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道结合为“止观并重”起了养生的作用。止是坐禅，观是宗教世界观的建立即般若。按《修习止观坐禅法要》说：“止乃伏结之初门，观是断惑之正要；止则爱养心识之善资，观则策发神解之妙术，止是禅定的胜因，观是智慧之由借。”慧思提倡禅定、静观，并吸收道教神仙方术与印度神仙方术结合，希望成五通神仙，要求长生，为得宣扬佛法。这样更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理，使禅定、静观成为佛徒修养的准绳。实际上止观法是消除一切妄念，专心一致，再调养身心；并注意调食、调睡、调身、调息、调心，使之和适；再注重一数、二随、三止、四观、五还、六净的修炼方法，是可以收到养生健身作用的。如“安心住在病处，即能治病”（《修习止观坐禅法要》），逐渐形成后来的静坐气功。
8．发展中的儒家体育思想
儒家在中国历史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自从孔子创立学派后，深得儒者信奉，《韩非子．显学》中记载分为子张、子思、颜氏、孟氏（孟子）、漆雕氏、仲良氏、孙氏（苟子）、乐正氏八派，以孟子和苟子两派对社会影响最大，特别是宋代以后，被视为孔子嫡传弟子，儒家正宗，尊孟为“亚圣”，孔庙列位祀奉。之所以影响最大，是由于他们的学说思想渗透于社会各个阶层、各个领域，对中国文化具有一定的影响。从董仲舒到康有为都认为孔子为教主，萧衍有儒、佛、道三圣设教，唐代有“三教归一”，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中曾说“孔子创教”，所以有的称儒家为儒教。按照宗教“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对客观世界虚幻的歪曲的反映”（《辞源》）的解释看，以为儒的学说理论不尽如此，所以称儒家不称儒教为好。
儒家思想先秦时代已有反映，孔子思想中已有述说，不过孔子信徒们，发展衍化与其他学说思想结合而发展的不少。如孔、孟倡导的“天命论”君权神授；董仲舒发展为“天人感应”说。王充虽坚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可他却认为人“有死生寿夭之命，亦有贵贱贫富之命”（《命禄篇》），贵贱生死都是天定的。刘禹锡却认为“天人不相预”，“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说明天和人都是有形体的，人是突出于其他动物的，并指出天人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关系，在《天论》中提出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发展了“人贵论”的观点。
孔子主张“克己复礼”，讲究“仁”；苟子却认为“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劝学》），使礼与法结合了；董仲舒进一步提出“三纲五常”的理论，使礼更具体化了。《白虎通义》使白虎观辩论通过皇帝制成定论，使谶纬迷信和封建伦理统一起来了。王弼进一步将政治制度和伦理道德统称为“名教”，出于“自然”，不必受约束，甚至于把孔子拉入玄学的战车上。韩愈用《大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反对佛家个人修养身心的出世原则，反对佛老破坏了封建的伦常关系，宣扬“圣人”所谓的“仁’、“义”。由此看出，儒家思想渗入到社会各个领域。
儒家学者们，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在各方面搜集先人遗产为其所用。董仲舒运用阴阳五行说的理论，说明天和人的关系，认为“五行”是天的五种行为，五行相生是天的恩德，五行相胜是天的惩罚，春夏秋冬是爱乐严哀之气，“爱气以生物，严气以成功，乐气以养生，哀气似丧终，天之志也”（《王道通三》）。从体育思想看，四时变化与人体有关，有可借鉴的因素，说成是“天之志也”，将唯物的自然现象说成是有意志意识的天意，是不能苟同的。但是不可否认，董仲舒在养生思想方面，可看出他对先人的继承和对后人的启迪作用，他提出循天之道以养其身，含有顺乎自然规律而养生，是吸取了道家庄子的养生思想，以及医家的“精气”理论。他还提出“养生之大者，乃在爱气”，“气从神而成，神从意而出”。主张“闲意止恶以平意，平意以静神，静神以养气”。（以上引文均见《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由此看来，他所提出的养生，是道家静以养生的重述，虽说当时道教尚未形成，但是先秦老、庄的道家思想，对儒家来说并不是没有影响。至于儒家创始人孔子和学派继承人的养生观，主张动静结合，刚柔相济，强调中庸，《孔子家语》中说：“若夫智仁人，将身有节，动静以义，喜怒以时，无害其性，虽得寿焉。’’可为佐证。
综观本阶段的思想，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独尊儒术”以来，儒学大盛；魏晋南北朝儒、佛、道、玄思想，相互吸收利用，又相互攻击，相比兴旺，儒家思想稍衰。可是唐高祖吸取隋代灭亡的教训，除政治上改革外，在政治思想上基本是依靠儒术治理天下，注重“礼”的传授实施，把儒家的道德伦理纳入法典，设立儒学，尊孔读经。所以说唐代的社会思想意识，在皇家思想影响下，基本上是以儒家为基本，佛、道思想相辅佐，尤其是儒、佛、道三教合流，相互为用，唯心主义思想盛行，清规戒规多重，尊孔读经盛行，重文轻武的社会意识滋长，“六艺”之科虽有发展，但发展缓慢。
五、古代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体育文化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除了汉族以外，还有五十多个少数民族。这些兄弟民族勤劳、勇敢，富有悠久的文化传统，他们在为争取健康长寿的斗争实践中，因地理环境、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与生活方式的不同，创造了富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独具地方色彩的传统体育形式，这些从古代传至明清的体育活动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的一部分。
1．蒙古族的赛马
蒙古族遍居大漠南北，以游牧为主。因而骑术在蒙古族人民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蒙人不论男女老幼，未有不能骑马者，其男女孩童，自五、六岁即能骑马驰驱于野。”妇女也具有熟练的骑术，“出必跨马，数里之遥，不常用鞍，辄一跃而登马背焉”。（《清稗类钞·风俗类》）
