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极其严酷的言论环境，除了极少数隐居遁世的明朝遗老，如黄宗羲、顾炎武、吕留良等，100多年的康乾盛世竟然找不出一个有个性尊严和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有的是一片片出自于文化太监笔下的阿谀之作，多的是一堆堆出自于精神侏儒书斋的无风险也无实际价值的考据钩沉。鲁迅说清统治者“杀尽了汉人的骨气和自尊”。先生还称清朝是“一个无声的中国”。整个清朝，可称为不朽之作的仅《红楼梦》、《儒林外史》西部，前书有传说作者还是一个叫“空空道人”的隐居明朝遗老，曹雪芹不过批阅成书而已。
而整个唐朝，有记载的只有一起文字狱。那是在唐高宗发动对高丽的一次战争前，有个叫元万倾的诗人，写了一首诗给高丽人打招呼：唐军将要来犯，赶快备守鸭绿江天险。结果唐军江边而退。元万倾此举，实为叛国叛军，罪不容恕。唐高宗却没有要他的脑袋来平息众怒，只是把他充军到岭南了事。不久，居然又把他招回来，封给他一个着作郎的官职。
两岸的皇帝们（七）
武则天在唐代君主中大概是口碑最差的一位，但对文人同样十分的洒脱大度，“唐初四杰”之一骆宾王，曾为反武则天势力写下义正词严的讨伐檄文，直斥武则天为“狐媚惑主”，武则天读后却只是“嘻笑”，不仅没有加害骆宾王，乃至清剿“骆宾王反革命集团”，反而埋怨大臣，为什么早没能将骆宾王此等优秀的人才岁织到朝廷中来？！
与清朝皇帝比起来，唐代君主们有着何等雍容雅致的气度！不但容得下骆宾王，也容得下具有鲜明的“独立之意志，自由之精神”的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还容得下为民请命、报忧不报喜的杜甫：“嫁女与征夫，不如弁路旁！”“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在那个不但令日本人痴迷、也让许多知识分子神往的时代里，生长出了迄今为止中国诗穹上最伟大的双子星座——李白、杜甫。更涌现出一大批璀璨的群星：王勃、陈子昂、贺知章、骆宾王、王维、刘禹锡、白居易、孟浩然、李商隐、柳宗元、王吕龄、岑参……
由此，创造出华夏文明举世瞩目的一大顶峰——云蒸霞蔚、流光夺目的唐诗。统治者是否自信、从容，对待思想的生产者与历史的记录者——知识分子是否开明、宽容，有着潜意识里的敬畏之心，可能是唐、清两朝“盛世”的根本不同。
面对列强环伺的天下大势，清朝皇帝们以不变应万变，那就是尽量减少和西方的往来，康熙曾说：“通海口子甚多，此时无碍，若干百年后，中国必受其害矣。”于是在厉禁天主教传播以后，又实行严格的限关政策，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利之所在，瑕衅易滋”，于是更定章程，千方百计将洋船限制在广州。到了咸丰时代，朝廷宁可放弃海关税收，也不要西方各国公使人住北京。这也根本不同于海纳百川、万国来朝的大唐盛世。一旦西方人破门而人，清军的火器不管用了，龚白珍献给林则徐的所谓秘密武器，仍是明朝的战船和火炮。而慈禧还一度寄希望于义和团的巫术和一桶桶泼过去的猪血、狗血，能够打败洋人……闭关锁国的后果是，进一步加快了中国落后于世界的进程，中国成了自己成语“井底之蛙”的最生动的注脚。1793年，英国使者马戛尔尼来华看了3个月，他已经敏锐地察觉到了清朝的衰落，将之视为“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拥有的仅仅是庞大的外表”，预言它迟早会“不再有纪律和安全”，“英国将从这一变化中获得比任何其他国家得到更多的好处”。
果不其然，“康乾盛世”结束后不到半个世纪，鸦片战争就爆发了，中国随之陷于此后100余年丧权辱国的苦难渊薮。
