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是平等互惠条约的内容与今后建国工作之重心。重点说明废除不平等条约，是因国民革命和抗战五年的成绩得来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意义；国民今后的方向。
（第六章）是革命建国的根本问题。主要阐述了革命和建国之根本哲学问题，即知难行易理论；另外谈到社会和学术风气之改革，以及自由与法治问题。
（第七章）是中国革命建国的动脉及其命运决定的关头。指出：建国成败的关键是社会风气的转移；中国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为革命建国的总指挥部，而三民主义则为中国的灵魂。明确反对中国共产党拥有自己的军队和解放区，并希望中国共产党自动撤销。
（第八章）是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的前途。提倡以中国的文化和政治哲学使用西方科学技术；中国求独立、富强是欲与各国并驾齐驱，共同保卫世界和平。
2.理论的攻势
该书的根本宗旨在于说明三民主义是中国的灵魂，中国国民党是中国的动脉，而马克思主义及形形色色的西方思想均为中国发展的障碍，中国的命运取决于中国人民是否服从中国国民党及其领袖蒋介石的领导。在该书中，蒋介石鼓吹专制主义，歌颂封建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并且公然宣称：“中国从前的命运在外交，今后的命运则全在内政”。
意思就是今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对内了。而对内的具体目标不言而喻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了，他把中国共产党和他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诬蔑为“封建割据”、“新军阀”。书中使用威吓的词语讲：“大家如果不肯彻彻底底改变封建军阀的作风和没有根本放弃武力割据的决心，那就无论怎样宽大，决不能发生什么效果，亦找不出合理的方法。”而且还扬言“准备于两年内决定命运”，暗示要在两年内消灭共产党和一切革命力量。可见《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是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摩擦的思想准备和舆论动员，标志蒋介石在中国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理论形态更加完备了。
蒋介石用政治强制手段，通令其统治下的全国各机关团体军队学校人员必须读这本书，同是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电令各直辖党部研读此书。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扫荡报》联合发表《读中国之命运》的社论，对此书大加宣扬。由此可见此书的重大影响。《中国之命运》这本书并不是像国民党官方所说是蒋介石本人撰写，实际上是由侍从室的陶希圣执笔，蒋介石编审的。《中国之命运》阐发了蒋介石的一贯思想，使之更加系统化。
在此书出版不久，5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发出《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书》，5月26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国民党顽固反共分子恰好将此事与《中国之命运》相联系，大造反共舆论。6月12日，国民党西安劳动营训导处长张三涤，则以民众团体名义召开会议，发表通电，声称“马列主义已经破产”，要求“解散共产党，交出边区”。国民党宣传机构也大造反共舆论，要中共“放弃共产主义”，“取消陕北特区”，“解散中共组织”。
在进行舆论宣传的同时，何应钦、白崇禧、胡宗南等于6月9日在陕西耀县举行军事会议策划进攻陕甘宁边区。18日胡宗南根据蒋介石密令，在洛川召开反共军事会议部署进攻陕甘宁边区，并调动担任河防三个军中的第一军和第九十军，开到邰州、洛川一带，准备和原来包围陕甘宁边区的两个集团军一起，兵分9路“闪击”延安。会后，河防大军纷纷西调，在边区集结了四五十万军队，准备大举进犯，并进行了多次试探性的挑衅进攻。
针对蒋介石发动新的反共活动的企图，中共中央根据以往斗争经验，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对《中国之命运》的批判是政治思想战线上对第三次反共摩擦的痛击，也是政治思想战线上的一场大规模的革命斗争。《解放日报》连续发表社论和批判文章，全面解剖蒋介石法西斯主义思想的本质，对国民党蒋介石的专制独裁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发动宣传反击的同时，在军事上作了一定部署，随时准备粉碎可能性的进攻。各地党组织在7月先后动员当地舆论，召集民众会议，发出要求国民政府制止内战惩办挑起内战分子的通电。
7月2日，《解放日报》发表《中共中央为抗战之周年纪念宣言》，呼吁加强作战，加强团结，改良政治，发展生产。中共还通过种种渠道，通知英美人员，动员各国舆论打击蒋介石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企图。同时，陕甘宁边区的警卫部队，在各解放区的密切配合及边区人民的支援下，一次次地不断击退国民党军的试探性进攻。
在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根据地人民对国民党企图发动内战及侮辱共产党的揭露、声讨和坚决斗争下，蒋介石发动的第三次反共摩擦遭到沉重打击。它不仅激起了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反对和谴责，而且中间势力也对其发动内战的企图予以批评，同时国际舆论也对蒋介石的反共内战的企图给予谴责。
在国内外的一片反对声中，蒋介石被迫于1943年7月10日指示胡宗南停止行动，11月蒋介石、胡宗南致电朱德，表示并无进攻陕甘宁边区之意。12月胡宗南下令其第一军军部由邰州撤回华阴，九十军军部及第二十八师由洛川一带开回韩城、华阴。这样国民党的这次反共摩擦，在还没有发展成大规模的武装进攻时就被制止了。
