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意思很平常。我愿意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愿意检查厅提起公拆，审厅去审理判罪，学生去遵判服罪。”甚至人多检查不尽，学生“尽可一一自首”。理由呢？因为“在道理上讲，打伤人是现行犯”，纵然曹间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那么都去自首，又如何解决呢？”’经过审判之后，可以由司法总长里总统特赦。一方顾全了法律，一方免几个青年受委屈。”
这是一个对理想化生活的追求的乎天真的率直之人。王宗煜著文析说当时梁是基于一种对法制社会的向往才持此率论的。可当时的学生都不想效颦苏格拉底式的伟大。《新潮》的几个成员给梁写匿名信，不逊地和警告他今后小心些。便毕竟不了了之。
早在30年代梁就去实施他的社会改造计划，名声很大，实效很小。所谓“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尽管在新旧政权交替时，他曾深持了一段时间的超脱和觉静，但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不是个书生！”他还是进了政协。很快，他成了当时最勇敢的“净客”。
至今给许多老教授留下深刻印象的也许是“试试雅量”的事件。起因是梁指责过渡时斯总路线在执行中发生了问题。城乡生活差距拉大到“九天九地”的地步。毛主席素来认为自己对农民问题是最了解的，不愿听别人地农民问题说三道四，于是两人分歧便由隐到显。在一次会议上，主席措词激烈地说梁“一贯反动”云云。但梁并不服气，发言时反诘主席有无自我批评的雅量，但最终由于台下大多数举手表决要求梁马上住（毛主席反而没举手），方才作置。
为理想而奋斗的决心
在对有价值目标的追求中，坚韧不拔的决心则是一切真正伟大品格的基础。充沛的精力会让人有能力克服以艰难险阻，完成单调乏味的工作，忍受其中琐碎而又枯燥的细节，从而使他顺利通过人生的每一驿站。在这个过程中，正是由于各种令人沮丧和危险的磨练，才造就了天才。在每一种追求中，作为成功之保证的与其说是旧越的才能，不如说是追求的目标。目标不仅产生了实现它的能力，而且产生了充满活力、不屈不挠为之奋斗的意志。因此，意志力可以定义为一个人性格特征中的核心力量，概而言之，意志力就是人本身。它是人的行动的驱动器。是人的各种努力的灵魂。真正的希望以它为基础，而且，它就是使现实生活经绚丽多姿的希望。
对于年轻人来说，如果他们的必要求不能及时地付诸行动和成为事实，那么就会引起他们精神上的萎靡不振。但是，目标的实现，正像许多人所做的那样，不仅需要耐心的等待，而且还必须坚持不懈地奋斗和百折不挠的拼博，就像有滑铁卢击败拿破仑的惠灵顿将军那样，切实可行的目标一旦确立，就必须迅速付诸实施，并且不可发生丝毫动摇。
季羡林在《悼组湘》一文中说：“不管我还能活上多少年，，我现在走的反正是人生最后一段路程。最近若干年来，我以忧患余生，渐渐地成了陶渊明的信徒。他那种形神相赠的诗，我深深服膺。我想努力做到“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我想努力做到宋人词中所说的“悲欢离合总无情”。我觉得，自己的努力并没有白费。我对这花花世界确已看透，名缰利索对我的控制已经微乎其微。然而一遇到伤心之事，我不不能“总无情”，而是深深动情，组缃之死就是一个例子。生而为人，孰能无情，一个“情”字不就是人之所异于禽兽者的那一点“几稀”吗？
但是，眼前我并不消极，也不颓唐，我决不会自寻“安乐死”的。看子我还能活上若干年的，我耳不聋，眼稍昏，抬腿就是十里八里。王济夫同志说我是“奇迹”，他的话有点道理。我计划要做的事，共数量和繁重程度，连一些青年或中年人都会望而却步，借用冯友兰先生的话，我是“欲罢不能”。天生是辛劳的命，标之何哉！看一掉念文章我还是要写下去的。我并没有老友藏克家要活到一百二十岁那样的雄心壮志。退而求其次，活到九十多，大概不成问题。我还有多少掉念文章要写呀，恐怕没有人敢说了。
“老伏柄，/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李先生用他的一生来达到一句话“为理想而奋斗的决心不能变”这种精神，我们谁都应认真学习呀！
学以致用
学习是为了能够将所学到的知识运用到生活、工作之中去。这就需要一个实践的过程。
清华人坚持把“如何做人”和“如何做事”两个方面紧密结合起来，并把“如何做人”放在第一位，坚持在获取知识、掌握能力的同时成为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人。同时，在这市场经济建设的新时期，清华学生也注意加强各项实用知识与技术的学习。
“学以致用”是清华的光荣传统
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提倡“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今天，“学以致用”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