如果硬要痴人说梦，一厢情愿，说康雍乾三朝可以和唐“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比肩并论，那么这个“太平盛世”，只是病人膏肓、瘦骨嶙峋的皇权专制社会最后一次短暂的回光返照。在弦歌不辍、水袖翻飞之下——社会深层次的政治、经济矛盾，火山灰一样黑压压地堆积，最终导致了乾隆末期山崩河决般的大溃败。有学者认定，从世界史的角度看，这决不是什么“盛世”，而是“末世”，是严重的历史倒退。
倘若仅仅是如《还珠格格》、《乾隆下江南》一样的戏说，不过是给小资们做了消食醒酒的话梅，给底层大众做了卸下白日打拼疲乏的精神按摩，这也算是一种功德。但以上那些不计工木、出笼周详的鸿篇巨制，显然不是为着给人民消遣的。那为着什么呢？为着充分满足中国老百姓集体无意识里千百年来都难以磨灭的“明君”、“青天”、“圣人”情结？为着在早已以谋略之国着称的一个国度，在官场上，有更厚黑的谋略可资揣摩，有更多的潜规则可供操作？或者，因为一切历史其实都是当代史，某些人如此热衷为“康乾盛世”摇旗呐喊，莫不是关于当代，他们有什么惊世之言要说？
不管其内涵有什么，有多深，我敢肯定的是如何评判早已覆灭的皇权，这成了看待当代社会政治、文化演进的一只晴雨表。
警觉扩张，立足缩小（一）
在日本的历史上，有两次大的扩张。
一次是丰臣秀吉时期，虽然已敲定姐姐的儿子出任管理中国的总督，并打算安排天皇去巡幸，但这次不仅没能打到北京，甚至连鸭绿江也没有过。
第二次便是上世纪上半叶了，这回似乎时来运转，1942-1943年，是日本版图上最“繁荣昌盛”的年代——从20世纪初到1931年期问，日本人攫取了朝鲜、中国东北，以及中国的台湾、琉球群岛、澎湖列岛，从前苏联抢走了库页岛和千页群岛。作为“一战”中协约国的战胜国之一，日本还得到了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这些群岛在“一战”前被德国所占领。从1937年开始，日本又占领了中国华北和大陆沿海从上海到海南岛的主要海港。1941年7月，日本从摇摇欲坠的法国维希政权手中抢走了印度支那。此后，希特勒在欧洲闪电战的成功，像烈性酒一样刺激着日本人，他们先是摧毁美国在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接下来一一征服菲律宾群岛、荷属东印度群岛、婆罗洲、泰国、缅甸、马来亚、所罗门群岛、吉尔伯特和埃利斯群岛……
在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日本人就占领了英、法、荷等老牌殖民者统治的大片土地，而这曾经是后者花费了几个世纪才弄到手的。系南亚地区超过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即整整半个西太平洋地区，沦陷在了日本人的铁蹄之下，有超过1.5亿的新增人口成为了裕仁天皇的子民。此外，超过50万的欧洲人和美国人，以及将近15万的军事俘虏落人了日本人手里。如此辽阔的战线上——在中国华北平原，日军的卡车行驶在不是泥泞不堪就是尘土飞扬的道路上；在缅甸，日军士兵骑在大象身上渡过湍急的、布满石头的河流；在千页群岛，在皑皑白雪的海岸线上行进，得靠雪橇运输物资……除了枪林弹雨，日军还遭遇到各具地域特色的危险：巴丹半岛的竹枪陷阱，婆罗洲的猎人头族，还有在大部分地区都存在的带有疟疾的蚊子，吸血的水蛭，以及像牛头犬一样常常咬人的红蚂蚁。
为了缓和本土的人力紧张，仅在中国被日军强征的劳工总数超过1000万人，其中在所谓的“满洲国”里被虐待致死的就有200多万人。为了解决国内粮食、棉花原料短缺，日军强迫菲律宾农民在田地里种植水稻、棉花，这些土地以前都是上等的甘蔗田。在缅甸，日本人用伪造的印度卢比支付征收物资所需要的款项。在泰国、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则十脆用枪杆子写下一堆一文不值的白条……
