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忠的评论，是更接近于专业评论家的那类，他有比较深厚的文学史基础、文学理论做支撑。
世忠《秋天开花的梨树》，不是不结果的梨树，而是硕果盈枝的梨树。
世忠的梨树，完全可以在春天开花。之所以未在春天开，我以为，原因有二。其一，他有太多的有成就的文学界的朋友。有一帮文友是幸运的，可以启发、激励和砥砺你，但如果这帮文友在你尚弱小时便十分的强大，写出的东西很多上了名刊，整出了不小的响动，你就有了压力，就有可能不敢写。世忠的许多朋友是“西海固作家群”中的骁将，实力非凡，世忠便有压力，不敢轻易写作和发表作品。其二，追求完美，想写出一篇是一篇，一篇要比一篇好。但真能做到这一条的，世间能有几人！有些人，好作品与平庸作品交替出现；有些人，在写作生涯的终端出代表作，“庾信文章老更成”；而有些人，处女作便是代表作，如曹禺和他的《雷雨》，其后的作品思想性和艺术性均在《雷雨》以下，而晚年可视为封笔之作的《王昭君》，则是大大的败笔。所以我以为，写作上总体的完美是要追求的，而成长中的完美主义，写作过程的完美递增主义，是不可取的。可惜世忠在完美主义之路上徘徊得太久，所以影响了他的创作，影响了他作品的数量，从有一定数量才有一定质量这个意义上，也影响了他作品的质量。
一切都还不晚，是梨树就好，秋天开花了也没什么不好，坚持下去，世忠一定会有重大收获。期望世忠的文学之园栽满开花的梨树桃树杏树，期望世忠的文学之旅一路山回路转，一路风光无限。
2005.6。
站在平川望高山。
喜好文学，对古代文人，尤其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文人的生活方式比较羡慕，羡慕他们自由狂放的思维方式与内涵丰富的生存方式。朱自清、闻一多、梁实秋等文人，经常在一起相聚，一壶香茶，几碟小菜，一壶美酒，便能度过一段充满愉悦与智慧的时光。文人以沙龙的方式相聚，不仅增进了友谊，沟通了信息，也有了相互的激励与砥砺。上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的精彩，似乎与这种文学现象社会现象有很大关系。
余生于上世纪中叶，自打记事起，就有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人们是被斗被整的对象，文学处于极度凋敝状态，文学沙龙一说，自是无从谈起。
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的号角，也鼓起了文学复苏与勃兴的春风。
这二十多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文学也有了可圈可点的成就，但中国的文人们似乎活得仍不够随意和洒脱。原因呢，有历史的阴影影响，社会惯性的压迫，也有转型期文人精神的扭变与缺失。文化沙龙，对中国的文人们而言，似乎是奢侈品，可望而不可即。
在如此的大环境下，我的文友朱世忠先生给我介绍了一位老人，一位花儿作家高琨先生。高琨算不上大作家，尤其在民间文化被市场经济暂时抛远的情况下，他几乎淡出了读者的视野。但高琨却是真文人，他在无意间经营着一个文学沙龙。他隔三差五，炖点羊羔肉，做几道固原家乡风味的小菜，开一瓶烧酒，邀请在银川工作的乡党们小聚。参加他沙龙的，有小说家、散文家、评论家，也有表演艺术家。我有幸参加过一次聚会。高琨们的聚会，有闲聊，有神侃，但多与文学有关。很多时候，高先生是有了新作，或拿了稿费时，把大家召集起来，一边喝酒，一边由他吟诵“花儿”。别人呢，或严肃认真，或嬉戏调侃地评论一番。如此，高先生便满足，便有了继续写作的信心与动力。其他人呢，相信也有不同的收获。什么收获不好说，但有一点应该是相同的，那就是对文学对艺术多了一份感悟和执著。
对于高琨先生，对于他经营的沙龙文化，我有一份由衷的尊敬。有一句“花儿”说“站在个高山望平川”，我呢，则有站在平川望高山的感觉。我以为，一个人不一定要多么伟大显赫，重要的是要有人本精神人文精神；不一定要做出多么大的成就，重要的是要勤勉努力；不一定要戴个大作家超大作家的头衔，重要的是血脉里要有文学艺术。高琨先生是不以文学为敲门砖，不以文学装点门面，而将文学融入生命，以文学事业为生存方式的真文人，是值得诸多的头戴光环的这个家那个家们学习与效仿的。
高琨先生在“花儿”创作方面有较深造诣和突出成就。1999年，他出版了“花儿”集《红牡丹》，著名作家张贤亮先生为之作序，对他的诗歌成就予以充分的肯定。
