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还引用了《何典》中的两句：“说嘴郎中无好药”，“一双空手见阎王”。江湖郎中信口雌黄，嘴上说得好听，口袋里却没有好药。在毛泽东看来，林彪是“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当面讲好话，背后下毒手”，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骗子！林彪阴谋败露后，仓皇出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正是“一双空手见阎王”！
这几句话用以描绘林彪，真是既形象又贴切，在座的人听了感到很新奇，就问毛泽东这几句话是从哪里来的。毛泽东说：是从一部小说里面看来的，鲁迅写过一篇序文，推荐了它，这部小说叫作《何典》，作者是清嘉庆年间上海人张南庄。
于是，当时政治局就要求把《何典》找来，用大字体重印了一次，16开本，政治局委员人手一本，连中央委员都没有资格分到。郭沫若还是后来想方设法才弄到了一本。
《何典》系清朝嘉庆年间上海才子张南庄所著的讽刺性滑稽体章回小说，共十回，12万字左右。张南庄书宗欧阳询，诗法范仲淹、陆游，著作等身，而身后不名一钱，无力付梓。咸丰初年太平军攻入上海时，张南庄的其他著作尽付一炬，独《何典》幸存。虽是吉光片羽，但亦足显其绝世才情。
《何典》的奇特之处在于采用了别具一格的“幽默”文体，一反旧小说的所谓“文人气”，无章无典，无规无矩；满目脏字却不下流，油嘴滑舌却很严谨。作者主要通过对“下界阴山”“鬼谷”中的“三家村”土财主活鬼一家两代的不同遭遇和福祸的描写，嘲笑了阴曹地府的形形色色、光怪陆离的丑恶现象。在鬼蜮世界，到处都是“有钱使得鬼推磨”的金钱至上观念，也充斥着“杀人弗怕血腥气”的冷漠和残酷。作者借此讥讽了我国封建社会“人吃人”的黑暗现实。举凡敲诈、贪污、淫乱、造反等人间上演的事情，在鬼的世界里照样应有尽有。作者的想象力极为丰富，书中塑造了活鬼、雌鬼、活死人、形容鬼、六事鬼、饿杀鬼、催命鬼、刘打鬼、黑漆大头鬼、青胖大头鬼等形象，还有什么赶茶娘、臭花娘、醋八姐等人物，无不栩栩如生，让人读来欢天喜地、笑断肚肠。
张南庄以“过路人”的化名在自序中述说了自己的语言风格和构思方法，称《何典》是逢场作戏，随口喷蛆；见景生情，凭空捣鬼；“新翻腾使出花斧头，老话头箍成旧马桶”；“天壳地盖，讲来七缠八丫叉；神出鬼没，闹得六缸水净浑”。其风趣幽默于此可见一斑。现在人们听到不着边际的话，爱问“语出何典”，殊不知这就与张南庄张大才子有关！
1926年年初，北京大学教授刘半农在厂甸旧书摊上购得光绪四年（1878年）上海申报馆印行的滑稽小说《何典》，十分高兴，迅即加以校勘标点，又略加注释，交北新书局出版（1926年6月），一时颇为畅销，到1930年4月已印到第四版。
《何典》是一本很“另类”的书，流传不广，鲁迅因为写小说史要买这本书，想了不少办法，始终没有找到。刘半农运气好，竟于无意中得之，他放下教授架子来出版这本书，据说也有一点不得已的情况——那时国立大学拖欠工资日趋严重，教授愈教愈“瘦”，非另外想点办法不可了。
《何典》出版问世后，风靡一时，跟鲁迅的大力推荐有关。
刘半农深知鲁迅对古代小说研究有素，于是请他为新版《何典》写一篇序。鲁迅很快就把题记写来，其中讲起《何典》一书的价值：
我看了样本，以为校勘有时稍迂，空格令人气闷，半农的士大夫气似乎还太多。至于书呢？那是，谈鬼物正像人间，用新典一如古典。三家村的达人穿了赤膊大衫向大成至圣先师拱手，甚而至于翻筋斗，吓得“子曰店”的老板昏厥过去……这一个筋斗，在那时，敢于翻的人的魄力，可总要算是极大的了。
成语和死古典又不同，多是现世相的神髓，随手拈掇，自然使文字分外精神，又即从成语中，另外抽出思绪；既然从世相的种子出，开的也一定是世相的花。于是作者便在死的鬼画符和鬼打墙中，展示了活的人间相，或者也可以说是将活的人间相，都看做了死的鬼画符和鬼打墙。便是信口开河的地方，也常能令人仿佛有会于心，禁不住不很为难的苦笑。
