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此，毛泽东“嚯”的站起身来，冷峻的目光直逼蒋介石，提高声音说：“只要是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用‘没有内战’的话来欺骗自己，欺骗民众。难道人民是傻子，难道中国共产党是瞎子，都没有看出有人要打内战，要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吗？要说中国没有内战，这是彻头彻尾的欺骗，根本不符合事实，即使三岁的小孩也不会相信。”义正词严，蒋介石无话可说。接着，毛泽东话锋一转，向蒋介石提出了国共两党谈判的八条原则性意见：在国共两党谈判有结果时，应召开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的政治会议；在国民大会问题上，如国民党坚持旧代表权，中共将不能与国民党达成协议；应给人民以一般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所享有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予以废止或修正；应予各党派以合法地位；应释放一切政治犯，并列入共同声明中；应承认解放区及一切收复区内的民选政权；中共军队改编为48个师，并在北平成立行营和政治委员会，由中共将领主持，负责指挥鲁、苏、冀、察、热、绥等地方之军队；中共应参加分区受降。
蒋介石耐着性子好容易听完，笑道：“十几年不见，没想到你毛润之的胃口是越来越大了！可惜我这儿是没有这么多东西，恐怕满足不了你的胃口哇！”
第一次交锋，便是短兵相接。这无疑给刚刚开始的谈判罩上了一层阴影，也预示着这次谈判是一场艰苦的马拉松式的谈判。
8月29日，蒋介石向他的谈判代表指示三条原则：一是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二是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实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是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必须以此为中心。此后，蒋介石又多次同毛泽东直接会谈，但多以讨论原则问题为主，至于各种具体问题则由周恩来、王若飞同蒋介石选定的代表张群、张治中、王世杰、邵力子商谈。周恩来和王若飞都是有名的共产党人。从1936年西安事变开始，周恩来便成为中共与国民党谈判的主要代表。十几年曲折的斗争生涯，使王若飞同周恩来一样，成为闻名遐迩的传奇人物。中共深知这次谈判十分重要，因而才选派周恩来、王若飞这样的谈判高手协助毛泽东。
经过最初几天的泛谈，9月3日，中共方面正式提出一份包括十一项内容的谈判方案。方案的主要内容是：确定和平建国方针，以和平、团结、民主为统一的基础，实行民国十三年（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中的三民主义；拥护蒋介石的领袖地位；承认各党派合法平等地位和长期合作和平建国；承认解放区政权和抗日部队；严惩汉奸，解散伪军；重划受降地区，中共应参加受降工作；停止一切武装冲突，令各部队暂时原地待命；结束党治过程中，迅速采取必要措施，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第二天，中共方面的方案送到了蒋介石的手里。蒋介石当即召集国民党方面的四位代表开会，商量对策。随后，他又亲拟《（对中共谈判要点》交给他的代表们，要他们据此拟出针对中共提案的具体对策来。
9月4日晚，在中山四路德安里101号，柔和的灯光下，国共双方代表的唇枪舌剑开始了。因而争论的焦点还是集中到两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上：如何对待中共领导的抗日军队？如何解决解放区的政权？随后，双方又进行了几次会谈，可是毫无进展。不管共产党做出多大的让步，国民党代表坚持要中共交出军队和取消解放区。到九月中旬，谈判实际上陷于停顿。
公众对谈判陷入僵局十分不满，批评之声骤起。为此，共产党方面虽设法打开僵局，但国民党方面却要求中共再次让步，蒋介石甚至亲自出面，向毛泽东施加压力。在一次会见中，蒋介石对周恩来说：“盼告诉润之，要和，就照这个条件和，不然，就请他回延安带兵来打好了。”显然，蒋介石对毛泽东的强硬态度十分恼火。次日，毛泽东见到蒋介石时，当面答复了蒋介石的挑衅：“现在打，我实在打不过你。但我可以用对付日本人的办法来对付你，你占点线，我占面，以乡村包围城市，你看如何？”毛泽东的话不卑不亢，软中带硬，毫不含糊。有意思的是一年后，当蒋介石向中共发动全面进攻时，毛泽东真的用这一套战术去对付他，最终将这个气势汹汹的独裁者赶到了台湾，差一点就赶进太平洋。
尽管在军队改编和解放区政权的问题上，双方分歧严重，谈判一度陷入僵局；但在其他问题上，如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等，经过双方多次磋商，找到了一些共同点，双方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决定将未解决的问题留待以后继续商讨，并且同意签订一个会谈纪要，使这次最高级谈判暂告一个段落。