半个西太平洋地区都尽在彀中，做惯了岛国人的日本人第一次有了帝国的感觉。可仅仅一年多后，这个庞大的浮游在海面上的帝国，便像花季短暂的樱花一样凋落了，给日本人的心灵刻下至今也难以愈合的创痛……两次扩张，一次是在冷兵器时代，一次是在热兵器时代。丰臣秀吉最终败于文禄·庆长之役，而“二战”中的日本，终因发生在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惨景而告投降。
失败的原因却是一样的，除了非人道非天道之外，两者都有根本判断的失误，对辽阔空间的浑然无知。与此相反，日本人若不扩张自己，折射出的不是其文化的狂暴、阴鸷的一面，而是回到“缩小”的审美情结上来，他们在弹丸之地多知根知底，游刃有余，就有了源远流长且总在推陈出新的盆景艺术、庭同艺术、插花艺术，还有俳句、茶道、玩赏人偶……它们常常表现了日本文化优雅、纯净的另一面。在发展经济上，“缩小”更是日本许多产品得以克敌制胜、征服世界的杀手锏。
在德国生产出世界上第一台磁带录音机之后，紧接着，1950年1月，索尼公司也推出了亚洲第一台磁带录音机，但因为价格昂贵，当时约合16万日元，体形笨重，约有45公斤，抱在手里，相当于抱着一个十几岁的孩子，除了向一些公司、学校推销，个人客户基本没有着落。当时索尼的会长是盛田昭夫，他下令必须压低成本，并且实现产品的小型化。技术骨十集中到一起，一次次攻关，不久便研制出体积像手提箱一样大小、价格却降低了1／2的新型微型录音机。以后，又陆续研制出世界上最小的随身听和最轻的耳机，随身听还带有立体声装置。
世界上最早生产家用电视、收录机的企业不在日本，而是德国的飞利浦公司。但是，使其变得小型化的，也是索尼公司，和日本的另一家V-公司。日后，索尼公司还开发出了录像机、影碟机等，后者更是能把一部两小时的电影压缩进一片巴掌大的光盘。像索尼公司这样在“缩小”上下工夫争市场的企业，在日本可谓多如牛毛。另一个例子是，1963年，夏普公司就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部袖珍计算器。美国人的追求是发明计算机，只要这家伙运算速度快，不去计较它有多大的体积；而日本人的追求却是如何把计算机缩小后作为私人物品搬人家中，且能随身携带，就像他们决心要把山水田园精心搬到自家庭院里、案头茶几上一样…
事实证明了盛田昭夫的卓识远见，大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几乎所有电子产品的竞争，都在向家庭化、实用化、小型化发展。除了在力求大容量、也不必随身携带的冰箱的生产领域中，日本没有拔到头筹外，美国和欧洲在家电产品市场上统统败于日本的这一“缩小”化。
韩国着名学者李御宁曾说——
回顾一下日本史就会发现，“缩小”意识发达时期，社会一般都较为繁荣，可成功之后不久，往往又像秀吉一样开始向往扩张，转为“扩大”意识。如此一来，就突然变成非日本人，日本讲究细致的传统就遭到破坏，就开始丧失判断力，美的感性意识也变成一种带有残忍性的行为。
——（[韩]李御宁着《日本人的缩小意识>）
李御宁先生的这段话，让我思之良久。
警觉扩张，立足缩小（二）
如果抛开意识形态层面，仅就一种文化积淀，或者称作一个思维特征而言，“缩小”和与之相对应的“扩张”，至少在新中国以来，似乎同样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兴衰。
一些中国人是很喜欢往大里说、也总往大处瞧的——
有些年月是：大跃进。大炼钢铁。大放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赶英超美。“赶上英国用不了十五年”。大革命。大串联。大批判。大斗私心一闪念。大分化。大改组。大震荡。世界革命的根据地。“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还没有解放”。“红太阳光芒照遍全球”……这些年则有大思路，大举措，大工程，跨世纪工程，造福千秋万代工程。学校不是中国的哈佛，就是中国的剑桥。新区不是某地的浦东，就是某地的外滩。塔高或楼高不是国内第一，就是亚洲第一，世界第一。城市定位不是“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就是“区域性中心城市”，至2004年底，全国已有183个城市相继提出要以前者为目标。一个不久前的例子是，在中部某地，投资5000万人民币，前后修了3年，建了一座名为“中国华门”的建筑，高130多米，高出巴黎凯旋门0.14米，号称“世界第一门”。据说，建此门将会大大促进当地的旅游事业。
