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阳一战，中国守以17500人的兵力，同约5个师团的日军浴血死战，固守孤城近50天。日军在攻占衡阳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死伤19380人；将校战死390人，伤520人。当时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致电蒋介石，对衡阳之战推崇备致，并表敬意。就连日军也对衡阳守军的英勇表示钦佩，认为攻占衡阳之战是日俄战争中日军攻占旅顺之战的缩影（当时日军死伤59000余人）。身临战场指挥美国空军配合衡阳作战的陈纳德也认为衡阳之战是对那些恶意宣传“华军不作战”的言论的有力驳斥。
（1944年6月，日军进入衡阳）
方先觉后来逃脱出来，经由芷江回到重庆，他的结果与张德能截然不同。蒋介石接见了他，就像看着自己的孩子回到身边一样，非常高兴地对他：“回来啦！好！好！我每天在为你们祈祷，希望你也崇信上帝”。蒋还留他共进午餐。蒋介石或许认为自己对衡阳的失守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吧。
4，桂柳会战，雪上加霜
蒋介石面对河南会战和长衡会战的相继失败，相当恼火。1944年7月21日，蒋介石在黄山整军预备会议上，对作战不力的将领们大加训斥：“自从这次中原会战与长沙会战失败以来，我们国家的地位，军队的荣誉，尤其是我们一般高级军官的荣誉，可以说一扫以尽。一些外国人已经不把我们的军队当作军队，不把我们军人当作一个军人！这种精神上的耻辱，较之于日寇侵占我们的国土，以武力来打击我们，凌辱我们，还要难受！我们自己招致了这种耻辱，如果再不激发良心，雪耻图强，使我们中国的军队，能与世界各国并驾齐驱，那就无异我们出卖自己的国家一样！老实告诉大家，现在这个时候，不是我们推诿失责的时候，也不是我们辞职了事的时候，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就是不战胜必灭亡。”
同时蒋介石对于国民党军队的真实情况有着相当的了解，他指出：“我们的军队沿途被民众包围袭击，而且缴械，这种情形简直和帝俄时代的白俄军队一样，这样的军队当然只有失败！我们军队里面所有的车辆马匹，不载武器，不载弹药，而专载走私的货物。到了危急的时候，货物不是被民众抢掉，就是来不及运走，抛弃道旁然后把车辆来运家眷，到后来人马疲乏了，终于不及退出，就被民众杀死！部队的官兵到处骚扰，甚至于奸淫掳掠，弄得民不聊生！”对此，蒋介石也作了自我批评，“这个责任究竟应该谁来负担，当然我自己首先要承担这个责任”。对下面各部军官，各高级干部治军不严，督导无方他也作了严厉批评，希望他们明了职责，负起重大责任。
在黄山整军会议期间，蒋介石在多次大会上，对整军的十个方案发表了训斥。蒋介石在评述了这10个方案之后说：“我们这一次会议，是我国家和军队起死回生的一次会议”。8月4日，蒋介石又就审查修正各案发表了训示。18日，再对各案发表了指示，最后说：“我对于最近中原湘北两次会战的失败，与其说是失望，毋宁还是乐观。因为我们种种的缺点和毛病，在这两次会战中完全暴露出来了。我们虽然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也得到了宝贵的教训。如果我们一致努力，急起直追，则亡羊补牢，犹来为晚。”
面对军事失利，外交困境，舆论批评，蒋介石在黄山整军会议上多次流露出了励精图治发奋图强的热情和愿望，对失利也进行了一定的反思。这对于未来的抗战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军事上的溃败加上后方揭露出的腐败使得改组政府，改革政治，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治的呼声高涨。在整军会议上，蒋介石对于国民党军队的腐败也有所反思。但是他已经没有孙中山当年改组国民党时的气魄和雅量，黄山整军会议没有反思导致军事失利的深层原因。对共产党的敌视已经使他对一切扩大民主权利，改革政府政治的呼声产生了错觉，而事实上要扭转军事败势必须在政治改革，争取民众支持上下功夫，仅仅依靠鼓动民族主义情绪是远远不够的。蒋介石通过权力和利益成功地笼络了上层社会的势力和军队，却无法治理弥漫其间的骄奢与腐败，他因此付出的代价是逐渐丧失底层民众的信任。毛泽东在1938年大声疾呼“兵民是胜利之本”，蒋介石对于这个对手是不敢轻视的，他也为对手的疾呼而触动，在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上决定设立专门机构负责群众工作。可是现在，依然是在大面积沦陷国土的时候，他已经记不起政治对手的呼吁了，黄山整军会议终未成为由败转胜的转折点。
