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拉克勒斯是古希腊神话中一个半人半神的英雄，传说他是主神宙斯和人间女子阿尔克墨涅所生。他因为偶然喝到了天后赫拉的乳汁，所以具有超凡的神力。他凭借举世无双的力量在人间惩奸除恶，做了许多好事。他从不放下手中那常胜的弓箭，时刻准备用它来射杀恶人、恶兽。所以《射箭的赫拉克勒斯》是一座表现善、英雄与力量的纪念碑。布尔德尔说：“我要把他塑造成为这样一个形象，他突然出现在惊讶的世界面前，充分显示出自己创世的力量。”布尔德尔所创造的赫拉克勒斯全身、尤其是腿脚上的肌肉紧张有力，连形体轮廓也像弓箭似的。他的双手好似正以巨人般的紧张姿态把空间本身拉开，使这看不见的潜在力量把时间征服。他那紧张的形体的对比，赋予赫拉克勒斯以强烈的运动感。他巨人般的动作，雄伟而又庄严，显示自身这个形象是不可征服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件作品中的英雄赫拉克勒斯并不像古典主义雕塑作品中的英雄那样健美标致，而是像一个纯粹的劳动者，一个实实在在生活中的人，没有经过任何美化加工。这种浓重的现实感使得这件作品更具感染力。
我自以为这些都是熟知的作品，我不知道是什么令老师如此感动，是大师们伟大的技巧吗？是作品精湛的造型吗？
苏老师说，从达·芬奇的这件作品中，可以读到爱的无尽力量和伟大的仁慈的光芒，读到作品中极其高度的和谐之美；伦勃朗晚年的自画像，给了他对生命态度的解读，是一个历经沧桑坎坷之后的老人自内心散发出的平和的一抹淡淡微笑，悲怆之外还有释怀；布尔德尔的这件雕塑作品，则让他感到了力量的雄健和伟大，表达了他对力的崇拜。
老师是以这样独特的方式阅读大师们的作品的。画面中的笔触多么精巧、色彩多么和谐、造型多么准确，雕塑作品体量多么高大、构造多么巧妙、雕刻手法多么娴熟……这些都不是重点，不够的，是远远不够的。没有技巧、没有形而上的抽象概念，老师更加重视的是作品整体传递给他的信息，是他自己的最直接的对作品的准确体验。我想，在他看来，好的作品就是一面镜子，反射出每个观者内心独自的情感。那时苏老师已经80多岁高龄了，从未停止过对艺术的探求，学习精力和创造精力旺盛如初。此时此刻，他正将自己对艺术的领悟告知与我、启发与我。这绝对是不寻常的时刻！
我知道老师有一颗开放的心灵，从不拒绝新生事物。在他这样的年纪，他还饶有兴趣地玩数码相机、玩电脑，时尚程度不亚于年轻人。他反感简单的重复，不断追求作品中新的元素以及时代精神。这也是他的作品在当代艺术语境中令人读来倍感亲切的原因。我们总能从他的作品中感受到洋溢着的生机和活力。他继承了林风眠先生的艺术理念，致力于“中国油画”的艺术实践。他的作品，以风景花卉为主，充满了中国文人画一向追求的逸气。多年来，我一直以为老师在艺术上是一位感性多于理性的人。我竟是错了。苏老师对艺术作品的感受是立体的、全面的。他对那三件作品的解读，决不是想当然地从某一个设定好的习以为常的角度出发，用这“三斧头”去对付所有的“敌人”，而是充满理性地感受自己的内心、忠于自己真实的感觉、整理心灵的震撼。苏老师的这番话，告诉了我他在艺术方面对理性成分的追求，更告诉了我艺术其实与生命直接相关，而不是仅仅建立在形而上的空泛的概念之上。
记得当时苏老师面朝南坐在一张矮矮的小竹椅上，我挨着他，坐在他的左边。老师的家在一楼。透过巨大的玻璃墙，小院里老师的几盆花儿开得正艳，或浓或淡的红色，沐着斜阳的金色光辉，被清风推着轻轻地东摇西摆。长而冷的影子，透过玻璃的墙，悄悄从我们身前划过。
我的思绪杂乱而飞快地闪回到20多年前。苏老师曾经对我们有过多少次的谈话、多少次的教诲、多少次的指导。我是一个幸运的人。那时候，苏老师仿佛总是在评论我们的作品时旁征博引，告诉我们哪些是不好的、不可以做的，哪些是好的、可以做的；却不会直接要求我们是应该这样或那样做的。他就像一位禅宗大师，在阐述自己的想法时，常常顾左右而言他。他是一位语言的大师，他深知《诗经》“赋、比、兴”之“兴”的用法，朱熹《诗集传》写道：“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言之辞。”苏老师就是这样在教学过程中先言他物，再明己志。我也已经为人师表多年了，现在想来，他是有意而为之的。
老师总是在为学生着想，也许他是为了鼓励学生不丢掉自己独立的创造性，也许他是担心学生过多地受到自己的影响，放弃了艺术的个性。因他深知自己的艺术偏好不能影响学生的偏好。贝多芬曾经对他的助手说过，上帝不需要第二个贝多芬，他也许需要你！苏老师也是这样的老师。