梅贻琦是20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创者。他明确提出废止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封建教育宗旨。倡导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为急务，以道德教育为中心，以世界观教育为终极目的，以美育为桥梁的资产阶级民主主度的教育方针，初步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新教育体制。梅贻琦的教育实践多在高等教育方面，他任清华大学校长时，提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他提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主张学与术分校，文与理通科。将“学年制”改为“学分制”，实行“选科制”，积极改进教学方法，精简课程，力主自学，校内实行学生自治，教授治校。他的这些主张和措施，在清华大学推行之后，影响全国，以至有人称他为自由主义教育家。
“学以致用”的思想在清华的学生身上有较好的体现。工作在各行各业的清华人，都是以实际行动来贡献国家、社会。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赞誉。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这一句话只说对了一半！知识社会，其实是有许多“知识”是不能成为“知识产品”的，它们只能成为被关在知识社会之门外的“活化石”。因此，如何在市场需求面前，鉴别自己的知识，并将最有用的知识市场化，这是知本家要做的事。可以这样说，发何为知识选择方向，是决定知本家成就大小的关于“知识的知识”。
读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用
一个人不能为读书而读书，读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用。
生活中有不少人也经常在读书，甚至有的人读书还很多。但是，有的人能做到活学活用，有的人则读了同没有读差不多，甚至还带来了害处。
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已，就是这样一个典型。
孔乙已深受封建思想和科举制度的毒害，年轻时一心要在科举考试中取得成功，谁料运气实在不佳，直到垂垂老年时仍未能如愿，自己反倒落了个贫穷潦倒，最后在饥寒交迫、羞辱无奈中死去。
孔乙已的经历深刻地揭示了读死书、死读书、书读死的悲剧。
五代时有一个书生，一生读了很多书，并且背诵得滚瓜烂熟，人称“两脚书橱”，但是不能活学活用，因而即使饱学终究也没有用处。
在现实生活中也常常可以看见一些人，虽然爱读书却不能很好地利用，尤其是在商品经济大潮卷过来时，有些平时不注意接近现实，对书本之外的事知之甚少或全然不知的读书人，几乎要晕头转向不知如何是好。
有些读书人，肚子里的学问或者理论水平很不错，却拙于实际操作，不能把书本知识与实际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结果，读书不如不读，什么事都干不了，这是读书人最大的悲哀，读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利用知识做一，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怎样利用知识。使这在工作和生活中发挥作用。
不做无用的书生
清华大学的张教授撰文指出“百无一用是书生”，文中说：
很多功课很好的学生，成了深度的近视眼镜，除了读书之外，一无用外。据我发现是如此，至于说对或不对，能干的人，将来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并不一定在学校里就是书读得很好的人。
前天在×大考一个研究生，拿硕士学位，很惭愧的，我忝为指导老师。还好最后以八十五分的高分通过了。这个孩子读书得非常好，但是我看他做事，一点也不行，书读得好的，一定能救国吗？能救国救世的人，不一定书读得很好。假定一个人书读得好，学问好，才具好，品德也好，那才叫做“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算是一个人才。试看清华中叶以来，中西文化交流以后，有几个第一句的状元是对国家有重大贡献的？宋朝有一个文天祥，唐朝有一个琥进士出身的郭子仪。只有一两个比较有名的而已。一个人知识虽高，但才具不一定相当，而才具又不一定与品德相当。才具、学识、品德三者兼备，这就是孔子所讲的“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要想真正做到学以致用，就必须找到造就读书人不能学以致用的原因，并在实践中努力克服。造成读书人不能以致用的原因主要有这样几点：
一是读书人常常埋头读书而疏于与实际结合，只顾沉浸在书中所描绘的神奇世界而不愿知道屋外都发生了什么，久而久之便脱离了实际生活，而把自己紧紧地包裹了起来。
