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宋一代，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学术繁荣时期学术繁荣的标志，是学派林立，人才辈出，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宋代的这种百家争鸣局面，为此前的汉，唐所不能比拟，嗣后的明代也不能望其项背，只有先秦才可与其相比。王梓材，冯云濠在《校刊宋元学案条例》
中说：
宋，元儒异于明儒.明儒诸家，派别尚少，宋，元儒则自安定(按指胡瑗)，泰山(按指孙复)诸先生，以及濂，洛，关，闽，相继而起者，子目不知凡几。故明儒学案可以无表，宋元学案不可无表，以揭其流派(《宋元学案》卷首)制表虽是一个技术问题，但制表的必要性，反映了有宋一代学派关系的纷繁复杂。在北宋，除了上文所列的濂(周敦颐)，洛(程颢，程颐)，关(张载)诸学外，还有新学(王安石)，蜀学(苏轼，苏辙)等学派。到南宋，濂，洛，关学发展为闽学(朱熹)，湖湘学(张栻)，通称为道学，又出现了心学(陆九渊)，婺学(吕祖谦)，永嘉学派(薛季宣，陈傅良，叶适)，永康学派(陈亮)等新学派，不同学派之间的论争更为可观，学术繁荣的程度超过了北宋。
南宋仅保有半壁河山，屈居于东南一隅，国力贫弱，时刻面临危亡之险，为什么在学术思想上反而繁荣呢为什么其学术繁荣程度超过了汉，唐盛世呢这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的。这是由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极为尖锐，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并且不断激化，而民族矛盾处于主要矛盾，这样一些错综复杂的状况所决定的。一般说来，在我国封建社会，每当一个王朝出现，都有一个社会矛盾相对缓和，经济发展，社会和政治相对稳定的时期，历史上称为“治世”或“盛世”，在这种情况下，在思想学术领域往往难以出现新的思想和新的学派。而在社会矛盾激比，各种问题充分暴露出来以后，一些善于深思的思想家才去探索问题，揭露矛盾，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出现新思想，甚至出现新学派。与以往朝代不同的是，南宋从一开始就是处于动乱之中，面临危亡之势，社会矛盾激烈尖锐，问题充分暴露，使得思想家们不得不去深入思考，思想学术繁荣就由此而生。
叶适生活在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其政治和学术活动主要在孝宗到宁宗三朝。这段时间在政治上的特点是在屈辱“和议”下的相对稳定。由于南宋军民的抗金斗争，靖康之变到绍兴初年的那种战乱局面已成过去，南北对峙的局面已形成；但由于南宋统治者奉行对金的妥协投降政策，这种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始终笼罩在屈辱“和议”的阴影之下，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结合在一起，使南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苦难极为深重.在南宋，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对金的和，战，守问题是政治生活的主要问题。以和战而论，在叶适出生前有“绍兴和议”，在叶适出生后，有孝宗北伐和“隆兴和议”以及宁宗朝的开禧北伐和“嘉定和议”。