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发生，文化人在书斋里坐不住了，《何典》开场白中的“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成了对时政最好的注解。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称《何典》是他做嬉笑怒骂文章的范本。同时，文坛的一些重要人物，如胡适、周作人、林语堂等，也不断提到和向读者推荐这本书。
然而，也有一些当时的“文人雅士”，他们责难《何典》“不入流”。刘半农说：“凭你是天皇老子乌龟虱，作者只一例地看作了什么都不值的鬼东西。”因而引发一场文坛大战，被陈源攻击为“大学教授而竟堕落于斯”。鲁迅怒而撰文：“即便我是怎样的十足上等人，也不能反对他印卖书。”
20世纪20年代的文坛上围绕《何典》的论战，肯定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也可以肯定，他正是此时期读了《何典》，并且反复读了一生。
延安时期，毛泽东曾两次寄书给远在苏联求学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1939年，他托林伯渠买了一批书寄去，但中途丢失了。1941年1月，他写信说：“关于寄书，前年我托西安林伯渠老同志寄了一大堆给你们少年集团，听说没有收到，真是可惜。现再酌检一点寄上，大批的待后。”
毛泽东随信附上一张书单，并注明了册数，具体内容如下：
精忠岳传2，官场现形记4，子不语正续3，三国志4，高中外国史3，高中本国史2，中国经济地理1，大众哲学1，中国历史教程1，兰花梦奇传1，峨眉剑侠传4，小五义6，续小五义6，聊斋志异4，水浒传4，薛刚反唐1，儒林外史2，何典1，清史演义2，洪秀全2，侠义江湖6。
这张书单共列20多种书，其中许多属于人们所熟悉的明清时代的小说。但也有一些书显得比较冷僻，一般人别说没有读过，恐怕闻所未闻，比如《何典》。
张南庄擅长运用生动的方言俚语展开叙事，处处闪烁着民间的智慧。他的语言风格与毛泽东的审美趣味有着共同之处，这也是毛泽东引用和推荐《何典》的原因之一。
《何典》中的方言俚语，是二百年前的上海话，是迄今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上海话文字资料。张南庄不愧为当时上海十位“高才不遇者”之冠，他对上海话中的俗谚成语驾轻就熟，顺手拈来。书中大量熟语至今还活跃在上海人的口中，比如吃辛吃苦、拍手拍脚、拍台拍凳、疑心疑惑、号粥号饭、挨肩擦背、强头倔脑、牵风引头、性命交关、一无事事、立时三刻、三日两头、七支八搭、无千无万、斯文一脉、刁钻促掐、寻孔讨气、捋舌八哥、地头脚根、眉花眼笑、贼忒嬉嬉、闲话白嚼蛆、日头晒肚皮、碰鼻头转弯、捏鼻头做梦、有天无日头、关门勿落闩、盐瓶倒醋瓶翻、张亲眷望朋友、风扫地月点灯、钉头碰着铁头、扳只葫芦抠子、螺蛳壳里做道场、乡下狮子乡下调、外甥弗出舅家门、急惊风撞着了慢郎中、千拣万拣拣着了头珠瞎眼、闲时弗烧香急来抱佛脚，等等。作者把很有特色的上海俚言土语运用得非常自如，足见其才学过人。
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反对“党八股”。毛泽东所列举“党八股”的罪状，其中一条便是“语言无味，像个瘪三”，即写文章或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么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或者只有死板板条条框框，缺乏生动活泼的语言，像瘪三一样只有几条筋，没有血肉，瘦得难看。鉴于此，毛泽东强调宣传和文艺工作者“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因为“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在毛泽东看来，《何典》正是“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的典范。他对《何典》语言的化用和引用，实际上表达了对这种审美取向的认同与欣赏。