10月10日下午，曾家岩桂园客厅，《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在这儿举行签字仪式。经过43天艰苦的马拉松式的谈判，难产的《双十协定》终于问世，尽管双方并没有就解决中共军队问题和解决解放区政权问题达成协定，但这个协定还是有许多积极方面的条款。如大家“一致认为中国抗日战争业已胜利结束，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即将开始，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并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现三民主义。双方又认同蒋主席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作，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一致认为应该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并应先采取必要步骤，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事，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因此，舆论界对此抱着乐观的态度。
（1945年10月10日，重庆谈判结束后，毛泽东在张治中、王若飞陪同下返回延安，重庆各界人士前往机场送行）
重庆一个多月，毛泽东利用空暇拜访老朋友，结交新朋友，在各界人士中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一首气势磅礴、豪迈千古的《沁园春·雪》在重庆传抄，大有令重庆纸贵之势。后来，重庆的《新民晚报》把它发表了，一时引起巨大轰动。蒋介石却愤怒了他断言“毛泽东想当皇帝，要逆历史潮流而动。”蒋介石一声令下，忙坏了御用文人，他们纷纷在舆论阵地发难，叫喊什么词中有“帝王思想”、宣传“迷信复古”。结果，蒋介石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没批倒《沁园春·雪》，反倒替这首词做了宣传，一时间，重庆言必谈《沁园春·雪》。后来这些发难者见到效果适得其反，不得不偃旗息鼓。这件事就成了蒋介石与毛泽东重庆谈判中间的一个插曲。毛泽东还专门拜访了国民党右派头子陈立夫、戴季陶等人。蒋介石感叹：“中共统战真厉害！”蒋介石这时的心境，就如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两个宿敌在重庆面对面地较量，随着《双十协定》的签字和毛泽东返回延安，总算暂时画了一个句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斗争的终止，相反，它只是双方一场决定性较量的序幕，好戏还在后头。
3.继续和谈
《双十协定》只是国共双方最高领导人搭起的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框架，不要说落实，就是在细节上达成一致意见尚有很大的距离。领袖们不谈了，双方委托的代表还得谈。一谈具体问题，双方就开始“顶牛”。
10月20日，国共在重庆开始了第二轮商谈。共产党方面的代表是周恩来、王若飞。国民党方面是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商谈的主要内容是有关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问题，双方一致同意，政协代表的名额为36人，其中国民党、共产党、民盟和无党派社会贤达四方面各9人。接下来的会谈逐渐复杂起来。除继续讨论政协问题，双方还谈及军队停止前进、恢复交通、召开国民大会以及承认解放区等问题。这些都是比较棘手的问题，双方代表只是重复自己过去的立场，你讲你的，我讲我的。一天谈下来，问题毫无解决迹象。谈判可能再度陷入僵局。
毛泽东指示说：在谈判中，必须首先解决伪军、重划受降区和承认解放区这三大问题。否则，其他问题的解决均谈不到。如商谈军队缩编，必须先谈国民党军如何缩编，至少也应是两党军队同时缩编。中共中央提出的三大问题都是国民党难以接受，或表面上接受，实际上绝对不肯兑现的。
国民党蒋介石所关心的，只有两条，一是所谓恢复交通，一是缩编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前者便于他们运兵，继续抢占战略要地，同时也便于他们分割解放区。后者，是为达到不战而削弱、乃至消灭共产党军队的目的。
毛泽东看到，蒋介石毫无履行协定的诚意，正在玩弄以谈判掩盖大打的把戏。除了坚决自卫，打退国民党的进攻外，中国共产党必须在谈判桌上予以揭露和斗争，不能让蒋介石欺骗全国人民和国际舆论。因此，他决定采取强硬态度。周恩来、王若飞根据延安的指示精神，巧妙地同国民党代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0月22日、23日、26日，双方代表又进行了三次商谈，主要谈及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停止进攻、运兵和恢复交通；二是重划受降区；三是承认解放区。
在第一个问题上，蒋介石似乎退了一点：地可以不占，运兵要继续。谁都明白，运兵还是为了占地。周恩来更清楚这一点，所以他表示：此事待请示延安后再作答复。
