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的资料中，认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是伏羲。从伏羲到黄帝，相隔的年代比较久远。照这样看来，伏羲和黄帝到底谁才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就是一个二选一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未必需要二选一。因为伏羲和黄帝，分别开创了广义和狭义的人文。
广义的人文是关注着人如何在世界中生存的所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社会问题，同时也涵盖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如何实现自我等问题。而伏羲发明的八卦哲学在解释自然以及引领人如何实现自我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伏羲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是说得过去的。
但在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协调社会方面，则是由黄帝第一个建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这套制度的鲜明特征就是重视人的地位，人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出发点，即使神也不能抹煞人的重要性。而这正是后世人文精神的共同基础。黄帝建立的这套制度，既不让人处于神的从属地位，也没有完全排除神的作用。所以不能简单地将其归入“有神论”或者“无神论”之列，而应该用“超神论”来加以界定。所谓“超神论”，就是承认“神”是存在的，但“人”的地位至少不在“神”之下。用电视剧里流行的话来说，就是“神仙不能干预凡人的事情”。所以在一切社会问题上，“神”都要靠边站，而必须以人的需要来说话。
“超神论”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而人居其一也。”也就是说，在宇宙中有四样东西是至高无上的：道，天，地，人。而这里面没有“神”。如果“神”冒犯了“域中四大”，还会受到天地的惩罚。这就将社会人际关系的主动权完全抓到了人自己的手里。这个理论同时还包含了另外一个层面的意思，也就是人既然连神都不能冒犯，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冒犯也是不对的，因为那样一来，同样是侵犯了至高无上的人。
不过黄帝发明的等级制度，却限制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权利，侵犯不同的权利也会得到不同的惩罚。但即使是高等级的人侵犯低等级的人的权利，同样会受到惩罚。同时，黄帝在发明等级制度的同时，等级也不是铁板一块的，这跟印度的种姓制度有着根本的差别。因为黄帝的等级制度本身是道德的一部分，而道德和功绩是可以改变人的等级的。只要你遵守道德，并且为道德的推行立下功勋，你就有可能被君主分封到更高的等级。当然，有的时候的分封，也不是完全遵循这个规定，例如舜帝对象的分封。
我们不能将黄帝的等级制度简单化地看待。因为从等级制度本身的弊端之外，我们也发现了这个制度跟现代社会的管理制度有着共通的部分。在企业中，通过确定不同等级的职位，可以将管理顺利进行下去，同时也激励着员工获取更高的职位。也就是说，尽管作为公民，所有人在现代社会已经不再有等级之分，但在具体的生产实践中，为了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人还是分等级的。那么在最初黄帝要管理一个庞大的国家的时候，等级制度也自然会被他拿过来应用。因为这正是管理中的一个重要的部分。严格的等级制度有利于提高臣民参与国家政治的积极性，同样也有利于更加有效地推行道德。
而黄帝在推行等级制度的时候，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似乎会碰到麻烦，也就是无端将某些人划分到低等级，这是会激起反抗的。但我们的担心只是杞人忧天。因为黄帝虽然是将等级制度在整个国家确立的第一人，等级制度却早已经存在。只要有财富的不均，在利益的驱动下，等级制度的出现就是一个必然。只不过先前的等级制度是混乱的。各个部落的首领可以随意确定本部落的等级，君主是不能随意插手的。而黄帝的等级制度作为制度确定下来之后，等级的划分却有了严格的规定。若非作奸犯科，每个人只有攀登高等级的机会，而没有跌入低等级的顾虑。所以黄帝对等级制度的最终确立，不仅不会被百姓反抗，反而受到百姓的拥护。这无形中固定了百姓的利益，除非跟君主对着干，谁也不能夺走别人的利益。而黄帝碰到唯一的反抗正是来自高等级的人，因为他们的利益虽然比普通百姓更多，却不可能从普通百姓那里继续巧取豪夺了，整个看来，他们的利益反而缩水了。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黄帝的等级制度，实际上是剥夺了特权者杀人放火的自由。
