困扰，而是至今不能认同现行人文艺术教育体制。当我对体制背后的国情渐有更深的认知，最妥善的办法，乃以主动退出为宜……这一决定出于我对体制的不适应，及不愿适应。”他的辞职信中如是说。
许戈辉：当你已经到了现在这把年纪，发现自己满怀热情回国来投身的教育事业，让你这么沮丧、灰心时，在这一段时间，你的认识又有什么转变呢？
陈丹青：我不为我自己沮丧，我自己没有什么要沮丧的，因为我差不多已经被搁在一个非常受尊重的地位上，我不会损失什么，我的生活也很正常，挺满意。我沮丧的是，这么大面积的一个牵涉所有年轻人命运的事情，就这么不可改变。教育它真是一个牵涉国本的，而且牵涉一个大理想的东西，今天被弄成这个样子，这让人非常沮丧。更沮丧的就是我个人只能退出，没有任何良性的方式能够让我继续做下去。
许戈辉：那退出算逃避呢，还是算超脱？
陈丹青：逃避，一定是逃避。赶紧逃避，逃避以后，我可以把自己救出来，我可以做自己的事情，虽然我微不足道。
《退步集》是陈丹青的第四本文集。从2000年到现在，陈丹青先后出版了《纽约琐记》、《陈丹青音乐笔记》和杂文集《多余的素材》等十余部作品。他说“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既没脾气，又没架子，只有部分文字中才能看到我的愤怒”。
许戈辉：有人说现在陈丹青有一点弃画从文的趋势，我觉得弃倒还不至于，但是好像是接触文要更多一些。
陈丹青：票友，就是票友。我起先是在纽约业余写写，因为有出版社邀请我要出书。回国以后，正好我的第一、第二、第三本书在头三年就陆续上市了，上市以后，完全没有想到会有很多读者，而且差不多都是二版三版这样子，那这个会撩你，就是你觉得，哎，有人要看我的文字，我就会保持去写。
再有就是，很多感受你画面上画不出来的，文字可以写出来。我在纽约18年从来没有画过纽约，但是我在文字里面可以谈纽约。
许戈辉：是因为觉得纽约太大，画不出来吗？
陈丹青：不是的。我是“文革”一代人，“文革”一代我们的美学差不多是苏联的，苏联美学就是革命的、悲剧性的、主题性的、历史的那样一个东西，而且主角大多是革命者，比方工农，这是我们少年时期受的一个教育。所以等我醒过来，到了纽约我发现，这是非常非常过时的一个东西，我面对一个都市文化，非常摩登的一个世界，我过去那一套语汇，没有办法去说它，也不太想说它。
1980年创作完成的《西藏组画》，成就了陈丹青在中国当代绘画史上的地位。他曾经在毕业的时候说，如果把他的这组作品纳入现实主义，他实在不敢担当，并且受宠若惊。对苏联绘画的崇拜，是他们那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西藏组画》是陈丹青七件毕业作品在1980年展出后外界给予的名称。这部作品彻底摆脱了苏联油画多年来对中国油画的统治而开“生活流”和“乡土情”之先河，树立了中国油画的又一个里程碑。被视作1949年以来中国油画在造型艺术上体现现实主义创作精神最成功的作品。
而陈丹青则把《西藏组画》认定是失败的，至少是未完成的作品。那时的他们只是有个撞上时代的机会，此后却未将当初的命题延续并展开。2000年回国后，他发现《西藏组画》至今还有持久的影响，仍是他的标志，除了惊讶外，并无自豪之情。
许戈辉：我在你的一些文章里，看到你经常提到记忆这个概念，是不是记忆里有很多值得回忆的东西？
陈丹青：我现在想起来很有意思，我十六岁插队，一直插到二十五岁。就在江西和江苏两个地方流窜，上了火车就开始抽烟，一直抽到现在。现在我翻回去想，那是非常好的一段日子，就是我开始自习绘画，当中遇到了很多非常好的老师，其中包括陈逸飞。
陈丹青十三岁那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艺术院校的大门几乎无一例外地关了起来。父母均为右派的陈丹青也融入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洪流中。学习绘画的梦想，被吊在半空，不敢说，也无处去说。
陈逸飞比陈丹青年长多岁，他们是同乡，相识于“文革”中的1972年，同在苏北农村插过队。那时的陈逸飞是上海美专公认的三大才子之一，他对陈丹青的艺术道路产生过很深、很大的影响。80年代他们先后来到美国，1983年两人在纽约结生芥蒂，直到陈逸飞去世。他们不再往来，而仅仅是在一些活动上偶尔做做嘉宾，碰碰面。
陈逸飞走了以后，陈丹青不断感慨：他走了，没有人可以替代他，从此上海少了一个话题。我不相信，中国的艺术界可以有人取代这个话题。
陈丹青：我当时羡慕的就是陈逸飞那些职业画家，因为我当时是一个农民，他们是职业画家。
许戈辉：在当时你不能把知青称作农民吧？
陈丹青：真的是农民。
许戈辉：在当时你认为你自己是农民吗？
陈丹青：他们叫我们知青，但是我们的户口就是农民，因为我们按照农民的规定来领粮食。
许戈辉：可是恰恰因为你的户口是农民。那个时候，一个上海的青年到了农村，他一定在心里反复地告诉自己，我不是农民啊。
陈丹青：不，不，不，当时的价值观就是做一个农民是光荣的。我们从幼儿园开始就唱歌，长大要把农民当，结果真的当了农民。当然是非常绝望的。我最绝望的就是我一辈子得当农民，我跟在牛后头下工回来，在田埂上走，非常绝望。天开始黑下来，我想完了，我到老都在这个村子里面。但问题是会有很多东西让我觉得做农民也是很诗意的一件事情。
许戈辉：诗歌的诗，还是失落的失？
陈丹青：诗歌的诗，比方说我们从小念唐诗宋词，全都讲的是农耕生活，再有就是我是画画的。我到江西去的时候，非常喜欢樟树。非常大，婷婷如盖那种樟树。我现在想起来很有意思，就是它忽然让我想起欧洲古典油画里的那些景象，可是我实际上的生活，又真是猪狗不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