日本投降后，由于蒋介石伙同美国剥夺了共产党军队受降的权利，引起了国共两党之间的一系列冲突。蒋介石下令把全国划为14个受降区，却一个也不给已有百万抗日大军的中国共产党。对此，中国共产党当然不能答应。但是重划受降区意味着奉送武器与地盘，蒋介石决不会让步，他根本不愿再谈。此事毫无进展，只好被搁置起来。
承认解放区的难度更大，解决的希望更加渺茫。《双十协定》中并没有双方认可的统一协定，只是写上了各自的看法。领袖们都解决不了的问题，新的谈判代表更找不到灵丹妙药。在会谈中，中共代表先后提出了四种解决方案，但国民党政府的答复说来说去仍是一句话：这些方案有碍于中央政令的统一，故不能同意。双方达成的唯一协议，是同意继续商谈。
蒋介石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在所谓政令必须统一的借口下取消解放区，使之完全为国民党政府所控制，从而置共产党于死地。
国共双方代表在谈判桌上唇枪舌剑之时，战场上的较量亦在激烈地进行。11月2日，数十万大军在平汉线上鏖战已接近尾声。刘伯承歼敌数万，生俘了蒋介石的大将马法五，并缴获了蒋介石蓄意发动内战的大批反动文件，如《剿匪手本》、“剿共”、“剿匪”密令等。罪证被送到延安，毛泽东一看就火了：蒋介石非君子也！
谈判最主要的目的，不再是达成共识，而是打好一场不见硝烟的宣传战。
11月11日、15日，两党代表又先后进行了会商。这两次重点谈东北问题。正是在11月中旬，国民党政府在“外交接收”东北受挫以后，决心以“武力接收”。东北的战火因此而突起。谈判成果甚微，周恩来决定返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并研究下一步的计划。谈判需要妥协。国民党方面要价太高，若为了“和”而依从国民党，就意味着革命成果付诸东流。共产党当然不会答应！
谈判取决于实力。自恃实力远胜于对手的蒋介石不愿妥协，他只需要共产党人的俯首帖耳。与共产党相比，蒋介石显得更轻松一些。战与和的关键都在他手上。在他看来，战与和的目的只有一个：解决共产党。这种“和”局共产党人不会答应。蒋介石的兴奋点是“战”。然而迫于民众反战的压力，加之尚未作好全面内战的准备，故而“战”衅亦未敢轻开。
1945年底，和不了，战不成，和与战都是僵局。
就在此时，美国决定换马。早在日本发出乞降照会以前，美国政府在驻华大使赫尔利的影响下，就过高地估计了蒋介石的力量，认为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有能力控制整个中国。华盛顿企图乘日本投降之机，全力支持国民党政权恢复和加强其对中国的统治，使蒋介石能以实力为后盾，逼迫共产党就范。但是几个月军事和政治的较量，蒋介石在人心向背上却越来越不利。真正打起来，失掉政权的很可能是国民党。而共产党上台，对美国来说绝不是一件希望发生的事件。既然如此，就要尽一切努力避免国共双方打起来。积极支持蒋介石的赫尔利引咎辞职，杜鲁门宣布任命马歇尔为总统特使赴华调处国共分歧，避免在远东出现不可控制的局面。
12月20日，马歇尔从华盛顿飞赴上海，开始了他的调停之旅。马歇尔使华，给陷入僵局的国共和谈带来转机。
（蒋介石与马歇尔在握手寒暄）
肩负重任的马歇尔以一个公正的形象出现在中国。他多方了解情况，在上海拜会了美国驻华美军最高司令魏德迈，在南京会晤了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又急匆匆地赶赴重庆会晤了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
通过与蒋介石、周恩来的会谈，马歇尔基本摸清了国共双方的底数。其实，马歇尔所看到的分歧只是表面上的。国共双方争执的焦点并非国家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孰前孰后，而是要不要真正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要不要建立民主联合政府。
由于马歇尔施加了压力，蒋介石同意组织一个三人小组，由国共两党和美方各派一名代表参加，讨论解决与停战有关的问题。1月5日，双方代表协商，决定由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张群、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组成三人小组，继续磋商实施停战的具体细节。值得注意的是，马歇尔一方面主张无条件地停战和停止军事调动，另一方面又强调国民党可以继续向东北运兵。对这一矛盾的作法，马歇尔曾多次私下里向周恩来作过解释。他说，根据中苏条约和中美协议，不仅国民党政府必须从苏军手中接收东北，而且美国也有义务协助国民党完成这一使命。他的意图很明确，就是要继续支持国民党控制东北。这也反映出马歇尔对东北的重视和对苏联的戒心。
调解需要公正，马歇尔最初的形象是不偏不倚；调解需要资本，马歇尔手中握有美援。毛泽东接受了前者，蒋介石害怕后者。正因为如此，马歇尔来华仅20天后，调停工作便取得了很大的进展。1月10日上午，停战谈判达成协议，宣布从1月13日午夜起停止一切战斗行动，停止中国境内的军事调动，停止破坏和阻碍交通线的行动。此外，还规定在北平成立一个军事调处执行部，以确保停战协定的执行。东方的地平线上出现了一缕和平的曙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