所以在黄帝朝，等级制度不仅不是阻碍道德发展的障碍，反而对于道德的推行有着积极的意义。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黄帝朝的道德以武力和柔性的两手，获得了最终的确立。武力是针对贵族的，柔性则是针对普通民众的。
但到了少昊朝，社会状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不仅是老百姓，贵族也同样接受了黄帝朝对贵族有着限制的等级制度。因为贵族也同样有大有小，黄帝朝的等级制度不仅维护了百姓的利益，同时也保护了小贵族不被大贵族巧取豪夺。另外，除了君主之外最大的贵族，表面上看起来因为没有了巧取豪夺的机会，失去的最多。其实不然，因为他们本身也因为制度而受益，不会再受到类似于黄帝朝之前的君主对他们的巧取豪夺。也就是说，到了黄帝朝的后期，整个等级制度在大部分部落中实际上已经没有了敌人。
但在少部分部落中，问题却没有那么简单。有的部落是被武力硬逼着承认新道德的。所以在他们的道德选择中，优先要考虑的问题，不是道德应该如何的问题，而是武力本身是不是合乎道德的。而他们衡量武力的道德出发点，又必然是原来的旧道德。因为新道德从一开始就没有进入过他们的内心。于是在他们的衡量中，黄帝的战争必然是“不义”的，因为黄帝违反了他们的旧道德。整个部落的民众，在部落情感中，首先考虑的是他们是一场“不义战争”的受害者，而不是两种道德的优劣问题。这样，新道德就失去了通过柔性的方式代替旧道德的机会。
而这少数部落的最著名的代表，就是原本居住在中原，后来被流放到南方的九黎族。黄帝通过一场规模空前的战争打败了蚩尤，蚩尤的部落受到流放，而蚩尤所代表的旧道德也必然跟着部落一起被流放。当新道德在黄帝朝如火如荼疯长的时候，旧道德也在南方顽固地抵制着新道德。当然，黄帝没有放弃九黎族。继任的新一代蚩尤首先被黄帝请到朝廷，他又千方百计给九黎族送去新的制度。但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黄帝在九黎族碰到了强大的对手，那就是“神巫”。
其实黄帝确立的以人为本的制度，跟伏羲的发明也息息相关。正是伏羲的八卦连通了天地人之间的联系，黄帝才能将人的位置提到神之上。但在黄帝的敌人看来，既然黄帝通过对神的地位的限制来推行新道德收到奇效，那么就说明，神正是新道德的敌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九黎族此前未必完全相信神巫，现在却必须完全相信。因为这是九黎族旧道德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在神的名义之下，黄帝的强大就变成了纸老虎。
事实证明，九黎族的贵族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他们的确在相当长的时期之内抵挡住了新道德的攻势。这让整个黄帝朝，新道德都没有在九黎族得到有效的推行。但我想九黎族为了生存，一定也得给黄帝做一些让步，那就是表面上对新道德表示拥护。但实际是阳奉阴违的。
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少昊朝末期，九黎族贵族的如意算盘终于败露。九黎族的神巫问题终于让少昊帝忍无可忍，于是刚刚成长起来的颛顼就被派到九黎族解决神巫问题。本来，颛顼只是外来的强龙，难以压住九黎族的地头蛇。但九黎族先前为了生存，已经给自己套上了一个阳奉阴违的魔咒。在此前的消极对抗之中，这个魔咒是保护自己的；而在现在，这个魔咒却成了自己的噩梦。颛顼帝正是利用九黎族的阳奉阴违，成功将新道德以合法的名义在九黎族中进行推行，并最终用自己的嘴巴宣布了神巫的末日。此后，伴着颛顼帝武力的血腥镇压，神巫在新道德面前败北，九黎族也被掌控。
也正是从此刻开始，黄帝朝的君主不得不面对前一章我说到的第三个问题，那就是真理在传播中，武力永远只能起到有限的作用，最终还得依靠柔性的手段。而颛顼帝急功近利的政绩政治，虽然表面上看来在道德上打了一个大胜仗，其实给整个黄帝列朝都带来了道德隐患。到颛顼成为君主为止，他实际上已经深刻体会到旧道德绵长的后劲，绝不是他一时的武力所能够解决的。也正是从这一时刻开始，中国有了真正意义上的道德知识分子。而这个第一人，就是颛顼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