那达慕，蒙古语是娱乐或游戏的意思，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这是蒙古族特有的体育盛会，具有浓郁的草原民族特色。13世纪初，蒙古族的首领们每当大聚会时都要举行规模较大的“那达慕”，起初只举行某一项比赛。到元、明时，射箭、赛马、摔跤变成了男子三项竞技的固定形式。方圆百余公里的牧民兼程而至，“择旷野，纵辔绝驰，以角胜负。唯不赌彩，胜者，众以红布蒙马首为别”。赛马距离“近则三、四十里，远或百余里”。（《清稗类钞·技勇类》）清代，那达慕变成由官方定期召集的有组织的有目的的游艺活动，以苏木（乡）、旗、盟为单位，半年、一年或三年举行一次，其规模、形式和内容比以前均有发展。
2．藏族的体育活动
藏族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藏族体育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7世纪初，具有雄才大略的松赞干布在举行建宫典礼的大型庆祝会上，就进行了摔跤等体育比赛。在拉萨大昭寺的壁画上，不少画面是对摔跤、赛跑、举重、射箭、游泳的生动描绘。从1409年开始，每年藏历一月，要组织三天的体育比赛，其项目有赛马、赛跑、摔跤、抱石头、马术、射箭等。这些项目一直流传至今。
3．维吾尔族的“达瓦孜”
维吾尔族兼收并蓄东西文化的精粹，创造了灿烂的、风格独特的民族文化。传统体育活动主要有摔跤、赛马、刁羊、马术、拔河、秋千，以及“达瓦孜”、“沙哈尔地”等。
“达瓦孜”，又名高空走绳。约在汉代从西亚传到天山南北。明代类似“达瓦孜”的杂技形象在王圻的《三才图绘》中就有多幅。《清朝野史大观》中以“回人绳技”为题写道：“回人有能绳技者，与内地不同……回人则立一木高数丈者，其颠斜系长绳属于地。回人手横一木，取其两头轻重相等，不致欹侧，则步绠而上，直至木之颠，并跷一足，而仅以一足踏于绠，口唱歌，良久始下，真绝技也。”“回人”是清代对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人的称呼。这种绳技不仅盛行于新疆，还曾在京城供皇帝观赏过，至今盛行不衰。
4．苗族和壮族的体育活动
苗族是我国西南地区人数较多的少数民族之一，多居于贵州、云南、湖南一带的山区，主要从事农业。民间文学发达，民歌内容丰富。芦笙是流行于各苗族地区的著名乐器。民族传统体育具有多样性，划龙船是苗族人民十分喜爱的传统体育活动之一。乾隆年间徐家干著的《苗疆闻见录》中记载：苗民“好斗龙舟，岁以五月二十日为端节，竞渡于清水江宽深之处。其舟以大整木刳成，长五六丈，前安龙头，后置凤尾，中能容二三十人。短桡激水，行走如飞”。
壮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主要聚居于广西。壮族既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又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也是丰富多彩的。抛绣球在壮族中开展得最为普遍，这是壮族人民最喜爱的一种娱乐性的体育活动。
六、儒文化对现代体育文化发展的影响和作用
具有数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曾以其辉煌灿烂的传统文化对人类社会的历史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中国古代灿烂的体育文化更是传统文化思想的产物。武术、五禽戏、气功、经络学说、太极八卦理论至今为世界所津津乐道，并以其特有的地域性文化特征对世界体育文化的进步与发展产生影响。以儒家为核心的东方文化和以新教伦理为核心的西方文化，是两种不同的文化源流。东、西方文化之间并无优劣之分，它们之间表现出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在世界体育文化的发展中，东、西方文化都会对其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毋庸赘述，世界体育文化是由多元文化构成，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是由多元组成，儒学的积极思想，有价值的伦理，肯定会被吸收在多元的世界体育文化的结构之中，儒学的积极精神在21世纪体育文化的建设中继续发挥作用。
1．儒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
儒家学说是中华文化的主流，或日中华主流文化。儒学的这种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不是人为的结果。在2500多年前，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在社会的大动乱中通过对三代流传下来的文化遗产进行反思、认真清理和重新加以诠释而形成的思想学说体系。孔子提倡“信而好古”和“好古敏以求之”，使儒学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成为中国原典的保存者和当时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非常注重实地考察，坚持“察知征信”、“因革损益”的原则，使儒学又具备审慎的因时制变的品格。在古代中国处在第一次社会形态大转变的时代，儒学应运而生，实出于中华文化需要保存、延续和发展的历史必然。
文化的根源，说到底，不外是它由以产生的社会现实。但文化发展的历史表明，初始文明一经诞生，就成为这种文化继续发展的起点，具有发生学意义。事物怎样发生，也将怎样发展。文化的原生性质规定着自身内因的特异性和继续发展的路子，各个历史时期社会存在的现实基础总是依据已有的文化积累来推进文化事业的，使它不断丰富、发展或变易。
2500多年来，儒学自身发展的历史就说明了这一点。在先秦，处于私学地位的原典儒学，为其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学始成为官学。两汉儒学基本完成了对先秦以来道、墨、名、法、阴阳之学的综合吸收，扩大了学术包容的范围而成为文化的宗主。两千余年来其形态屡经变换，由神学到经学、理学、心学，但总的方向是强化封建统治意识。汉初一度成为统治之学的黄老道家，当其宗主地位被儒学取代之后，便通过转化为宗教（道教）取得同儒学抗衡的地位，同时又堵塞了儒学宗教化的道路。儒学成了官学，道家成了国教，儒主道辅成为封建时代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