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0年动乱中，科技工作者普遍受到冲击，经费减少，科研处境十分艰难，许多研究项目半途而废，多数项目被迫下马，机构和人员大量缩编。中国科学院1965年有研究单位106个，职工6万余人，1973年研究单位仅剩53个，人员减至2.8万。而且其中许多人员名在编制之列，实在干校劳动改造。但在10年动乱期间，毛泽东、周恩来对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如周培源、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华罗庚等人采取保护政策，使一些重大研究项目不至中断，尤其是对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作了极大努力。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亲自领导对中国科学院、国防科委的整顿，胡耀邦主持中国科学院工作时，向中央提出关于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要求落实和恢复党在这方面行之有效的许多正确政策。加之广大科技工作者不计个人得失、艰苦奋斗等等，所以在高科技研究上仍然出了许多令人振奋的成果。1970年4月24日，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1971年3月3日又成功地发射了我国第一颗科学实验人造地球卫星。此后多次发射均获成功。1973年10月，中国科学院生物学教授童第周和他的学生、美籍学者牛满江教授合作，通过实验证明细胞质里的信息核糖核酸对细胞的分化、个体发育和性状遗传有明显作用。这一实验的成功，不但为细胞遗传学的基础理论作出贡献，而且也为医学和农业的实践开辟了新的广阔道路。1975年2月3日和8月30日，南京天文台和北京天文台先后发现了一颗轨道稍特殊的小行星和天鹅星座出现的一颗新星。我国数学家陈景润经过多年苦心研究，到1977年终于证明了：任何一个充分大的偶数，都可以表示为一个素数加上顶多是两个素数的乘积（简称“1+2”）。这个问题200年来虽经许多科学家研究，但始终悬而未决。而陈景润的成果说明他对“哥德巴赫猜想”的解析和推算取得了领先地位。英国数学家哈伯斯坦和德国数学家黎希达合著的《筛法》一书，原有十章，付印后才见到陈景润“1+2”的论文，特添写了第十一章，章目命名为《陈氏定理》。虽然有上述不少科研重大成果，但从总体上来看，10年动乱使我国科技发展缓慢，多数研究领域平平，从而加大了我国与科技先进国家的差距，其损失是令人痛心的。
四、“文化大革命”时期外交关系的突破与发展
“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极“左”思想路线的影响与林彪和江青集团的干扰破坏，使得已经好转的中国的外交环境又逐渐恶化起来。
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凭借已经篡夺的权力，插手外交工作，他们组织、煽动不明真相的人揪斗外交部长陈毅等外事部门负责人；调回驻外大使参加“文化大革命”，致使同中国建交或半建交的40多个国家中，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1年多的时间里，有近30个国家都先后与中国发生了外交纠纷。
尽管“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外交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但由于毛泽东、周恩来的正确决策和外交战线上工作人员的艰苦努力，中国的外交工作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仍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1966年以后，中国与少数邻国发生边境冲突。1969年3月2日，苏联边防军侵入中国珍宝岛地区（黑龙江省虎林县境内），首先开枪打死打伤多名中国边防军，中国边防军在多次向苏边防军警告、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进行自卫还击，给了入侵者以歼灭性的打击。从3月4日至3月17日，苏军出动坦克、装甲车、飞机、地面部队，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多次发动进攻，中国边防军以前沿和纵深的火炮对登岛的苏军予以猛烈的还击。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坚决要求苏联政府惩办肇事凶手，立即停止侵入中国领土和武装挑衅行为，并保留要求苏方赔偿中方一切损失的权利，警告苏联政府，中国神圣领土是不容侵犯的，如果继续挑衅，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只能由苏联政府承担。3月4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还发表了《打倒新沙皇》的社论。但是，苏联继续扩大边境事态，武装冲突从东段扩大到西段。8月13日，在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中国边防部队一支约四十人的巡逻分队，受到苏军上百辆坦克和装甲车队的攻击。苏联国防部领导人公开扬言要对中国实行“外科手术”式的“惩罚”，甚至进行核威胁，把中苏两国关系推到战争的边缘。9月11日，周恩来在北京机场会见了前往越南参加胡志明主席葬礼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向他恳切表示中苏之间的原则争论不应妨碍两国国家关系的正常化。10月，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开始举行。
联合国作为处理国际事务的重要机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以76票对35票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案，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席位，并立即将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29日，我国政府就此发表声明，对一切主持正义的友好国家和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痛斥了美、日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重申了中国永远不做欺负其他国家的超级大国的严正立场。11月15日，中国代表团正式出席联大第26届会议的全体会议，受到极其热烈的欢迎，57个国家的代表和大会主席致欢迎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是中国外交史上的重大胜利，为中国开展更加广泛的国际交往创造了有利条件，也进一步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
进入70年代以后，中国在外交关系上出现了重大转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和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发挥的巨大作用，使许多敌视中国的国家不得不改变对中国的态度。加上苏、美争霸，日本、西德的重新兴起，使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20多年来“遏制和孤立”中国的政策也失败了。在新的形势下，它出于自身的利益需要，调整了对华的政策。1970年2月，尼克松在对外报告中表示：“如果没有（中国）这个拥有七亿多人民的国家出力量，要建立稳定和持久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设想的。”这些就构成中国外交关系新发展的重要机遇。