“绍兴和议”是在抗金战争节节胜利的情况下进行的.有两次，一次成于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一次成于绍兴十一年(公元年)，都有宋对金纳贡称臣的内容，条件非常苛刻，而以第二次和议维持的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绍兴十一年和议，是在金完颜宗粥(兀术)南侵，宋军反击，取得了顺昌之捷(刘锜)和尚源之捷(吴璘等)，郾城之捷(岳飞)之后，宗弼通过其派往南宋的内奸秦桧实现的。高宗，秦桧为了求和，放弃了宋军经过艰苦战斗已收复的淮河以北的土地。宋帝向金称臣，每年向金纳绢25万匹，银25万两.绍兴十一年是南宋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年。这年不但接受了屈辱的“和议”，为了保障“和议”的实行，高宗，秦桧还收了前线各大将的兵权，杀害了民族英雄岳飞，罢黜了抗金名将韩世忠，一大批反对屈辱“和议”的官员被罢职流放。如陈亮所抨击的，这是“忍耻事仇，饰太平于一隅以为欺”(《上孝宗皇帝第一书》，《陈亮集》第6页)。
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高宗赵构实行“内禅”，传位于太子赵昚(宋太祖赵匡胤的七世孙)，是为孝宗.孝宗初即位，即起用主战派大臣张浚，主持北伐。宋兵由两淮北上，由于前线将领不和，造成符离兵溃，金兵乘机渡淮南下。南宋在秦桧余党汤思退主持下，与金议和。隆兴二年(公元1164年)冬，和议成，宋帝不再称臣，金，宋二帝以叔侄相称；改“岁贡”为“岁币”，银，绢各减5万，分别为20万两，匹；宋割四郡地，两国地界恢复绍兴和议原状。叶适回顾这次历史事件说：
往者隆兴之初，聚重兵于淮水之上，使辅臣督之。方其未战也，天下交口而议其后；及其一战而不胜也，大兵溃散，飞檄告警，督师罢黜，而复与虏和矣。(《廷对》，《水心别集》卷九在当时，士大夫中主和者为多数，反对和议的是少数。但这个主和的多数并不能代表南宋军民的多数，如朱熹所说：“且若必以人之众寡为胜负，则夫所谓士大夫是和之多者，又孰若六军，万姓之为多耶”(《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三)宋孝宗原是“锐意恢复”的君主，但在为数众多的主和派的包围下，进取之志逐渐减弱，终于不能有所作为。
在屈辱和议下，南宋人民受着宋金统治者的双重压迫和剥削。
仅岁贡(隆兴后改岁币)一项，南宋每年派官吏军兵押送过境，途中费用自备，不堪其苦。入金后，不断地受金官吏刁难和勒索。“初交绢十退其九，以金人秤尺无法，又胥吏需索作难之故。数月后所需如欲，方始通融，然亦十退四，五。”实际负担远远超过“和议”规定之数。此外，每年宋金要互派正旦使，生辰使，宋使入金要纳大量财物，金使南来大肆勒索。如“正旦生朝遣使，每次礼物金器一千两，银器一万两，彩缎一千匹.又有脑子，香茶等物，及私觐香茶，药物，果子，币帛，杂物，莫不与焉。若外遣泛使，则其礼物等又皆倍之。又有起发副使土物之费。又有朝辞回程宜赐等费。若盱眙等军，在路四处应办南北贺正旦生辰，常使往回程八次，赐御筵每处钱一万八千五百余贯，而沿途应办复不预。若北使之来，赐予尤不赀焉。”连完颜宗弼(兀术)也不得不承认：“江南累岁供需岁币，竭其财赋，安得不重敛于民。非理扰乱，人心离怨，叛亡必矣。”宋末周密认为：“开边之用固无穷，而和戎之费亦不易。”(《齐东野语》卷十二《淳绍岁币》
南宋统治者就是这样以大量的民脂民膏去讨好自己的仇敌，以求得在东南的苟安。南宋的官僚，大地主在残酷刻剥人民的基础上，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而置复仇雪耻和中原人民的苦难于不顾。定都临安(杭州)后，以高宗为首的统治集团就大兴土木，营造宫殿，作长期偏安的打算。由中原南逃的贵族大家，官僚富户聚集临安，他们“酣歌深宫，啸傲湖山，玩岁日，缓急倒施”(《宋史汪立信传》)。诗人林升在《题临安邸》诗中，揭露了他们苟且偷安的情景：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当汴州。
南宋晚期文人罗大经也有类似的讽刺诗：
杀胡快剑是清讴，牛渚依然一片秋；却恨荷花留玉辇，竟忘烟柳汴宫愁。
(《十里荷花》，《鹤林玉露》丙编卷一)陈亮对南宋统治者这种“忍耻事仇，饰太平于一隅以为欺”，“乐其生于干戈之际，上下宴安”
(《上孝宗皇帝第一书》，《陈亮集》卷一)的行径深恶痛绝。而叶适正是生于绍兴和议之后，亲眼看到隆兴北伐的失败和隆兴和议的实现。他的政治活动和学术研究，就是面对着这个现实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到了晚年，叶适又亲历了开禧北伐和嘉定和议。
