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在孙中山陵前发表广播演说）
一、1944：黎明前的黑暗
1.日军先发制人
到1943年底的时候，整个世界战争的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欧洲、太平洋两大反法西斯战场同步转入了战略反攻阶段。对日本实行全面抗战已坚持和苦熬了六年多的中国战场，这时也正处于由战略防御向战略反攻转变的过渡阶段。为迎接反攻作战的到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已着手筹划和制订后期的战略方针。
1944年2月，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召开。蒋介石向与会的将领通报了国际战局的大好形势，明确谈到对日抗战转折点和反攻阶段已经到来，并作出相应的军事部署。委员长的一番话使一批希望早日收复国土的抗日将领异常兴奋，终于有大仗可打了。其实早在1942年底，军令部与蒋介石对此就有所考虑，曾作过指示：“国军总反攻，以配合盟军行动为有利”，反攻的时间，“预期当在收复宜沙及缅甸以后”，“各战区未发动攻势前，依定守势计划实施”。一年多以来，蒋介石关于“配合盟军行动”的思想并没有变化；事实上，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美英对日宣战以来，这个思路就一直主宰着他。
对于形势的发展，蒋介石不敢过于乐观，同日军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他深知对日作战的艰苦性。在会上，蒋介石指出，反攻开始可能遭遇两种不同的情况：一是中国军队还未发起战略反攻，日军先发制人，先发动攻势；一是敌军不再发动进攻，中国军队在完成准备后即发起进攻，“敌不先来进犯，而我们到了五六月之间，准备完成之后，必须堂堂正正的实行反攻”。把反攻时机定在五、六月间，他是有一定考虑的。除了预留时间做准备外，他还在等待缅甸战局的变化。
（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渡过萨尔温江，攻入缅北）
1943年底，经过严格训练的中国驻印军在史迪威的指挥下，同英美盟军已展开了反攻缅北的军事打动。由精锐之师组成的中国滇西远征军驻扎在中缅边境，随时都要做好入缅作战的准备。据情报显示，日军正准备在华中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蒋介石不能不对作战的前景表示忧虑。反攻缅甸是他长久以来的期待，只要打通了滇缅国际交通线，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援助，特别是急需的汽车、大炮等重型物资，这样可以彻底改变中国战场的被动防御局面。但是精锐之师，一部调往西南准备远征，余下的要监视陕北的共产党。整个东线战场军队多数实力虚弱，没有数月时间加紧整训准备，不要说进攻日军就是防守也是难以长久的。
在这样的情形下，蒋介石“东守西攻”的战略意图渐趋明朗。但无论如何，他都没有预料到日军在东线战场先发制人的攻势会如此之猛烈，他更没有想到豫湘桂大溃败会陷自己于内的交困的危险境地，这是后话。
日军预定在东线的进攻，目的在与打通大陆交通线。1943年2月在瓜岛争夺战中，日军损失所有可能调动的陆海空兵力，从此丧失了太平洋战场上的制空权和制海权，5月以后美军在太平洋上与日军展开了逐岛争夺战。到1944年初日本与南洋的海上交通线已被切线，在中国的长江补给线在中美空军的监视下也受到威胁，妄图雄跨亚洲称霸世界的日本正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为了挽救其即将覆灭的命运，日本制定了“一号作战”计划，意图维持其本土与南洋各地的联系，摧毁美国在华空军基地，开辟由中国东北直至越南的大陆交通线。
此次一号作战，共分三大战役：河南会战（又称豫中会战）、湘南会战（又称长衡会战）、桂柳会战（又称广西会战），总称豫湘桂会战。日军投入兵力达五十余万人，其规模之大，是空前的。东条英机又称之为“玉碎”作战；台湾方面则称之为“破罐作战”，即孤注一掷，成败在此一举。
面对日军的“最后一搏”，蒋介石又是如何认识的呢？蒋介石认为日本的一号“作战”，“其主要是就是要打通粤汉与湘桂两线，为他在缅甸、在越南、在中南半岛以及孤悬在南洋海岛上的各处日军，辟一条败溃时的逃生的道路”。同时蒋介石已明确地断定“敌寇今日的狂妄行动，真是日暮途穷，计无复出的最后一掷”，敌已改变为陆主海副的的方针。蒋介石还判断：日寇将于3月中旬进行一号作战。蒋介石看到了日军的穷途末路，却怎么都没有想到自己也险些成为他们的陪葬品。的确，国民党中没有人想到在胜利的曙光映照下，还会栽一个大跟头。
2.兵败河南，不样的开局
