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有采风的传说。说是每年七八月间，天子派了使者，乘着轻车到各处去采集歌谣。各国也都设着太师的官，专管采集歌谣。目的是在“观风俗，知厚薄”，一面也可以供歌唱。这叫作采风，是一种要政。这传说有好几种变形。有人说是在每年四月开始农作的时候，行人的官摇着木铃子随地聚众采访歌谣。又有人说，男女六十岁以上没有儿子，便叫他们穿上花衣服带着乐器，去采访歌谣。这些都说得很认真，可惜都不是实际的制度，都只是理想。原来汉武帝时确有过采集歌谣的工作，那完全是为了歌唱。一般学者看了这件事，便创造出一个采风的理想，安排在美丽的古代。但后来人很相信这个传说。白居易曾经热烈的希望恢复这个制度，他不知道这个制度原是不曾有过的。
民国六年，北京大学成立了歌谣研究会，开始征集歌谣。他们行文到各省教育厅，请求帮助。一面提倡私人采集。这成了一种运动。目的确不是政治的，音乐的，而是文艺的，学术的。他们要将歌谣作为新诗的参考，要将歌谣作为民俗研究的一种张本。这其间私人采集的成绩很好。二十年来出了好些歌谣集，是很有意义的“材料的记录”。这些人采集歌谣，大概是请教各人乡里的老人孩子。这中间自然有许多劳苦艰难，但究竟是同乡：方言和习惯都没有多少隔阂的地方，比在外乡总好办得多。这回南开大学的同学山东刘兆吉先生在西南采集歌谣，却是在外乡；这需要更多的毅力。刘先生居然能采到八百多首，他的成绩是值得赞美的。
刘先生是长沙临时大学步行团的一员，他从湖南过贵州到云南三千里路费了三个月。在开始的时候，他就决定从事采歌谣的工作。一路上他也请教老人和孩子：有时候他请小学教师帮忙，让小朋友们写他们所知道的歌谣。但他是外乡人，请教人的时候，有些懒得告诉他；有些是告诉他了，他却不见得能够听懂每一个字。这些时候，他得小心的，再三的请教。有小学教师帮助，自然方便得多。但有的教师觉得真正的歌谣究竟“不登大雅”；他们便教小朋友们只写些文绉绉的唱歌儿充数。这是一眼就看得出的，刘先生只得割爱，因为他要的是歌谣。他这样辛辛苦苦的搜索，记录，分辨，又几番的校正，几番的整理，成了这本小书。他这才真是采风呢。他以个人的力量来做采风的工作，可以说是前无古人。
他将采集的歌谣分为六类。就中七言四句的“情歌”最多。这就是西南流行的山歌，四百多首里有三分之一可以说是好诗。这中间不缺少新鲜的话句和特殊的地方色彩，读了都可以增扩我们自己。还有“抗战歌谣”和“民怨”两类，虽然没有什么技巧，却可以看出民众的敌忾和他们对政治的态度；这真可以“观风俗”了。历来各家采集的歌谣，大概都流传已久；新唱出来的时事歌谣，非像刘先生这样亲历民间，是不容易得到的。书中所录，偶有唱本。刘先生所经各地，有些没能采得歌谣，他便酌选唱本，弥补这个缺憾。但是唱本多出于文人之手，不同歌谣的自然，似乎还是分开好些。刘先生采集歌谣，也有些猥亵的：因不适于一般读者，都已删去。总之，这是一本有意义的民俗的记录：刘先生的力量是不会白费的。
1939年4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