宁宗(赵扩)嘉泰三年(公元1204年)十二月，邓友龙使金，有人夜半求见，“且言金为蒙古所困，饥馑连年，民不聊生。王师若来，势如拉朽。邓友龙归告韩侂胄，且上倡兵之书，北伐之议遂起。”次年正月，“有劝韩侂胄立盖世功名以自固者，侂胄然之，遂定议伐金”；又有浙东安抚使辛弃疾人见，“言金必乱必亡，愿属元老大臣备兵为仓卒应变之计”，侂胄大喜。郑挺，邓友龙等又“附和其说，侂胄用兵之意益锐”。(以上均见《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六)应该说，金外有蒙古之患，内有饥荒，说“必乱必亡”，并非虚言，建议“以元老大臣备兵”以为“应变之计”也是必要的。问题在于当时南宋在屈辱的“和议”下苟安数十年，国力贫弱，内政腐败，人民困苦，兵情将怯；北伐恢复失地虽符合人民的愿望，但在并无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出兵，却是轻举妄动。当时主持北伐的韩侂胄是一个外戚，权臣，在政治军事上并无杰出才能，实不堪此重任。他不听有识之士的劝告，一意孤行，兴兵北伐。由于此举发生在开禧年间，史称“开禧北伐”。开禧元年(公元1205年)，韩侂胄加封平章军国事，下令各军密作准备。
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宋军分四路出击。淮东一路，因有大将毕再遇比较能战，于四月取得了攻占泗州和附近四县的小胜。韩侂胄得到消息后，就请宁宗下诏伐金。诏书于五月下达，淮东一路郭倬所率五万之众在宿州城下溃败；其后其他各路皆败。十月，金兵分九路南下，深入两淮，江南震动。金主扬言：“径度长江，亦其时矣。淮南既为我有，临江为界，理所其然。”(《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六)与此同时，韩侂胃派往四川的吴曦叛宋降金被封蜀王。年底，两淮金兵被击退.开禧三年初，金主帅仆散揆病死军中，四川宋军杀吴曦平叛，战事渐趋平稳.但宋廷急于求和，史弥远(礼部侍郎)发动政变，袭杀韩侂胄，双方罢兵议和.嘉定元年(公元1208年)和议成，宋帝与金帝改称侄伯；宋增岁币绢，银各三十万匹，两；犒军钱三百万贯；函韩侂胄首至金；双方疆界如旧。可见，嘉定和议的条件更为苛刻。南宋后期文人罗大经曾评论说：开禧之举，韩侂胄无谋浪战，固可罪矣。
然乃至函首以乞和，何也当时太学诸生之诗日：“晁错既诛终叛汉，于期已入竟亡燕。”此但以利害言耳，盖未尝以名义言也。譬如人家子孙，其祖父为人所杀，其田宅为人所吞，有一狂仆佐之复仇，谋疏计浅，迄不能遂，乃归罪此仆，送之仇人，使之甘心焉，可乎哉(《函首诗》)，《鹤林玉露》乙编卷二)罗大经是个道学家，他认为复仇本身是合于“义理”的，韩侂胄之罪在于“谋疏计浅”，杀韩并函首送金以乞和，是不合“义理”的。这是对嘉定主持和议的投降派的有力斥责，也与元代修《宋史》把韩侂胄列入《奸臣传》，与蔡京，秦桧为伍的不公正做法根本不同。
开禧北伐的失败和嘉定和议的屈辱，再次暴露了南宋朝廷的腐败。南宋人民不仅受金兵南侵的残害和屈辱和议的刻剥，也受南宋地主官僚统治集团的压榨。宋南迁后，皇室，贵族，官僚，地主，商人掀起了兼并土地的狂潮，南方的地主也和官府通同作弊，乘战乱中土地簿籍丧失之机，抢占农民土地。秦桧在溧水县永丰圩(今属江苏高淳县)一地就占田10万亩，此外在金陵也“田业甚富”，有永宁庄，荆山庄等。张俊占田接州连县，年收租米60万斛。杨存中仅楚州(今江苏淮安)宝应县占田就有4万亩。绍兴府鉴湖地区农民开辟湖田2300多顷，都被豪族强占。淮南驻军开垦荒地，被将领占作私人庄田。韩侂胄被杀后，朝廷没收韩侂胄，陈自强，苏师旦等的田产归官，每年收租米70多万斛。南宋土地兼并的激烈程度，大大超过了北宋。
南宋的赋税剥削也十分苛重。正税(夏秋二税)以外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层出不穷。从北宋未年开始到南宋，每次兴兵，就加税，军事罢后，加税不减，这样越积越多。“正税之外，科条繁重。”
