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资本的迅速滋长，成为大后方经济艰难发展中极不和谐的音符。在上述情况影响下，中国的民族工业迅速走向衰落。官僚资本从战时经济的统治和垄断中，获得了多少利润，这是一个无法确定的庞大数字。美国华盛顿州议员沙在治曾言：“在战争时期的中国官场要人，在美国的存款达到10亿到20亿美元。”美国《自由》周刊称：“其中宋子文在美国、瑞士银行存款1亿美元。”显然，官僚资本是抗战时期的战时政治与经济结构出现重大缺陷的产物，它严重地腐蚀了国民党的政治机体，损害了大后方工业经济的发展。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建立了包括陕甘宁在内的19块根据地，在敌人后方建立了广大的游击区，并建立了具有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抗日政权，实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促进了经济建设的发展，表现在：
一是开展减租减息，发展农业生产。“减租减息”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实行的调节农民和地主之间阶级利益的政策。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正式提出把“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地租，一般实行“二五减租”的原则；利息，不要减到超过社会经济借贷关系所许可的程度。
在减租减息过程中，各抗日根据地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对中共中央的“二五减租”政策灵活运用。在晋东北地区，八路军一一五师在此地提出了“二五减租”和“一分利息”（年息不超过10%）的口号；在晋冀鲁豫根据地、晋察冀边区，规定地租不得超过总额的37.5%，“年息不得超过一分”；在陕甘宁边区，规定丰年减租25%，平年减租40%，歉年减租55%；在晋绥和山东根据地，一般都实行“二五减租”和“一分利息”。由于各地在具体实施中存在着一些政策不够统一和工作不平衡的现象，存在着一些保守或偏激的倾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42年1月28日，通过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它在总结各地经验的基础上，对减租减息政策又作了全面的具体的规定。同时又开展了“查减运动”，派遣大批干部深入农村给予指导和纠正，使“双减”运动进入了一个高潮，为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共中央除了实行减租减息政策以解决农村的土地问题之外，还采取了多种措施发展农业生产。主要有：开展互助运动；改进农业技术，提倡科学种田；奖励劳动英雄，鼓励农民致富；把发展农业与发展手工业、家庭副业结合起来，以繁荣经济；开展大生产运动，以减轻人民负担。针对1941年以后国民党政府停发八路军给养费，加上因封锁造成的根据地物资严重缺乏的情况，中共中央号召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大生产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以陕甘宁边区为例，边区部队开荒1.4万多亩。三五九旅三年内开荒26万多亩，不仅做到了吃用全部自给，达到了“耕一余一”，还每年向政府缴公粮1万石。1940年到1942年，边区共开垦荒地180万亩，增产粮食47万担。此外，边区的工业也有很大发展，到1942年，公营工厂发展到62个，职工近4000人，年生产土布10万匹，并能炼铁、炼油、修理机械、制造武器弹药等，这极大地减轻了人民负担，改善了军民的物质生活，为夺取抗战胜利提供了物质基础。
二是加强根据地的财政和金融工作。抗日根据地的财政工作的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抗日根据地的财政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1937年7月到1941年1月期间，抗日根据地的财政以争取外援为主。这些外援主要来自国民政府拨给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军费（共计约1640万元）及国内外爱国进步人士的捐助（共计约830万元）。这些经费除转发各根据地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之外，尚留下小部分用作边区抗日民主政府经费。这时财政尚称宽裕，公粮负担较轻，财政收支相对平衡。第二阶段是在1941年1月到1945年8月期间。从1941年开始，由于国民党发动反共浪潮，停发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军费，加上侵华日军和国民党加强了对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各界人士的捐助也被断绝，各抗日根据地的财政进入了困难阶段，全靠自力更生，自筹解决。
