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继续努力，到1965年底，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胜利完成，1966年经济有了新的发展。这表现在：第一，工农业生产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农、轻、重关系在新的基础上实现了平衡发展。第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积累规模扩大，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基本上恢复正常。第三，财政收支平衡，物价稳定，市场供应改善，对外贸易发展。1965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657亿元，比1962年增加了53亿元，比1957年增加了183亿元，各种副食品和工业用品供应充足。曾是紧缺商品的自行车、缝纫机到1965年均敞开供应，高价商品也改为平价，集市贸易价格在许多地方都已接近国家牌价，整个市场呈现一片繁荣景象。1965年国家财政收入为473亿元，支出为466亿元，货币流通量也恢复正常。对外贸易，1965年进口20.2亿美元，出口22.3亿美元，外汇收支平衡。以上几个方面的变化说明中共中央制定的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是正确的，正是由于全国人民坚决贯彻执行了“八字方针”，在许多方面纠正了1958年以来的“左”倾错误，克服了困难，才使国民经济重新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三、全面建设时期文教科技事业的发展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文教科技事业的探索有失误也有成就。在科学文化工作中，毛泽东提出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根本方针。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周恩来在1956年召开的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明确提出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毛泽东在1956年到1957年春的多次讲话中，肯定了周恩来的观点。党的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知识分子，调动了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对促进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使科学、教育、文化、艺术等各条战线上都呈现出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
但是在很快到来的反右运动和“大跃进”运动中，文教科技事业受到了严重挫折。知识分子又被推到资产阶级的行列中去了。在“大跃进”运动中，为教育规定的数量指标过高的。如：要求从1958年起，3年到5年内基本上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15年内要使每个具备必要条件、自愿入学的人都能受到高等教育等。在文教科技战线大刮跃进风、浮夸风的同时，又开展了批判“白专道路”和“拔白旗”运动，片面强调政治可靠性而轻视专业技能，刚刚被扫盲的工人、农民被誉为科学家、哲学家、诗人，而具有专业特长和学术水平的知识分子则受到贬损，开始了用政治批判来取代学术、艺术的正常争论，使整个文化思想界陷入沉闷的气氛之中。
1961年，党中央在贯彻“八字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同时，也调整了知识分子政策和思想文化工作政策，使文教科技事业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1962年3月，周恩来在广州国家科委召开的科学工作会议和文化部、剧协召开的剧本创作座谈会联席大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批判了1957年以后出现的“左”的错误倾向，重申了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劳动人民一部分的观点。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并亲切慰问了在经济困难时期辛勤劳动的科学工作者和戏剧工作者，高度评价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这就恢复了1956年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对知识分子所做的正确定位，从根本上改善了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对调动知识分子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起了重要的作用。
思想文化工作政策的调整是从重申实行“双百”方针开始的。1961年1月，中宣部注意到“双百”方针在文化界贯彻得不好，存在着行政领导管得太死和偏于简单粗暴的现象。6月，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的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周恩来指出了“大跃进”以来文艺工作领导中存在的问题，强调了在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中发挥民主的重要性。接着，党中央陆续制定了有关教育、科学、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草案。其中有1961年6月20日，由聂荣臻主持，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制定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科学十四条》）及聂荣臻向中共中央写的《关于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从政策上和理论上透彻地阐明了知识分子和科学研究中一系列重要问题。7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转了《科学十四条》和聂荣臻的报告，并要求对在反右派斗争中被批判错了的知识分子进行甄别平反，一定使知识分子敢于讲真话、畅所欲言，造成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1962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又批转了由文化部党组和全国文联党组拟定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八条》），其重点是：发扬民主，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强调对文艺界知识分子的团结和使用。同时，党中央还于1961年9月15日，1963年3月23日相继批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较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和《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据此，对高等教育及中小学教育的方针、任务、学生的培养目标、教学工作、思想政治教育、生活管理、教师、行政工作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经过调整及各类学校工作条例的贯彻执行，各级学校的教育秩序得到恢复，教学质量得到显著提高，达到建国以来最高的水平。在此基础上，国家新建和扩建了30多所高校，全国大、中、小学的在校学生人数大幅度增加，学校的物资设备和办学条件有了很大的提高。