“税米一斛，有输及五，六斛；税钱一千，有输及七，八千者。如所谓和籴米，与所输正税等，而未尝支钱.它皆类此。”(《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十二)和籴原是政府用低价向农民证购粮食，但后来变成无偿交纳.此外杂税还有经总制钱(多种杂税总合向地方摊派)，月桩钱，折帛钱，和买，预借，科配等名目。到孝宗时，杂税己达正税的九倍。南宋建国之初，朝廷收入不满1000万贯，到高宗绍兴二十七年(公元1157年)猛增到6000万贯，到孝宗淳熙十四年(公元年)又增到8000万贯。南宋统治区不到北宋的三分之二，朝廷的剥削收入，却已超过北宋(北宋初1600余万贯，神宗时最高达6000万贯)。如朱熹所说：“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
由于土地兼并使大量农民破产，官户，寺院，农村上户有免税的特权和逃税之法，沉重的赋税负担就完全落到下户自耕农和佃客身上，加速了他们的贫困比。加上沉重的地租和高利贷剥削，使得南宋社会阶级矛盾日益激比，社会危机十分严重。
南宋人民在宋金统治者的双重压迫剥削下无法生活，不断举行起义以反抗南宋统治者的黑暗统治。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荆湖南路洞庭湖地区农民在钟相，杨太领寻下的起义是规模最大的一次。
钟相向农民宣传：“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以此作为起义的纲领。这次起义历时六年，到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被张浚，岳飞以精锐军队镇压下去。从公元年，在江西，湖南，福建等地还有王宗石，彭友，陈颙，王仓，邓宁等领导的农民起义，都被南宋朝廷派兵镇压。绍兴和议后，又爆发了“管天下”，“满山红”，俞一，杜八子，何白旗等领导的农民起义。在孝宗统治时期，又有李金，赖文政等领导的农民起义，以及陈峒领导的湖南少数民族起义。从南宋一建立，农民起义就接连不断，地域广泛。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起义有的是反抗官府，豪绅的迫害和压榨，有的是反对南宋统治者的投降政策。如钟相的儿子钟昂原来曾率部赶到南京(今河南商丘)勤王，准备抗金。只因高宗君臣妥协投降，决计南逃，遣散各地勤王军，钟相才举旗起义。后来伪齐派人联络杨太“联合灭宋”，杨太断然拒绝，撕毁伪齐官诰，并杀了伪齐说客三十五人，表现了坚定的民族气节。南宋政权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调集抗金主力军镇压农民起义。对外求和和对内镇压都表现了南宋政权的反动和腐败，而农民起义是南宋政权黑暗统治和转嫁金统治者民族压迫的结果。
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错，社会危机严重的情况下，人民苦难深重，封建统治受到威胁，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在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着忧患意识；以屈辱的和议为代价而换来的社会的相对安定，使知识分子也存在着强烈的受压抑感。这种忧患意识和受压抑感，是激发当时知识分子深入思考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的直接动力。
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通过它们而折射到各种思想家的思想上，因为各自的社会地位，阶层，社会经历，所受的教育，所承接的传统等的不同，而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思想体系，分成了各种不同的学派，提出了各种解决社会危机的方案。各种不同的观点之间发生了接触，撞击，论争，吸收，融合等，使得南宋的思想学术界空前活跃起来，出现了学术繁荣的时期，而在孝宗乾道，淳熙年间，形成了高峰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