日军为了打通华北与华中的联系，首期作战的目标便锁定在平汉路南段沿线地区（河南境内）。从1943年冬起，日军就开始在河南新乡以南的黄河北岸地区进行作战准备。日军的活动，第一战区早已侦察到，八路军总部也及时向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和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通报敌情，以期引起蒋介石与国民党当局的重视。然而蒋介石与国民政府当局对此却置若罔闻，无动于衷。
当时蒋介石的主要精力还放在策划如何对付共产党这个心腹之患上。第一战区对于日军修复黄河铁桥没有采取有力措施进行阻止，对于黄河南岸的防务也没有放在心上。守卫中牟、京水等重要渡口的是新近成立素质极差的暂十五军及独立第一旅等部队，以这些部队担任河防，使得黄河防线形同虚设。更为甚者的是，在河南情况紧张、华北黄河防备危急的情况下，蒋介石置第一战区原有兵力已不足于不顾，又将部分精锐部队陆续抽掉到新疆加强统治，到陕甘宁地区围困共产党。这样河南境内实际上能投入作战的兵力就不多了，抗击日军的力量受到严重削弱。
日军频繁活动形成的军事压力，民众谴责营造的舆论压力，使蒋介石从防共反共的迷梦中渐渐清醒。3月14日、17日蒋介石两次致电第一战区司令部，命令河南守军固守遂平、许昌等地，并调整兵力部署准备在嵩山附近与敌决战。但此时，日军已经准备就绪，很快发起了在河南的攻势。
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虽侦知日军南移，但迟迟未弄清其战略意图。既没有周密的作战计划，也没有切实的应变措施，仅以所谓“严令河防部队设法破阻”而应付，致使初战失利。然而，当日军已兵临郑州，大举进犯之时，国民政府军令部和第一战区指挥官却仍然依据以往豫南会战和郑州会战的经验，拟订作战计划。美国驻重庆武官则认为：“日军在河南的攻势不过是春季演习，日军很快便可退回原防地”。而一心扑在缅甸反攻战上的史迪威则断言：“日军没有具备在华大举进攻的能力。”蒋介石当然希望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但战势的发展却证明他们犯了很大的错误，他们显然低估了日军孤注一掷发动全面攻势的决心和能力。
（由桂林撤退的国民党军队和难民）
4月18日日军突破中牟地区中国守军的防线，渡过黄河后，占领中牟，然后分兵直犯郑州和密县。暂编第军一触即溃，仓皇撤逃，蒋介石和军令部的急电也不能使他们逃跑的速度放慢一点。4月22日，日军占领接连平汉、陇海两线的战略要地郑州。24日攻占密县。至此，日军轻易突破了中国军队形同虚设的黄河防线，占领了黄河南岸及平汉线上的重要据点，打乱了中国军队的作战部署，掌握了河南作战的主动权。
蒋介石开始着急了，他一度想改变远征军入缅计划，把驻扎在西南边境的远征军调往东线加强湘桂防御。在美国以扣发租借物资相逼的情况下，更考虑到缅甸在整个抗日战略中的地位，蒋介石最终还是放弃了调回远征军的想法。
面对这一危急局势，蒋介石匆忙调整部署，以图补救。4月20日，蒋介石电令第一战区：“（一）汤兵团对窜犯许昌附近之敌，应予严重打击；对密县之敌，暂行监视，佯动牵制。（二）孙集团军应加强出击兵力，对当面之敌攻击”。汤恩伯鉴于日寇之流窜，打算在禹县附近集中有力部队给以打击，蒋介石表示同意，同时指示应该用一个军死守禹县，尽力吸引牵制敌人以支持许昌的守军，这样也便于在禹县与日军决战。
国民政府军在许昌与敌血战数日，因伤亡过大，不得不在5月1日拂晓突围撤退，日军攻占许昌。此战中国守军团长以下军官伤亡者达2/3以上。随后，禹城、郏县、襄城、临汝相继失陷，洛阳面临被正面攻击的危险。日军先头部队于5日窜至洛阳南面的龙门附近，以战车、装甲车为前驱，发起猛攻。洛阳危急！
5月5日蒋介石手令第四集团军司令孙蔚如，要求全体将士抱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勇敢歼敌达成使命”，“始终确保阵地，完成任务。”5月6日蒋介石致电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转示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刘茂恩，副总司令刘戡及军师、团长等，令所属奋力争取胜利。电称：“此次洛阳龙门之会战，实为我抗战成败之最大关键，正我全体官兵杀敌报国成功成仁完成革命之职责，用慰我国父及阵亡先烈存在人存，城亡与亡之决心，上下一致，共生同死，服从命令，遵守纪律，重申连坐法，如有怕死后退伤害我全军之荣誉者，必斩无赦！望我各级官长尤应身先士卒，严督勤教，完成此重大使命。我军荣辱，主义成败，国家存亡，民族兴衰，全在此举，希共奋勉争取胜利。”