蒋介石始终坚持反共反对共产主义，在合作抗日的时期也没有放弃。联共抗日，本来就是他“溶共”的一种途径。但由于当时的民族矛盾的异常尖锐，他的反共程度与十年内战时期相比较，是明显不一样的。此次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意欲对其思想作一整体阐释，规划中国未来之方向，并希望中国按他的规划走下去。然而却适得其反，事与愿违，最终也没有抵挡过毛泽东所做的《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落得丢失大陆政权败退台湾的命运。
四、美国调处国共关系
（蒋介石欢迎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
1.赫尔利提出调处国共关系的十点建议
抗战中，蒋介石国民政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国共合作联共抗日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蒋介石却一直没有把中共摆在与国民党对等的位置。
国共两党的战争目标实际上也有很大的分歧。蒋介石把“安内”与“攘外”统一起来，希望在领导民族解放斗争的过程中巩固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一切的社会政治改革都必须在不触动国民党绝对权威的范围内进行。中共则把争取民族解放与争取社会解放统一起来。中共始终以为，坚持抗战，维持统一战线，必须同时进行政治改革，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两党在社会改革目标与途径上的分歧是不可调和的，这也预示着两党的合作抗日是不会一帆风顺的。
其实，蒋介石在抗日过程中，一直把共产党当作心腹大患，所以一有机会就要掀起反共逆流。整个抗战中，国共两党就这样不断的斗争，不断的谈判。在中国抗战开始走向胜利的阶段，如何实现“溶共”的既定目标便成蒋介石政府的一项重大政治问题。
由蒋介石署名出版的《中国之命运》是国民党在战后建国问题上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回应。但是该书极力渲染宗法伦理宣扬专制独裁，这同美英引以为豪并向全球扩展的民主制度与价值观背道而驰，却同正在反对的德意日法西斯主义息息相通。蒋介石的幕僚很快就意识到了这种矛盾会使蒋陷于一个尴尬的境地，因为当时国民党的宣传机器正在为蒋介石树立一个伟大的民主领袖的形象。为了挽救蒋介石的国际声誉，本来宣布的英译本计划取消了，审查机关也在外国记者的电文中删去了一切有关此书的内容。以《中国之命运》的出版为开端的反共逆流也遭到国际舆论的批判。
为了扭转政治上的被动局面。从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起，蒋介石便大张旗鼓地宣传战后召开国民大会议定宪草、实施宪政，以政治方式解决国内问题。中共真诚希望以政治方式取得国共关系合理的解决，以加速抗战的胜利，并为战后建立各党合作的民主政权打下基础，所以积极要求国共双方继续谈判。
（1944年5月至9月，中共中央派林伯渠等赴西安、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
1944年1月16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重庆政府军委会驻延安联络参谋郭仲容提出，愿派代表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敦促他向重庆中央报告后，国民党方面于2月2日答复，同意谈判。于是有了5月份的国共西安谈判。5月17日结束后，在重庆继续谈判。共产党提出：“依照抗战建国纲领之规定，予中共以合法地位，停捕人，停扣书报，开放言论，推进民治，立即释放新四军事件而被捕之人员，及一切在狱之共产党员，如廖承志、张文彬等，并通令保护第十八集团及新四军之军人家属”。国民党的回答是：关于党的问题，“在抗战期内，依照抗战建国纲领之规定办理。在抗战结束后，依照中央决议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中国共产党应与其他政党遵守国家法律，享受同等待遇”。由于双方分歧严重，谈判一直到9月，仍毫无进展，陷入僵局。
就在此时，美国人赫尔利介入国共关系的调节又使谈判有了一线生机。美国人直接介入国共谈判最初是美蒋商谈的结果。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奉命访华，商讨挽救正面战场危机的办法，他是抗战以来美国方面访华的最高级官员。
蒋介石原先拟定的谈话要旨，以中苏关系、战后国际组织为主，对军事问题也侧重在如何接管收复区的行政管理权上，并且要求美国给予经济援助以恢复经济。在会谈中，华莱士则对蒋介石防范共产党甚于抗日的做法表示不满，批评国民党政府“西北方面现有武器精良，战力充沛之师甚众，中国政府不以抗日，而以监视共军”。华莱士建议蒋介石“修正对延安之策略，稍作让步，俾由谈判途经解决争端”。同时要求国民政府进行一些政治改革，加强对日军作战。对此，蒋介石均予以拒绝，只是同意美军观察组访问共产党地区。至于国共谈判，蒋介石表示同意接受美国的协助，但他认为通过国务院与总统联系，“道路太繁杂了”，希望罗斯福派一个私人代表到重庆来。
7月围绕史迪威指挥权问题，蒋介石与史迪威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而矛盾的实质则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与美国的矛盾。蒋介石原则上同意了由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抗日这一建议，又以中国政治的复杂性、特殊性为由尽量拖延，并再次要求罗斯福派一人全权代表来华与他合作，以调整他与史迪威之间的矛盾。
罗斯福考虑后，立即采取行动。8月他即派前驻新西兰大使赫尔利少将以总统私人代表身份来华。赫尔利到华后，使一度趋于紧张的美蒋关系有所缓和，然后便投入“调解”国共关系的活动中。
美国主动介入国共关系的谈判，主要是从其全球战略利益出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