整个八年抗战中，各抗日根据地内部的财政收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没收汉奸财产；募捐；打击和没收向敌占区贩运的禁运物资；群众公议，合理筹款；开征货物出入境税，以及烟酒税、营业税、所得税、印花税等；公营商店和合作社的营业收入；农业税。财政收入的大部分，用于抗战的急需方面。建立银行，发行货币，发展金融事业，是抗日根据地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主要手段。抗战爆发后，各抗日根据地相继建立了银行。1937年10月中共中央将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改为陕甘宁边区银行。1941年，陕甘宁边区银行正式发行边币，面额为1元、5元、10元。1938年，成立了晋察冀边区银行，山东解放区成立了北海银行。1939年，晋鲁豫边区成立了冀南银行。1940年，晋绥边区成立了西北农业银行。华中解放区在1944~1945年先后成立了淮南银行、淮北银行、大江银行等，后来这些银行合并为华中银行。总计抗战期间各抗日根据地先后建立了近40家银行，其中晋西北农业银行、晋察冀边区银行、冀南银行、北海银行存在的时间较长，货币所发行的区域较广。
对敌经济斗争。抗日战争不仅仅是军事的对抗，还是综合国力的较量。战争迫使双方必须动员一切人力、物力、财力为战争服务。在此情况下，经济斗争对于双方的胜负起了重要作用。
实行经济封锁，是国民政府对日经济战的一项重要措施。起初，由于准备不足，国民政府采取的紧急措施主要是严禁粮食资敌。1937年8月31日，公布了《食粮资敌治罪暂行条例》，规定：“凡以食粮供给敌军者，处死刑。”从1938年开始，国民政府逐步扩大了对敌经济封锁的范围。1月20日，通过了《国民经济绝交办法》，规定对日经济绝交后仍有定购日货或改充他国货物或国货者，以通敌罪论。10月，国民政府先后公布了《禁运资敌物品条例》和《查禁敌货条例》，开始对敌全面经济封锁。
实行经济封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造成敌方的物资缺乏，但不能增加自己的物资供应。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鉴于大后方地区出现的物资倒流状况，国民政府改变了以往的被动应付策略，对敌经济战的工作重心逐步转向了争取战略物资。1942年5月，宣布废除《禁运资敌物品条例》，而另外颁行了《战时管理出口物品条例》。6月22日，行政院又颁布了《战时争取物资办法大纲》。上述两项法规，构成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以争取物资为主要特征的对敌经济战的基本原则。在推行上述政策的同时，国民政府还设立了一些争取物资内运的专门机构。1943年4月，财政部成立“货运管理局”，其职权为争取物资的内运，并管理物资向沦陷区输出，以防止敌人走私。在衡阳成立“东南各省战地物资抢购处”，资金暂定为700万元。同时期，贸易委员会也把战区物资抢运工作视为“经济作战之重要措施”。截至1944年4月，由财政部组织协助的抢购内运物资总值达23.1亿元。此外，尚有一些物资分成小批从沦陷区输运到大后方地区，这表明国民政府争取筹集资金的措施收到了一定实效，有助于缓解后方的物资短缺。
面对日本猖狂的经济战争侵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抗日根据地人民予以坚决的反击。在对外贸易方面，针对日本“以战养战”政策，根据地实行了“奖励、许可、限制、禁止”的对外贸易政策。奖励，即奖励土货的输出，以增加农民收入，维持贸易平衡，巩固财政基础，但对于抗战急需物资则严禁输出；许可，即有条件地输出那些可能资敌，但能给根据地带来较大利益的物品，如棉花；限制，即限制日货输入，但有利于增强抗战军事力量、经济力量的物资，如机器、工具、钢铁、枪械、弹药、医疗器械及药品不在限制之例；禁止，即禁止毒品和奢侈品与迷信品的输入。此外，在货币金融战方面，根据地还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坚决排挤杂钞，彻底取缔伪钞，保证本币的流通。通过这些措施，抗日根据地挫败了日本的经济战攻势，稳定了自身的经济基础。
二、抗战时期中国政治体制的变动
国民党及其政府战时体制的变动。抗战全面爆发后，在“以党治国”和“五院制”的基础上，国民党及其政府的战时体制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一是国民党领导体制的变化。1938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正式确立了领袖制。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提出：“强化党的意识，设立总裁制”，选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总裁的设立，意味着恢复孙中山在世时的总理制，赋予蒋介石相当于孙中山当年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及对中央决策的最后裁决权，废除了以往的合议制。总裁凌驾于国民党一切组织之上，为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同时也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总裁成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人物，这是国民党政治体制上的一个重大修改。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又将总裁“代行”总理职权，改为“行使”总理职权，更加突出了总裁的权力和地位，进一步加强了领袖体制，这样，蒋介石可以“合法”地完全以个人的意志，凭“口谕”行事。