衡阳沦陷后，长衡会战结束。为贯彻打通大陆交通并破坏中国空军基地之目的，日本继续发动桂柳作战，依照其“一号作战”计划开始桂（林）柳（州）的作战准备。日军原计划于7月中旬占领衡阳，然后向南挺进，不料衡阳一战费时47天，其作战时间表全被打乱。而且，日军占领衡阳后，因其伤亡太大，又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和补充，并进行一系列巩固外围据点的作战，才使衡阳变成了继续进攻桂柳的基地。
在此期间，蒋介石也在加紧调整部署兵力。在东线战事连连失利的时候，西线反攻缅甸的战役却得到了很大进展。在衡阳陷落前，驻印军已攻克密支那，远征军对腾冲也发动了总攻。战局发展已经表明东线的守势作战，只要能够尽量迟滞日军向南推进，即使丢失大面积国土，从整个战略上来说也是胜利。
8月26日，蒋介石密电第九十三军军长陈数农，命其“以主力固守全州”，配合“阻敌西北”。29日密电白崇禧等，训令“第四十六军主力固守桂林”；调第三十一军、第六十三军和第七战区一个军“准备参加桂林会战”。9月4日，密电薛岳等，令本玉堂所率各军“竭力尽滞敌之西犯”；王耀武直辖各军“确保邵阳”；第二十、第二十六、第四十四各军主力“阻敌前进”，“迅速完成”全州工事和战略”，5日密电余汉谋，命第七战区“立即确实准备以两个师”，“由连山方向参加桂林附近之决战”。
但是国民党当局的失败主义，不仅腐蚀了前方的机构，而且破坏了后方的抗战秩序。敌人还在千里之外，桂林、柳州等地已经开始慌忙逃难，陷于混乱状态中。地方当局无计划的“疏散”命令之下，医院饭馆都得停业，人民流离失所，守城将士连蔬菜茶水都得不到。爱国青年要求到战地服务，不但不被鼓励，反被多方阻止。政府机关统制交通工具，马桶浴盆都要运走，而穷人挤不上火车，死于非命的，屡见不鲜。达官富豪乘机发“疏散财”，敲诈六百万元，才批准一车两车皮。正义之士纷纷撰文针砭时弊，要求改组国民政府和统帅部。
珍珠港事件之后，蒋介石成功地获得了美国人的好感，并开始树立起大国领袖的形象。面对有利的国际形势，蒋介石不仅没有检讨自己的持久消耗战略中的消极因素，反而将其发挥到极致。他企图以消耗战拖住日军，等到日军支持不住时自动撤军或者在盟军配合下联手反攻。他不相信日本能灭亡中国，但也不相信中国军队能独立地把日军驱逐出境，高唱民族主义和发奋自强的他始终不敢肯定自己民族的潜力，连在这方面进行试探性的发掘也不愿意。消极的消耗战略思想加上几年来屡战屡败的事实，已经产生了强大的腐蚀作用。桂柳战事未开，已自乱阵脚，这似乎预示着桂柳会战不光明的前景。
9月上旬，日军分别从湖南、广东向广西桂柳地区发动进攻。日军一部沿湘桂铁路及其两侧进犯，9月11日占领黄沙河，14日占领广西东北要地全县，打开了广西的东北门户。中国守军沿途已无隘可守，日军可直插桂林。接着日军连陷兴安、灌阳，于10月底进至桂林以南之良本、阳朔等地，对桂林侧后构成包围之势。9月下旬，日军另一部进占广州附近等地，沿西江及其两侧向西进犯，连陷怀集、肇庆、德庆等地，9月24日占领梧州。除此之外，日军还组织了第三路部队由廉江北犯，进占靖、容县。
10月，日军用5个师团的兵力齐头并进，突破桂林外围阵地，27日发动对桂林的总攻，守城的实际兵力只有战斗力较差的第一三一师，几乎全是由新兵组成的第一七○师、第七十九军的一个团和榴弹炮一个连，军心涣散，纪律废弛。加上日军多次使用毒气，守军伤亡惨重。7日，日军在炮、空、坦克支援下，由西北东三面攻城，突破守军阵地，巷战就这样展开了，11日桂林失陷。
（日军占领桂林后，中国民众纷纷逃难，图为挤满了难民的火车）
在桂林被围攻的同时，11月9日，柳州外围的日军也向柳州发起总攻。中国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鉴于桂林失守在即，以“应避免无所谓牺牲”为借口，电话指示守城的第二十六军集结向西突围出城，留在城内的守军大都牺牲，柳州沦陷。