二是读书人自古有一种清高自傲的毛病，喜欢孤芝自赏、顾影自怜，总以精神贵族自居，而不愿与更多的普通人接近，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孤陋寡闻，自心为是。
三是读书人往往热衷清谈，却不善动手，所谓理论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就是说这样一种情况。
作为读书人，要避免与实际脱离、不能致用的读书倾向，就要把学以致用作为必须遵守的一条原则。
与鲁迅先生一样，清华人早就认识到了“读书致用”的重要性。
儒家文化的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精神，以及无神论的传统，造成了一种务实精神。故事《国语·晋语第十》说：“而不实，耻也。”“大人不等，君子务实。”中国传统上讲求入世，不重出世；重视德育，轻视宗教；崇尚经验，无视神异；尊重正权，压抑神权。中国民族的务实精神，推动中国封建文化达到了古代世界文化的顶峰。
秉承“君子务实”的思想，中国知识界是有学以致用的传统的。但现代大学生给社会的印象一度曾经是“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
其实，做到学以致用并不难，如果能够从下列几方面去做，就会大致避免读书与实际脱节的倾向。
（1）在广泛涉猎的同时，要经常注意读报，收看电视和收听广播新闻，养成关心时事的良好习惯。
（2）要在读书的同时注意思考，尤其是重视联系实际问题，把书本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
（3）要经常走出书斋，同广大的普通人接触，同他们打成一片。
（4）要在掌握理论的同时，注意养成经常动手的习惯，使理论知识化为实际工作效果。
（5）要经常检查、复省自己的读书学习，是否紧扣实际需要，是否真正增加了知识，增长了见识。
总之，读书人要防止成为只会读书不会运用的书呆子，只有这样才能使读书上升到一个较高的层次，才能在实践中很好地运用从书本中得来的知识应用自己的知识开辟新开地
常常听刚刚走向社会的同学抱怨，说自己没有分到理想的单位，学的知识根本用不上。其实，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即使没有分到理想的工作单位，仍然有机会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自己开辟一片全新的天地，这样的榜样是非常多的。
小陈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从清华经济学系毕业后，小陈就在一个广告分司工作，学非所用，且收入低廉，仕途黯淡。眼看同班同学一个个出国的出国，升官的升官，发财的发财，小陈并不眼热。他坚持非常深入地学习自己的专业知识，并默默地等待着时机。
1990年春。从我国深圳股市开始，在新中国的历史上现出了第一次股市大爆炸。几个月前还被视为废纸的股票，忽然变得无比昂贵。股价疯狂上升。转手之间，多少百万富翁骤然出世。
小陈知道，机会来了，他几年来悉心学习所获得的知识终于派上了用场。1991年他亦不甘寂寞，加入了妙股者的行列。他起先只拥有3000元资金，小吃小吐，小心谨慎。不到1年功夫，竟赚了18万元。当然，这个数字在妙股家族连条虾米也算不上，但对他来说已经够得上天文数学了。小陈利用这笔资金开始创业，开办了一家小公司，经过不断努力，现在的公司资产已有上千万了。
王小姐是清华经济学学士，毕业后在一家国营小杂志社会工作。工作单调、乏味。大部分时间归自已支配。别人在看电视、读小说时，她却对期货理论情有独钟，经常学习、研究。1992年5月上海金属交易所成立后，她立即“下海”，专做铜、锌期货生意。于由理论纯熟，又能活学活用，仅用3天时间，就神话般地赚了4万多元，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如今她拥有多少资本，我们更是无从得知。
1992年，中国房地产热得发烫，各家炒手炒得不可开交，其中有一些人嫌了大钱。
毕业于清华经济系后，王亚当了一名中学教师，每月收入却仅够吃饭，只好开始大动脑和筋。凭借专业知识和对港澳经济走势的了解和预测。他很快发现。刚刚发展起来的房地产业很有赚头。由于在学校里开课不多，使他能够有充足的精力研究房地产。很快，他对市郊一片低矮的平记小区发生了兴趣。这小区的居民正急于搬迁，而根据可靠消息，此外要建一家合资加工厂。于是他拿出自己平时所有的积蓄，又四处向亲友筹措，终于凑足5万余元，买下了两间平房。不出所料。因这家工三要用这块地皮，以每间8万元的价格买下该片小区的平房。这样，王亚在短短的两个月之内就净赚11万元。打那以后，他就把妙房地产当成了第二职业，炒来炒去，如今早已腰缠万贯。
王来在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的时候说：“读书人应该用脑子赚钱。把赚钱和自己的专业结合起来，发挥自己的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