二是，国民政府内五院制的职权被削弱，国民政府主席的权力更为突出。1943年8月，不掌实权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病逝。9月，由蒋介石接任主席。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一中全会，再次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加强了主席的权力，规定国民政府主席为国家元首，对外代表中华民国，为海陆空大元帅，任期三年，可连选连任，政府的法律由主席署名颁行，五院院长对主席负责。这样，国民政府主席便掌握了一切军政大权。与此相对应的是，五院的职权被削弱了。五院中的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和监察院独立行使职权已是有名无实，原来相对独立的五院，已明确纳入国民政府主席的直接控制之下。
三是实现党政军一体化。在“以党治国”的原则下，蒋介石担任国民党总裁已是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但从组织形式上，党政还是分属于各自独立的系统。党的领袖和政府首脑的权力也不能合并行使。这对于既是党的总裁，又掌握着军权和行政权的蒋介石是不方便的，尤其是在战时，需要一个党政军一元化的体制。于是，便逐渐形成了一个战时最高决策和执行机构——国防最高委员会。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议组建最高国防委员会，设委员长一人，由总裁兼任，统一指挥党政军事务，明确规定，委员长可以不按平时程序，以命令处置“党政军一切事务”。实际上国防最高委员会已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国民政府之上的最高领导机构，而委员长则为高居一切之上的独裁者。
四是推行行政“三联制”。为了协调国防最高委员会内部各组织系统，1940年7月，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决议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下设立中央设计局和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中央设计局总裁由蒋介石担任，张群任秘书长；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委员长由蒋介石担任，孔祥熙、于右任为副委员长，张厉生任秘书长。按蒋介石的说法，行政“三联制”就是计划、执行、考核三方面的工作。中央设计局负责对国家政务进行设计，提出对各种重大问题应采取的方针、制度、政策、法规、计划。提出的方案经国防最高委员会审核后，交各主管机关执行，同时，交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据以考核。蒋介石称行政“三联制”是建立“万能政府”的“主要关键”。推行行政“三联制”未有明显的效果。
五是推行“新县制”。抗战爆发后，为了统一确定各县组织，强化县政权的功能，国民政府于1939年9月颁布了《县各级组织纲要》。新县制的主要内容为：“县为地方自治单位。”区署为县政府工作的辅助机关。县以下为乡（镇）。乡（镇）之划分以十保为原则。保之编制以十甲为原则。甲之编制以十户为原则。乡（镇）长、保长必须“经训练及格者才能充当”。为了便于国民党直接控制政权，规定县长必须为国民党员。同时设立一些所谓的“民意机关”（如县参议会、保民大会、户长会议等）和地方武装力量。加强对农村的统治。在教育方面，乡（镇）设中心学校，保设国民学校。乡（镇）长、保长兼任校长。学校老师兼任乡（镇）保干事等职务。这样就把政治、武力、教育结合在一起，这是加强统治的特殊措施。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六是加强特务组织。国民党强化战时体制的另一个手段就是迅速扩展特务组织。1938年8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第三两处改组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局”），将第二处扩大后仍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军统局是最大的特务组织，抗战后期曾发展到5万余人，外围组织忠义救国军、豫西民团等达几十万人。其组织机构变化较大，贺耀祖、钱大钧、林蔚等先后兼任局长，但实际负责的是副局长戴笠。其管辖的有著名的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重庆磁器口白公馆监狱和渣滓洞看守所、贵州息烽集中营和上饶集中营等。它的活动范围以军事系统为主，进行绑架、关押、暗杀、刺探情报等活动。中统局的规模要小一些，重点从事党内调查、反对中共及其他党派的活动。朱家骅兼任局长，徐恩曾、叶秀峰为副局长，管理实际事务。1941年时，中统局约有1.3万余人，其外围成员约20余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