但是那天，苏老师却直接将自己的体会说给我听，这是不同以往的表述方式。或许在老师看来，他终于可以放心学生的接受能力和判别能力了，他可以通过一种类似切磋的口吻与学生交流了。老师超越的“兴”的表达方式，选择最基本的、最常用的、最朴素的“赋”的方式，铺陈、直言，直接叙述事物，铺陈情节，抒发感情。
老师的语句说得缓慢平和，生硬的普通话带着浓重的家乡口音，初听起来或许令人费解，于我却是十分亲切而熟悉。他喜欢把某些自己觉得重要的字节念得很重，以示强调，听起来很像某些响亮乐句的音符。
我凝神聆听老师的教诲。抬眼间，看见老师略微低着的侧面的脸，夕阳已经为他镶上了一道厚厚的金色的边。明晃晃的光亮刺伤了我的眼睛，瞳孔本能地收缩了。我立即垂下了眼帘，转移了视线。老师金色的侧影却已烙在我的心间。
这是苏老师给我上的最后一课。伟大的一课。
一生的老师
吴翦
苏老师是在我上大三的时候来任课的，那是1993年的下半学期。十几年过去了，时间就是这么快，一切都难随人意，尽管记忆还是那么的清晰。那些记忆中的片断又让我真切感受到，是这样的一种师生情感，如恩师、似友人、亦忘年交，深刻又那么的淡，似乎从未离开。
曾记得那个迷漫着薄雾星期天的清晨，校园的路上没有行人，校门口美术系的花园，静得鸟叫的一两声也没有。一个精神矍铄、步履轻盈的老者，健步跨过了路边的冬青树，去采摘乱草丛中一束野花，捧在手上欣赏。我没有惊动老师，从另一条路走开了。
因为我不忍去惊动那诗意中的宁静。诗意中才有的那份孩子般发现的欣喜。
老师的乡音较重，总在几次课以后才能听懂，也因对老师心存敬意，课堂很安静。
在同学们的期盼中，老师给我们带来了特别亲切的教授风格，也是在不经意近距离的谈话交流中，让我们学到了知识，感知艺术的美和宽广，更有幸的是课堂上能看到老师的作画示范。回想起大学时代，还是特别醉心于那段时光，醉心于苏老师慈祥又智慧的目光，热情而又不能完全听懂的带着乡音的话语。
教完我们班以后，老师就不再任本科班的课了。大四毕业前夕，我在美术系做了个人展览，老师来了展厅，给我肯定的评价和鼓励。从那以后和老师的交往就多了起来，有了许多让我难忘的事。
毕业不久，由亲戚帮助获得出国的机会，在人生选择的十字路口，老师给了我明确的建议：走画画这条路，就要留在国内，国内有艺术家发展的空间。另一件是老师参加完中国风景油画展览的主评回宁，欣喜地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作品获奖的消息。我明白老师与我已不是普通的师生关系，更包含了一份长辈的关注和爱护，多么无私。
老师晚年搬入汤山别墅后，第一次去拜访，刚驱车进入园区的大门，看见不远处路口，老师穿着红色T恤在招手，怕我不识路，就提前出门等候，我一阵感动。老师微笑着，那么不经意。对于一个初出茅庐、名不经传的晚辈确实上了如何做人的一课。那天老师兴致好，午饭时一人喝了不到两瓶冰啤酒让我很惊讶。再次去拜访聊天之余，老师问我会不会电脑，顺着老师的意思，我做了回老师的老师，教了如何单击、双击、找目录……老师学得很认真。事隔两三个月，我盘算着去次老师家，再抽些时间把电脑的基础操作完整教给老师的时候，传来了老师过世的消息。意外之后，心里空荡荡的。
我喜欢老师的画，那么的清新，如同老师，总在不经意间给了我至深的感动，又是那种沧桑之后的无痕。其实老师又并未离开。他的高度就在那儿，在我们面对人生，面对艺术的时候。
深情的追念——忆采访苏天赐先生的前前后后
薛桂荣
惊悉油画家苏天赐先生去世，我们感到非常难过。中国画坛失去了一位杰出的艺术家，阳江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好乡亲，我们后辈失去了一位好师长。
我们结识苏先生，缘于一次采访。回忆采访前后点点滴滴的往事，心中充满深情的追念。
这几年，《阳江日报》策划采写了一组阳江籍文化名人和艺术家的报道。在艺术家里，我们特别想采访苏天赐先生。但我们与苏先生素昧平生，他又远在南京，一时不知从何入手。经我一位在南京大学当教师的同学协助，2004年春，我们终于与苏先生取得了联系。
接到我们的电话，苏先生显得有些意外。了解我们的意图后，他愉快地表示，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只是要推后一点。他说：
“欢迎你们来南京。但我这一段时间身体不太好，天天要打针。找个合适的时间，再请你们过来。”