桂林的防御工事坚固，粮食弹药充足，却很快失守，实在出人意料，蒋介石对于这一结局十分痛惜。据说，除了守军士气低落，指挥官没有坚定决心外，桂林市的政府官员和当地的商人也不赞成卫戍部队在城市周围打仗，他们怕这座城市会被毁掉。
11月24日日军不费一枪一弹进入南宁。12月10日，日军第二十二师团在妥渌与从越南北上的第二十一师团会合。日军最后虽然打通了粤汉交通线，但已丧失了宝贵的时间，这一胜利的战略价值已大打折扣。
11月25日日军第十三师团转入追击，沿黔桂路西犯，当日攻占宜山。22日攻占河池。28日占南丹。12月2日中午，日一○四联队第一大队冲进黔桂路的终点独山，次日拂晓将该地完全占领。日军深入贵州，贵阳震动，重庆也为之哗然。
其实，到9月底，各种前线溃败以及地方密谋脱离中央的谣言已经漫布重庆。蒋介石惊呼：“战况危急，不仅西南各省人心动摇，而且美国有要求撤侨之事，益造成社会之惶惑不安。八年抗战之险恶未有如今之甚者也。”
日军虽已深入贵州，却已是强弩之末，近半年的连续征战，已使日军战斗力大减。加上从第六、第八战区调集的中国军队已陆续赶到贵州黄平一镇远、贵阳一马切坪之间集结。在此情况下，日军被迫撤退。何应钦、汤恩伯在贵阳指挥中国军队收复失地，至12月上旬，相继收复独山、八寨、三合、荔波、上司、下司、六寨等地，中旬又收复南丹。此后中国军队进攻河池，日军不再后退，增兵固守，双方演成拉锯战。14日以后，双方对峙于金城江西北野军河一带。至此，桂柳会战结束，从而整个豫湘桂战役也结束。
1944年4月至12月的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队损失兵力60万人左右，丧失了河南、湖南、湖北、广西、广东、福建等省的大部和贵州、浙江一部共约2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丢掉洛阳、长沙、福州、桂林四个省会城市和郑州、许昌、宝庆、柳州、温州等146个小城市，衡阳、零陵、宝庆、柳州、丹行、南宁、桂林7个空军基地和36个飞机场。6000余万同胞沦陷在日军奴役之下，使我国人民生命和财产遭到巨大的损失。
这场严重的灾难，是日本侵略者欠下中国人的一笔血债，但同时也与蒋介石所奉行的消极的持久消耗的战略政策不无关系。7月26日，在前方视察战事的白崇禧在致蒋介石的电报中有如下一段话：“我军最高战略为消耗战，在中印缅公路未通以前，如何善为运用现有兵力，以待盟军联合反攻，得以支持较长时日，想均为钧座明鉴之中”。蒋介石消极抗战的指导思想在这里披露无遗。但是参加豫湘桂作战的国民党广大爱国官兵，付出巨大牺牲。他们的英勇献身精神，当值得后人永久的纪念和祟敬。
（“疏散”中的柳州车站，普通人的行李根本不能运走）
东战场的溃败，蒋介石把满腔的愤懑发泄到史迪威身上。他在10月9日致罗斯福备忘录中写道：“北缅一隅之胜利，实不足以抵中国东战场之损失……然史迪威对于东战场毫不为意，当各地危急时，史迪威把持其可以移拨之租借军火，不许用于东战场作战……质言之，因攻下密支那而失却东战场，此种责任史迪威无所逃避。”宋美龄甚至提高了嗓门：“把国民党一个精锐师派去缅甸，我们犯了一个可悲的错误。”
11月末的重庆又支起了白茫茫的纱衫。笼罩着山城的是一团沉闷，一片悲愁！珍珠港事件爆发以来，蒋介石第一次感觉到国民党的抗战前途比雾中的重庆更加的扑朔迷离。
二、云开天朗
（蒋介石在四川铜梁对青年军训话）
1.西南边境传来好消息
1945年元旦，蒋介石在重庆发表告全国同胞书，称1944年为“危险最大而忧患最深的一年”。他要求全国军民“磨砺出新的力量，来争取必然到来的胜利。”1945年有众多的日子让国人狂欢雀跃，让国人没齿难忘。众多的辉煌，众多的盛典冲淡了国人对1月28日的关注和记忆。可是，历史记住了。
（1945年1月30日，中、美、英军队收复缅甸全境，胜利会师）
为打通中印交通线，修筑利多公路，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与美英军联合开始反攻缅北。次年6月下旬驻印军占领缅北重镇孟拱，控制了整个战局。为策应驻印军在缅北的作战，中国远征军于1944年5月中旬西渡怒江攻击日军。1945年元月28日，缅甸边陲的芒友镇一个庄严隆重的盛典正在举行：X军（中国驻印军）和Y军（中国远征军）会师阅兵仪式暨庆祝中印公路通车典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