蒋介石手令发出两天后，8日，日军南北夹击攻占西平，打通了河南境内的平汉线。接着，龙门等各路日军合会，在日军合围形势下，洛阳附近中国守军主力沿陇海铁路及洛河河谷撤退。从14日至22日，日军攻陷洛阳西郊，中国守军完全退入城内，困守孤城。22日军三次突入城关，均被守军击退。24日，日军向洛阳发起总攻。守军英勇抗击，直至弹尽粮绝，始分路突围，25日洛阳失陷。至此日军已经打通平汉铁路，其中一部正指向长沙与衡阳，准备湘桂作战。
河南会战，蒋介石投入兵力约三四十万人，欲给敌以重大打击。然而三四十万的国民党军队却在日军五六万人进攻之下连连溃退。在历时近40天的战斗中，丢掉包括郑州、洛阳、许昌等中原重镇在内的城市38座。中国军队死约37500人，15000人被俘。日本战死约850人，约2500人受伤。通过此次会战日本不仅打通了平汉线，而且控制河南境内的陇海线，其战略目标完全达到，并为其下一步进攻奠定了基础。
3.再战湖南，更多的遗憾
东战场上中国军队连连丧城失地，急需加强湘桂防御的时候，罗斯福却一再发电催促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盟军反攻缅甸是蒋介石在开罗会议竭力争取的事，但是现在，他却有些犹豫不决了。
1943年底，欧洲战场和南太平洋战场局势发生了有利与盟军的变化，中国战区战略地位下降，在开罗会议一周后的德黑兰会议上，缅案又掀波澜。最终，英美放弃了在缅南登陆作战的计划。为减少不必要的牺牲，在没有盟军两栖作战保障的条件下，蒋介石是不愿单独出兵的。何况，现在国内的形势又是如此的危急？
但是美国并不考虑中国当时危难的境地，反而以扣发租借物资为条件相逼迫，这大大刺伤了蒋介石的民族自尊心，但是实力弱小，敢怒不敢言。他对此有万千感慨：“……国无实力，而借助于人之痛苦，竟如是耶！可不力图自强乎！”“患难危急之来，惟有在已者可恃，而在人者尤其外援更不可靠也。若有丝毫依赖之心也不仅无补于事而且成为他人之奴隶矣！此时除求其在我，力图自强以外，绝无其他挽救之道。”
抗战至此已不需要“冒险犯难”，而是“耐得久的得胜”，一定要忍，而除了忍之外并无他法可以“徐图自强”。蒋以此自励，4月2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际此横逆叠来之时唯有整军图强，故告诫各将领谨慎从事，忍耐谦抑以冀挽回颓势，竭尽职责也”。为了继续获得美援，蒋介石不得不曲意隐忍。4月1日、15日，国民党第十、第十四师自滇西空运缅北孟关等地，增强中国驻印军战斗力。同期，国民政府军令部制订中国滇西驻军策应中国驻印军反攻滇西的作战计划。5月11日，中国滇西远征军强渡怒江，发动全线反攻。
盟国的压力，河南会战的失利，湘桂作战前途难料，蒋介石已经到了内外交困之际。正因为如此，他对滇西远征军的行动寄予厚望。远征军自云南出击之时，蒋介石致电司令长官卫立煌等，说：“此次渡江出击之胜负，实关乎我抗战全局之成败，国家存亡，主义成败，都在于此一举，务希吾弟奋力出征，完成使命。”
但蒋介石更强烈的愿望还是在本土粉碎日军的“一号作战”计划。他把目光集中于扼两广之咽喉，控四川之门户的战略基要地——长沙。
长沙，系湖南省省会，位于湘水下游，在洞庭湖湖滨平地之南，处粤汉铁路与京滇国道之交会点，湘赣、湘黔、湘桂铁路横贯其南，因地势低洼，历来不为兵家所重。然而在中国持久抗战的战略下，湖南成为抗战粮食、兵源及工业资源的供给地，对中国抗战前途至关重要，成为中南地区战略重镇。
抗战以来，国军已经同日军进行了三次大的会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认为：长江以北为滨湖冲积带，地势平衍，虽非擅战之地，但其东有幕府、万洋诸山，西倚雪峰山，对长沙成犄角之势，可实行截击、侧击；正面有新墙河、汩罗河、捞刀河、浏阳河，可实行持久抵抗，整个地形成天然囊形阵地。由此，中国军队根据地形特点，采取了节节抵抗、消耗敌人、后退决战的战略。正是依据这样的战略，国军在前两次会战中与日军打了个平手，保住了长沙。1941年底，第三次长沙会战时，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根据前两次长沙会战的经验，制定了名为“天炉战法”的诱剿战略，致使日军伤亡五万六千多人，其骄人战绩使国际震惊。
（指挥三次长沙会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中））
现在扼守长沙的依然是有三战之经验的薛岳。蒋介石希望他能积三战之余威，在湖南战场扼制住日军攻势。
在平汉线作战线束后，日军立即进行了第二阶段的作战即湘桂会战。湘桂作战又分两期进行。首先进行的是以长沙、衡阳为中心的长衡会战，然后则展开了以桂林、柳州为中心的桂柳会战。长衡会战是日军整个湘桂作战的关键。因为会战所处的第九战区集结了中国军队众多的兵力。为了此次会战，日军抽调20余万人的兵力，同时还配有1个骑兵联队、4个独立炮兵联队、1个野战炮兵联队、3个独立工兵联队、2个铁道兵联队、战车第三师团一部，以及汽车3000余辆，飞机600余架，这是日本对华开战以来最大的一次用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