张贤亮先生以为，“那是来自黄土地深层的涌动，也是诗人心里鲜红的血液的涌动”。时隔六年，高琨先生要出版他的新作———《绿牡丹》。《绿牡丹》涂抹着高琨先生热爱生活、对未来充满希望的绿色，作为他的后学，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我为他高兴。
生活在西北，对“花儿”并不陌生，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上中学时在宿舍里常听青海同学唱“花儿”。在当时那样的政治高压下，同学们仍扯着嗓子唱带“色”的花儿，说明“花儿”的生命力，说明“花儿”是某些地域某些时期人们抒情或泄闷必不可少的文学艺术品种。
我特别欣赏与喜爱的两首“花儿”，一首是由骆宾王先生改编的青海“花儿”———《花儿与少年》，一首是在高琨先生的沙龙里，许多人多次吟唱的，六盘山下的一位少妇思念骆宾王的叫不出曲名的花儿，“走了走了（者）走远了，袋袋里的干粮就轻下了；走了走了（者）走远了，心里的惆怅就重下了”，荡气回肠，能勾起人许多的追忆与感慨。那份惆怅，历久不衰，为人性美增加了分量与色彩。
高琨先生作为诗人，所创作的“花儿”自然与民间流传的古老的花儿有一定区别，虽然在文学精神人文精神上是一致的，但表现手法，作品所涉及的内容等却大有不同。高琨先生不但在反映爱情，反映人性，也在反映国家的发展、时代的巨变，反映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条件下家乡人民的生活。高琨的作品，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和存在意义。
对于“花儿”，我是门外汉，感触到的，只能是些皮毛的东西。但对于这种文学艺术形式与品种，对于诗人高琨，我是敬仰的，写下以上文字，权充作序。要真正了解高琨与高琨的“花儿”，请让我们共同走进他的《绿牡丹》吧。
2005.5.28。
张建中《大河潮涌》序。
张建中先生是一位热爱生活、善于总结的作家。30多年来，他一方面恪尽职守，不计繁冗，做好文联的工作；另一方面利用业余时间勤奋耕耘，用饱含激情的报告文学和特写来讴歌时代，鼓舞民众。他奉献社会的方式之一，是出版报告文学和特写集《大河潮涌》。
《大河潮涌》收录报告文学和特写53篇。作者的心随时代脉搏跳动，情随建设大潮奔涌，他用睿智的目光捕捉改革开放大潮中的亮点，用浓重的色彩描绘黄河沿岸银川南部的变化，倾情讴歌了吴忠市人民为建设家园，改变现状，为国家安定繁荣，敢为人先，负重前行，甚至奉献生命的拼搏精神。
《大河潮涌》是珍藏吴忠人民奋斗精神的文学档案。
读《大河潮涌》书稿，有酣畅淋漓、荡气回肠的感觉。
《大河潮涌》涉及的内容纷繁复杂。从上世纪中卫的治沙壮举，到吴忠市城市建设、房地产业发展、城市绿化建设、污水处理厂建设、交通建设、运管事业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从城市化发展，到村镇建设、煤矿和酒厂的变化。笔触所及，覆盖了最近一次行政区域划分之前吴忠市的所有市县和数十个行业。
《大河潮涌》涉及的时间跨度大。从记录中卫的科技工作者和干部群众治理沙坡头的《降伏“沙龙”》算起，到反映吴忠房地产事业发展的《安得广厦千万间》止，风风雨雨、潮起潮落，时间跨度大半个世纪。
《大河潮涌》记录和塑造了众多的典型人物。市委书记、市长、村长、村支书，治沙专家、养蛇专家、画家、养鱼专家，公务员、电焊工、护士、税务稽查员、会计，全国劳模梁全善、救人英雄何国江、侦察英雄冯中江、革命烈士张永奎等等近百个不同职业不同角色的人物。各色人等，个性不同，各有禀赋，在张建中先生笔下成为生动传神、令人难忘的典型形象。
截取如此广阔漫长的时空中的典型事件和突出人物作为描述对象，让真实事件和人物形成实证链条，生动展现历史的演进，不能不使人心灵震撼，抚今追昔；不能不使人对创业的艰难慨然喟叹；不能不使人为奉献血汗智慧的英雄和建设者们的英气聪慧而由衷感佩。综观全书，建中先生准确地把握了报告文学和特写“为时代和人民群众报告真实”的原则，用一个个动人的故事，一个个生动的人物形象，描绘了一幅气壮山河的奋斗画卷。品读这幅画卷，我们备受鼓舞，对未来充满希望。