写上南京艺术学院的地址，我们给苏先生寄去了一份采访提纲，好让他做些准备。
过了两三个月，得知苏先生病情好转，我们又致电给他，商量好了采访日程安排。
2004年7月21日，我和两位记者从阳江到了南京。苏先生住在离城几十公里的汤泉卧龙山庄，找到他家时，已是当天下午两点多钟。灼人的烈日下，苏先生走到小院子门口迎接我们。
苏家的大客厅整洁、安静。朝门的那面墙壁上挂着一幅非常漂亮的风景油画，一进门就看得到。苏先生说：“这是我前两年画的，画的就是外面这个湖。”
80多岁的苏先生，着一件宽松的短袖圆领衫，身型略显消瘦，神色也有些疲惫，但非常热情。我们带去了几份《阳江日报》，他仔细地翻看起来。我们说起家乡阳江的一些新鲜事，他听得饶有兴味。苏先生夫人凌环如坐在旁边，她是着名的雕塑家，退休前也是南京艺术学院的教授。觉察到我们说话中带有湖南口音，她马上说：“噢，你们是湖南人！我也是，同你们也是老乡。”
几句话，打消了我们的拘束感。
我们摊开采访本，打开录音机，听苏先生谈艺术、谈人生。风雨沧桑80年，经历了多少事情啊。先生侃侃而谈，凌女士有时也插话补充，这一谈就是两三个小时。依我们的愿望，真想这场精彩的谈话再继续下去，但担心他的身体吃不消，主要的问题弄明白后，我们主动提出结束这次采访。
苏先生和凌女士一起送客，应我们的请求，两位老人站在院子的草地上，和我们一一合影留念。
没想到，回到阳江没几天，我竟收到苏先生寄来的一个包裹，里边是一封信、两本画册。信开头写着：“远道来访，未及细叙，怠慢了！甚歉！”信里说，我们走后，他又翻看一下以前寄去的采访提纲，有几个问题，面谈时谈漏了或者没讲透，他要补充几点；两本画册收录了他自己写的一篇文章和艺术活动年表，供我们参考。信是用钢笔写的，文笔优美流畅，字迹遒劲潇洒，看得出苏先生深厚的文学和书法功底。
此后，在整理、消化采访记录时，我们遇到一些疑问，几次打电话给苏先生，每次他都耐心作答，给了我们很多的方便。
依原来的设想，南京之行是写篇苏先生的专访。但我们感到苏先生的艺术人生太丰富了，于是，改变了主意，着手构思写一篇篇幅长一些、能反映苏先生一生艺术探索和成就的稿子。
写作过程中，我们又遇到了一个问题。1987年，受国家委派，苏先生到法国巴黎研究了一年的西方艺术。但这一段重要的“留学”经历，苏先生和我们面谈时，来不及展开谈，有关的材料上也介绍得不详细。大约在2004年年底的一天，我们又打电话给苏先生，就有关情况向他讨教。不过，接电话是凌环如女士，她说苏先生正在休息，不方便听电话，她会把我们的要求转达给他。
2005年春节刚过，苏先生给我们写来了信，并寄来一本出版社刚刚出版的画集《中国油画十家——苏天赐》。信上写道，当年巴黎归来，他在杂志上发表过两篇文章《巴黎散记》、《忆自巴黎的絮语》，他的感受和认识，都写在里面，这里是文章的复印件。我们注意到，其中一篇不完整，可能是排印时转了版，未见结尾部分。不过，也不怎么影响理解。
仅仅过了7天，我们又收到了苏先生的来信。里边有一张复印纸片，正是那缺了的结尾部分。一张便笺纸上，苏先生写道：
“年前（实为年后，本文作者注）曾挂号寄出拙作一本、另拙文复印件两篇。因是托人投递，请代复印寄上，据他说，可能在《巴黎散记》一文中漏印半页。顺今日投递之便，补寄半纸，请查阅补上。祝新春大吉。”这么一件小事，苏先生竟放在心上，并亲手办理，令我们十分感动。
从2004年1月起，因我在工作上兼顾另一项任务，稿子写作进度放缓。大约到8月，方完成初稿。经过几次修改，到10月间基本定稿。稿子长近2万字，我们想把它寄去南京，请苏先生抽空过过目，把把关。电话里一说，苏先生爽快地答道：“让我看看也好，快寄过来吧！”
稿子寄出后，我们得到消息，说苏先生病情有些变化。期间我们曾打电话到他家，问候病情。电话那端，凌女士告诉我们：“先生仍在医院里，但身体康复已经有起色。”相隔数千里，我们在心里默默为他祝福。
2004年12月28日起，我们采写的《中国杰出油画家苏天赐》一文，分12节在《阳江日报》上连续刊载。稿件登完后，我们委托一位同事给他寄去了一份样报。
苏天赐先生是一代艺术大师，其画品、人品素为画坛内外所敬重。几十年来，不论社会环境和个人境遇发生怎样的变化，先生始终是热爱艺术，真诚待人，乐观豁达，诲人不倦。在与先生的这几次来往里，我们领悟到了他人格和艺术魅力之所在。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苏天赐油画风景画的艺术特色
赵思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