“扩张”时往往充满着热情与豪情。“扩张”成了吹破的气球了，却绝少有团体或个人为此承担实在的责任。
不“扩张”是立场、态度问题，“扩张”错了是经验、方式问题。
屡屡“扩张”者，容易升官晋级，屡屡抵制“扩张”者，可能被怀疑、批判乃至最终自己被“扩张”到“敌人”中去，彭德怀就是一例。
“扩张”对某些官员来说，是政治生活中的潜规则，是避险求安的不二法门。
每一次举国政治、经济上的“扩张”，在过去就是棍子满地来，帽子满天飞，黄钟毁弃，瓦釜高鸣，真话近绝，假话风行，民族大伤一回元气，百姓必遭一回折腾；近些年里，那便是“政绩工程”、“豆腐渣工程”、“烂尾楼工程”。今年1月31日，“全国建设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会议第二次会议上，建设部部长汗光焘特别斥责一些地方脱离实际，超越经济承受能力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会上透露，全国拖欠的780亿元工程款中，各地政府投资的建设项目所拖欠的工程款就高达700亿元。
“扩张”起来总是雷霆万钧，天网恢恢，而“缩小”起来，却如病去抽丝，千辛万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具有的大转折意义，就在于它是为一个“扩张”得中国人几乎喘不过气的年代“缩小”。但总归是“扩张”者有如过眼云烟，“缩小”者必然青史留名，彭德怀如是，胡耀邦如是。这十几年来，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千万、亿万富翁群，这些富翁崛起的速度，超过了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
但与财富一起增长，甚至比其增长得更快的，有可能是不公、不仁、不信、不义；而且，近几年来，仅就媒体所披露的大量如刘涌、周正谊、“中原黑老大”宋留根一类案件来看，与众多富翁一起崛起，甚至比其崛起得更为迅猛的，则已经是污秽、垃圾、黑社会与流氓。
在一个充盈虚骄之气的中国里，一些官员们追逐的只是不管山河如何破碎、天空如何污染的GDP的快速增长，以及推倒传统、放逐自然，用金属、水泥和玻璃幕墙堆砌起来的现代化。此外，还有他们总像辞退不了红包一样辞谢不了的好日子——衣香鬓影，香车宝马，飞澳门豪赌，去加州冲浪……
其实，千年之前，我们的祖先在《礼运》篇里曾经憧憬的大同世界的社会景象：“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在1000余年后的当今，仍是亿万中国人需要付出极大努力的目标。仅以“幼有所长”而言，至今仍有大量农民、工人的儿女丧失接受教育的权力，失学儿童被推给了民间的“希望工程”，而写在法律上已近2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事实上成了一张神圣的空头支票。世界各国教育投入的平均水平早已超过5%，中国的教育经费总额却从未达到过3%，在2004年世界上120个国家的排序中仍位于第96名。
虽任重道远，但令人有望的是，2003年以来，一个“扩张”的中国正渐渐跌入神话，而此后一个“缩小”的中国渐让老百姓可感可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