知识分子政策的端正，“双百”方针的重新提倡以及对反右以来批判错了的大批知识分子的甄别平反和各项工作条例的贯彻执行，使1962年以后的文教科技事业出现了蒸蒸日上的局面，文化科学发展出现“黄金时代”。
到1963年，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人员增加到230多万人，到1965年底，专门的科学研究机构达到1714个，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员达到12万人。在资源勘探、矿藏开采、工农业生产、原子能、喷气和电子技术、医疗及基础科学理论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在李四光创立的地质力学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下，发现了大庆油田及其他矿藏资源。冶金方面，1964年创造了高钛型钡钛磁铁矿冶炼新技术。在医学方面，1966年成功地解决了烧伤总面积达98%的病员的治疗问题。1963年和1966年取得了断肢再植、断指再植等项目的重大成就。化学方面，1965年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得到了国际科学界的高度评价。1964年，中国自己设计制造的原子弹爆炸成功，1965年2月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66年发射导弹核武器的试验成功，这些集中体现了物理学和化学以及其他科学技术方面的新成就。在农业科技研究的应用上，中国在世界上最早育成的矮秆水稻得到大面积推广，在品种、灌溉、栽培、肥料等综合技术措施指导下，粮食作物的复种指数大大提高了。
文艺创作重新出现了活跃、繁荣的气象。1962年5月，在首届电影“百花奖”评选中，评选出了《红色娘子军》《革命家庭》《红旗谱》《洪湖赤卫队》《杨门女将》《马兰花》等具有较高艺术和思想水平的影片。在1963年3月的优秀话剧剧作评选中，评出了一些优秀剧目和优秀演出单位及个人，如《第二个春天》《李双双》《霓虹灯下的哨兵》《南海春城》等。长篇小说创作中，产生了《创业史》《青春之歌》《红岩》《红日》《林海雪原》《山乡巨变》《李自成》《百炼成钢》《上海的早晨》《六十年的变迁》《大波》《三家巷》等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高的优秀作品。
文物考古方面，1964年发现的距今六七十万年的蓝田猿人，1965年发现的距今170万年的元谋猿人，都是新中国的重大考古发现。
对教育事业的规模进行了压缩调整，整顿提高了的体育事业得到迅速发展，1957年到1965年，游泳、跳水、登山、跳伞、乒乓球等先后多次打破和创造世界纪录，或获世界冠军。中国人甩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进入了亚洲体育强国的行列。
四、全面建设时期对外关系的变化与发展
全面建设时期，在对外关系方面，中国抗击了美国的侵略干涉政策、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政策，取得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胜利。同时又坚持了独立自主、广交朋友的外交方针，同各种不同类型的国家尽可能地发展关系，取得了巨大成就。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对中国一直采取敌视的态度。它拒不承认新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全面禁止对华贸易，在经济上封锁中国；禁止美国人同中国人之间的一切往来；积极策划“两个中国”的阴谋，并采取大规模的干涉和战争威胁政策。对此，1958年9月6日周恩来总理就台湾海峡地区局势发表声明：台湾和澎湖列岛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行使主权解放这些地区，完全是中国的内政。周总理的声明中还倡议中、美两国恢复大使级谈判，谋求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和缓和消除。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美国被迫在华沙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
20世纪60年代初，肯尼迪及其继任者约翰逊的远东政策的重点逐渐转向印度支那。一方面是为了填补法国退出印支后的“真空”，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包围中国。美国发动侵越战争后，美机更频繁地侵入中国华南、中南、西南领空，进行间谍飞行或战争挑衅。1965年4月，中国接受越南政府的请求，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呼吁书的决议》，郑重宣告：中国将继续尽自己的一切可能，坚决地、无保留地支援正在进行抗美爱国正义斗争的越南人民。中国人民从道义上、物资上、人力上给予越南人民以巨大的无私的援助，为越南人民的反美解放事业，为维护远东和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印两国之间有两千多公里的边界接触，几千年来，两国人民在友好相处中形成了东段沿喜马拉雅山的南麓，中段沿喜马拉雅山脉，西段沿喀喇昆仑山脉的传统习惯边界线。新中国成立后，印度政府一方面比较早地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还积极主张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发展了中印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另一方面又沿用了英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干涉中国内政，并越过中印边界的传统习惯线，占领了中国大片领土。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发动叛乱后，印度政府负责人除发表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论外，还派遣军队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和西段的传统习惯边界线。8月，在他们承认是中国领土的马及墩地区袭击了中国的巡逻队，挑起了整个中印边界上的第一次武装冲突事件。10月，印军又在西段越过中印传统习惯边界线，在空喀山口第二次制造边境流血冲突。为了避免冲突扩大化，周恩来总理致电印度总理尼赫鲁，建议中印两国的武装部队立即各自后撤20公里，撤出的地区，双方保证都不派武装人员巡逻，中国执行了自己的建议而印度政府拒绝接受。1962年，印度国防部在东方军区下成立了一个专门对付中国的新军团。10月20日，尼赫鲁下令调集陆军十多个旅的兵力，并出动空军配合，在中印边界的东、西段，同时发起大规模武装进攻。中国军队实行了自卫反击，打退了印军的进攻，取得了重大胜利。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的胜利，粉碎了印度军队侵略和扩张的企图，保卫了祖国的领土，挫败了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反华阴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