用勤奋，用恒心，用气魄热情洋溢地为波澜壮阔的时代唱赞歌，作者追求正义、褒扬奉献、歌颂劳动的胆识令人敬佩！《大河潮涌》所收三辑作品，构思的格局不同，各有侧重。第一辑“黄河之光”多写大系统、大行业、大工程、大事情，往往涉及大范围、大场面、大问题、大矛盾、大变化。城市规划和建设，城市绿化和污水净化，交通运输和税收医疗，城镇发展和乡村致富，能源开发和质量监督等等等等，都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作者从大处着眼，在每一篇文章中，往往先概括背景，先概括故事的前提，先概括历史沿革，先概括取得的成效，然后从小处着手，分项叙述，有条不紊地展开矛盾冲突，然后解决问题，演绎出结果。《安得广厦千万间》先用过去和现在吴忠的城市面貌作对比，然后写城市现代建设的不易；《为了大地的芬芳》开篇陈述建设现代化污水处理厂的技术难度，再写达到技术标准要付出的艰辛；《碱沟山的火焰》用“彩旗飘扬，鞭炮燃起，寂寞的山庄沸腾了……碱沟山煤矿改制成功，宁夏鑫力源煤业有限公司成立了”开篇，接着围绕“改制”“挂牌”展开描写等等。建中先生居高临下，鸟瞰生活场景，用这种“提起———放开———收拢”的结构，得心应手地表现诸多的“大”，显示出了其驾驭题材、谋片布局的功力。
第二辑“银河之星”，主要写活跃在不同岗位上的“小”人物。建中先生多抓住人物的主要业绩与个性魅力进行开掘，使这些人物像星星一样闪闪发光，汇成熠熠生辉的“银河”。为了事业，借办公室、骑自行车下乡，不给说情的领导面子、有点“一根筋”的质量技术监督局长王贤；为整顿工作秩序向自己和同事“下狠手”的工商所所长张志军；成名不忘家乡的画家乔维新；致富不忘帮困的浙江商人林初乙；四十年如一日跑遍穷乡僻壤，为百姓看病的支宁医生许华；大半生与沙漠为伴的治沙专家石庆辉；百折不挠、最终打破家族制企业模式的企业家杨立攻等等，一个个人物呼之欲出。建中先生或白描、或重彩，通过小事使每个人物的个性、气质、嗜好、谈吐给读者留下过目不忘的印象。由此可见，建中先生有驾驭“大”题材的能力，也有描写“小”细节的技巧。
第三辑“长河英魂”，主要褒扬为祖国、为事业、为保护人民生命而献身的四位英雄的动人事迹。为理想而死，本身就是壮举，壮举的本身就有穿透力和感染力。但是，作者巧妙地避开过去写壮举的程式，把主要力量放在写英雄的生平琐事上，并且着力突出平凡。建中先生通过四位英雄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来说明英雄在面临生死选择的时候，他们的壮举是一种逻辑的必然，是一种思想的必然。这样的英雄是有血肉的，是立起来的，是令人信服的，是有教育意义的。全国劳动模范梁全善因歹徒引爆炸药而不幸身亡，作者通过与他相处的周围人的叙述和记录生平来证明他的优秀品质；冯中江身中23块弹片，在战场壮烈牺牲，作者通过英雄的战友对他的评价和英雄上学时就勇于救人这样的故事，来寻找英雄的思想轨迹；邮政干部何国江在洪水中为救学员而壮烈献身，作者通过何国江平时乐于助人、不怕危险、关心民工这些小事来映衬他在危难时刻的必然选择……沿着英雄的思想轨迹进行深度挖掘，使人物的形象血肉丰满且真实可信，是有难度的，但张建中先生做到了。
人云亦云，捕风捉影，是纪实文学之大忌。《大河潮涌》重视用事实说话。例如，劳模梁全善被炸以后，围绕主人公是“恶霸”是“英雄”的纷争使许多人产生迷惑，一时间谣传四起。作者用实事求是的态度，用事实说明英雄也有缺点，但他用更多更详尽的事实，力排众议，证明梁全善是真英雄，并且为之盖棺定论，表现了作者张建中先生强烈的是非观和爱憎分明的个性。
讴歌时代，塑造典型，记录历史，激励斗志，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报告文学和特写的主要现实功能。如果作者没有宽阔的胸襟，没有澎湃的激情，没有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远见卓识，他的作品就很难完成这样的使命。张建中凭着对故乡的挚爱，凭着作家的良心和责任感，成功地记录了一方土地上的事业发展和人们的奋斗里程，其志弥坚，其情感人。
《大河潮涌》是以真实鲜活的人生与社会生活为基础的文学，充满着文学的灵动与绚丽；《大河潮涌》又是文学瑰丽色彩交融下的报告，是更为生动的历史记录与画卷。
报告与文学的有机集合，成就了作品，也成就了作家张建中。《大河潮涌》更多的篇目属于特写。不论是报告文学还是特写，讲事实当然是最重要的。但是，纪实文学需要文学性，这也不言而喻。《哥德巴赫猜想》中陈景润不知苹果滋味，《谁是最可爱的人》中战士牺牲后的姿势，这样的细节，不知道为文章的主题增了多少光，添了多少彩。
假如《大河潮涌》在激情奔涌的同时，句子再短一些，细节再多一些，枯燥的数字再少一些，可读性和感染力自然会更强一些。
波涛汹涌的时代需要歌手，我们期待着张建中先生更多更好的作品。
2005.12。
沈华维杂文集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