毛泽东1965年的词作《念奴娇·鸟儿问答》的最后两句是：“不须放屁，试看天翻地覆！”“放屁”一词使全词幽默横生，很可能是借鉴自《何典》。因为何典的开篇第一章的“词曰”中的两句就是：“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
毛泽东喜读《历代通俗演义》
1936年，毛泽东和党中央由陕北保安进驻延安，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1937年1月31日，毛泽东专门致电在国统区开展工作的李克农：
请购整个中国历史演义两部（包括各朝史的演义）。
毛泽东所说的“演义”，就是蔡东藩的《历代通俗演义》。
蔡东藩（1877—1945），字椿寿，号东藩，浙江萧山临浦镇人。幼时嗜读《通鉴》，作诗填词一挥而就，有“神童”之称。于清光绪十七年考中秀才，清末以段贡生考入选，调遣江西省以知县候补。1911年到省不久，他因看不惯官场的陋规恶习，月余后称病返归故里。
蔡东藩与邵伯棠是好友，邵伯棠清末为上海会文堂编书。辛亥革命那年蔡东藩在上海与邵伯棠见面，应约，也为会文堂编写《中等新论说文苑》，当年冬天便出版。自此蔡东藩与上海会文堂书局有了联系。邵伯棠于辛亥革命前曾为会文堂编写一部《高等小学论说文苑》。武昌起义后，邵伯棠去世，会文堂为符合时势的需要，请蔡东藩修改此书。蔡东藩为其修订重版。此后蔡东藩就以每月数十元的稿酬长期为会文堂编书了。
1914年夏，袁世凯废除了《临时约法》，妄想恢复帝制，蔡东藩义愤填膺。他深知欲改造祖国，应先唤起民众，遂萌发了“演义救国”的思想，从通俗的历史演义着手，以一己之所学诉诸史笔，借中国历史上救亡图存的事迹，用通俗演义之方法宣传教育，以期激励国民的爱国情操。这也正是书生报国的意思。
为了符合时势的需要，蔡东藩写历代演义并不按时间顺序，而是先写了《清史通俗演义》，1915年开始至1916年完稿出版。其后，写了《西太后演义》和《历朝通俗演义》（《中华全史演义》）。
1921年至1923年间，蔡东藩完成了《宋史》《唐史》《五代史》，其中1922年完成了两部。1924年至1926年完成了《南北史》《两晋》《前汉》《后汉》，其中1924年完成了两部。
蔡东藩的全部通俗演义共11部，1040回，651万字，如加上《西太后演义》（后改名为《慈禧太后演义》）和《中华全史演义》共13部，724万字。10年间平均每天写作2000字。
《历代通俗演义》以演义小说形式再现了上起秦始皇、下讫民国的2166年间的中国历史，是前所未有的巨著，是一部具有二十四史规模的庞大卷帙之作。蔡东藩也因此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历史演义作家。蔡东藩为了写这部《历代通俗演义》，光看正史就达4052卷，还不包括其他众多的稗官野史。卷帙浩繁，以他个人独力完成这部巨构，这是著述界的一件了不起的奇迹，被人誉为“一代史家，千秋神笔”。
“演义”一词，最早见于《后汉书·周党传》：“党等文不能演义，武不能死君。”据《辞海》解释：“谓敷陈义理而加以引申。”演义小说在我国有很悠久的历史。早在唐代便有说三国故事，北宋时期“说三分”已盛行，后来发展为“平话”，如《三国志平话》《五代史平话》等，这便是演义小说的前身。如果再上溯，那么在敦煌发现的《伍子胥变文》《昭君变文》等说唱历史故事的写本，该是演义小说的鼻祖了。如果按章太炎之说，“演义之萌芽，盖远起于战国”（《洪秀全演义·序》）。那么“演义”的起源就更早了。