70年代外交关系重大转机的枢纽是中、美关系的逐步正常化。改善中国与美国的关系是中美两国的共同要求。1969年1月，美国总统尼克松上台后，即把改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作为一项重要的外交方针。他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国领导人秘密转达同中国改善关系的意图。中国政府也有意改善中美关系。1970年1月，恢复了已中断两年的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1971年4月，中国以乒乓球队的名义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正式访问中国。“乒乓外交”震动了美国，轰动了世界。5月17日，尼克松给周恩来一封信，表示他准备访问北京。6月2日，中国政府复信，同意美国总统访华。7月9日至12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同周恩来总理举行会谈。1972年2月21日至28日，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毛泽东主席同尼克松就中美关系等国际事务认真、坦诚地交换了意见；接着周恩来就两国关系正当化及双方关心的其他问题与尼克松进行了会谈。2月28日，中美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中美《上海公报》确认：各国都应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双方声明，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岸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的等。《上海公报》的发表是中美关系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它结束了中美两国长达20年的敌对状态，并对国际产生了重大影响，促进了中、美、苏三角战略格局的形式。尼克松认为他的中国之行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推动了中日建交。70年代初在日本已经形成要求日中友好和恢复邦交的潮流。但佐藤政府仍持反对态度，中美秘密改善关系的活动，日本一无所知。美国的“越顶外交”使日本陷于被动。田中角荣担任首相后，宣布把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作为新内阁的首要任务。1972年8月大平正芳外相正式转告中国方面，田中首相决定为日中邦交正常化谈判访问中国。9月25日田中首相访华，毛泽东、周恩来会见了田中首相，双方举行会谈。9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在北京签字。联合声明宣布：两国政府决定自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关系；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等。
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与中日建交，打破了50年代美国孤立遏制中国所形成的外交僵局，打开了中国70年代外交的新局面。
根据70年代国际形势的变化，毛泽东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反映了当时中国领导人对世界政治格局和发展趋势的估计，以及对中国外交战略的构想。1974年2月，毛泽东在与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时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4月10日，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时发言，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三个世界”理论的宗旨在于建立广泛的国际反霸权统一战线，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外交工作的发展。
（第十六讲）改革开放时期的社会变革
一、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建设
粉碎“四人帮”后，国家经历了徘徊中前进的两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重新确立了正确的路线，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对外开放，进行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的改革，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的改变。
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在农业方面，实行了放宽政策的方针，将农民的自留地面积扩大，并支持农民采取包产到户的形式经营土地，这是我国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初实验。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决心首先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搞上去。1979年9月28日，十一届四中全会又正式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当前发展农业生产力的二十五项政策和措施”。强调各级行政机关的意见“除有法律规定者外，不得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强制社、队执行，应该允许它们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因时、因地制宜，保障它们在这方面的自主权，发挥它们的主动性”。这就为鼓舞农民在实践中创造新的经验，并据此进行农村的体制改革敞开了大门。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各地农村干部和社员群众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大胆探索，逐步突破了人民公社原有的一些经营管理制度，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迅速发展起来。开始时，大部分实行的是联产到组责任制。随后，许多地方又逐步将联产到组发展为联产到人，并进一步发展到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对于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这种形式，当时党内外不少干部还存在着相当大的疑虑，担心这样做会不会离开了社会主义。1980年春夏之交，中央一些领导人先后去云南、青海、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等省和北京郊区农村调查。5月31日，邓小平发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对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这种形式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关键是要发展生产力，“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到1981年12月，召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时，全国农村已有90%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工作获得如此迅速的进展，反映了亿万农民要求按照中国农村的实际状况来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强烈愿望。
农业生产责任制大多数实行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把集体所有的土地长期包给各家农户使用，农业生产基本上变为分户经营、自负盈亏，农民生产的东西“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种责任制使农民获得了生产和分配的自主权，把农民的责、权、利紧密结合起来，不仅克服了以往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等弊病，而且纠正了管理过分集中、经营方式过分单一等缺点。这种责任制更加适合于我国大多数农村的经济状况，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更快发展。这种责任制是建立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集体和农户保持着发包和承包关系。集体统一管理、使用大型农机具和水利设施，有一定的公共提留，统一安排军烈属、五保户、困难户的生活，有的还统一规划农田基本建设。所以，这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同于农业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经济，它没有否定合作以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而是做到有统有分、统分结合，既发挥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又发挥了农民家庭经营的积极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它将会逐步发展成更为完善的集体经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农民的劳动热情，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见效之快，是人们没有预想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