演义小说由于采用了章回体形式，深得民众喜爱，故而得到迅速发展。到了明清时期，历史演义小说在民间广泛地流行起来。
一生酷爱读史的毛泽东为何爱读蔡东藩《历代通俗演义》呢？原因可能有很多，但蔡东藩成功实现了历史著作中历史真实和趣味性相统一，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蔡东藩的作品用章回体，取其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用白话，取其浅显易懂。这些，他和明清以来的“演义”作家并无区别。蔡东藩作品的最大特色在于他对历史真实的严格追求。可以说，他是在用研究历史的精神和方法写“演义”。他自称所编历史演义，“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逸闻为纬，不尚虚诬”。他的前后汉、两晋、南北史绝大部分史料根据正史。唐五代以下，除正史以外，杂史笔记，博采旁搜，但记述乖牾的一概不录。其中有些事情，经戏剧、小说传播，几乎是家喻户晓、众口一词的了，原是演义中绝好的趣味资料，但他绝口不谈。他引用历史资料非常认真。凡是历史上可靠的记载，没有犹豫地写入演义。至于事情有出入的，他用三种方法处理：
第一种，有些事情有不同看法的，蔡东藩只介绍情况，不作肯定。如宋初的“烛影斧声”是件疑案，他在《宋史通俗演义》第十二回中写道：
小子通考野乘，也没一定的确证。或说是太祖生一背疽，痛苦得了不得。光义入视，突见一女鬼用手捶背，他便执着柱斧，向鬼劈去。不意鬼竟闪躲，那斧反落在疽上；疽破肉裂，太祖忍痛不住，遂至晕厥，一命呜呼。或说由光义谋害太祖，特地屏去左右，以便下手。至于如何致死，旁人无从窥见，因此不得证实。独《宋史·太祖本纪》只云：
“帝崩于万岁殿，年五十”，把太祖所有遗命，及烛影斧声诸传闻，概屏不录。小子也不便臆断，只好将正史野乘，酌录数则，任凭后人评论罢了。
第二种，遇到史书上某些问题，蔡东藩对于某些说法认为不可靠的，在演义中予以批驳。《元史通俗演义》第五十七回，脱脱赐死滇边，蔡东藩注云：
余少时阅坊小说，至《英烈传》中记载脱脱自尽事，由丞相撤登及太尉哈麻主使，其实当时只有哈麻，并无撤登，正史俱在，不能臆造一人。
第三种，在有些事情并无史实可据，蔡东藩也有想当然的描写，但运用批注说明是自己的意见，态度是审慎的。如《宋史通俗演义》第十七回中说杨业被擒，撞死在李陵碑上，临死大呼曰：“宁为杨业死，毋为李陵生。”这当然是从“宁为袁粲死，不作褚渊生”脱胎来的。但在蔡东藩批注中则说明：“两语不见史传，系作者从杨业口中，警醒后世。”
由此可见，蔡东藩的著作有正文，有注，有批，除表示他自己的历史观点以外，对史料的取舍也做了一些说明。
《历代通俗演义》融历史与文学为一体，以很强的可读性为读者所接受，从而为普及中国两千多年历史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蔡东藩在演义情节的设置上，巧妙地运用了“笙箫夹鼓法”、“剥笋脱壳法”、“层峦叠翠法”、“画龙点睛法”、“避实就虚法”、“烘云托月法”、“摹声绘形法”等许多演义小说中的传统笔法，把原本是枯燥的史事，演义成令人不忍释卷的文学作品。同时，在行文上多用短句，在遣词造句中也以朗朗上口为目的，使读者不觉厌烦，形成了一种独具风格的文字美。
《历代通俗演义》为世人提供了一部浩瀚而通俗的中华通史，可以当作《二十四史》的辅助读物；为后起的“纪实文学”开了先河，作了先导，是文学和史学熔为一炉的可贵尝试。
1941年1月，毛泽东写信给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列的书单中，就有《清史演义》，即蔡东藩的《清史通俗演义》。
中南海毛泽东故居卧室床边陈列着许多书，其中就有蔡东藩的《历代通俗演义》，足见毛泽东生前对蔡东藩著作的喜爱和反复品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