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到南京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的国防会议时合影）
一、有军队、有政权的合作
1.中共协助正面战场战斗
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方面的战略目标，很清楚是要以华北会战来结束事变，达到其预期的伪满第二的华北特殊化的结果。7月底，平、津相继失陷，日军在华北军事冒险的成功大大刺激了全面侵占中国的野心。为配合华北的军事行动，日军大本营又对上海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并疯狂的叫嚣“三个月内灭亡中国”。
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严重危险。事实清楚地摆在中国人面前，在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战才是唯一的生路。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和中国共产党倡议国共合作抗战的情况下，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说：
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这无疑对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战起了积极的作用。
8月初，蒋介石邀请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到南京参加最高国防会议。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接受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并开赴华北前线抗日。9月，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列入阎锡山指挥的第二战区，朱德被任命为二战区副司令长官。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针对这一《宣言》发表谈话说：“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例证。”“在存之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使国民彻底更始，力图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至此，蒋介石终于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国民党和共产党终于抛开了十年来的恩恩怨怨、爱恨情仇，携起手来共御外侮。
日军占领平津后，接着以30万兵力沿平绥、平汉、津浦三路向华北地区扩大进攻。沿平绥西进的日军，很快夺取大同，计划沿同浦路南下夺取山西。如何避免与日军在华北会战的不利形势，就成为我国统帅部亟待考虑的问题。
蒋介石决定增兵上海，以扩大淞沪战事来牵制华北日军的南下。的作战方针是，“以国军一部对华北之敌持久，确保山西；相机集中主力于华东，对上海之敌取攻势，以迫诱日军转变其作战线路为沿长江由东向西。”基于这一构想，蒋介石先调集主力部队在察、绥、晋方面，向将会由华北南下的日军右侧发动攻势，并确保山西，以牵制或迟滞日军南下；继而藉八一三事件集中精锐部队于华东方面，主动向淞沪之敌猛攻，迫诱日军大本营自东北基地、日本本土以及华北原主力作战方面相继增援淞沪，如果成功，日军侵华之作战线将形成沿长江自东向西，这对于中国军来说是有利的。
对照当时中日双方战场形势，这一作战部署无疑是十分积极的。正如蒋介石在8月20日对陈诚、熊希龄所说：“敌人侵华，早已处心积虑，熟读了中国战史，对中国历代兴亡之道无不了然。今天，我最担心的是敌人如由河北打到山西，渡过黄河，由陕西下四川，而进攻云南、贵州，这是效法元朝忽必烈亡宋之路，再由西南向东席卷。到那时纵使保有沿海各省，敌人可用海军封锁海口，形成数面包围夹攻，我们还有生路吗？为彻底摧毁敌人的这一奸计，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在上海开辟战场，迫使他们力量分散，在沿海各省陷入泥沼而不能自拔。至于我们的军力不妨逐渐西移，迁都重庆，诱敌西上。”
蒋介石亲自主持制定了淞沪战役的主要作战部署，会战期间不时带高级将领亲临前线督战，鼓舞士气。在淞沪会战激烈进行的时候，蒋介石对华北战场做出重要部署，与日本侵略军展开了一场以保卫太原为目标的忻口防御战，又称山西抗战。在蒋介石的抗战方略中，山西的持久抵抗与主动开辟淞沪战场如鸟之两翼，缺一不可。
9月，沿平绥线西犯的日军主力板垣第五师团由宣化南下，企图突入长城防线，打开通往太原的通道。其中第二十一旅团两个联队连同炮兵、辎重等约5000人沿灵丘到平型关的公路追击后撤的国军第七十三师，伺机夺取平型关。阎锡山听取二战区各方面的意见，制定了迂回包抄前后夹击的作战计划。9月25日林彪、聂荣臻率领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东北山地伏击了进犯之敌，经一天激战，日军1000余人被歼，80余辆汽车被摧毁。平型关大捷是全面抗战爆发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歼灭战，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斗志。蒋介石接到战报之后，26日即电朱德、彭德怀祝贺。
9月上旬，日军进逼忻口，忻口是晋北地区通向太原的门户，是保卫太原的最后一道防线。蒋介石为确保山西重地，督饬阎锡山以第二战区兵力在晋北忻口地区组织全线防御。河北战局也不利，9月24日，国军弃保定，退守石家庄。晋北、河北同时告急。权衡利弊，蒋介石下令将在平汉线原编属第一战区的卫立煌第十四集团军调赴山西参战，并任卫立煌为第二战区前敌总司令。阎锡山为了保卫老巢，一改往日拒绝中央军人晋的传统，欢迎蒋介石的部队参加忻口会战。当时正值统一战线刚刚建立，国共关系较好，身为前敌总指挥的卫立煌表现出积极的团结态度，认真贯彻国共合作精神，确保了八路军部队作用的充分发挥。卫立煌将先后到达忻口的约10万兵力，调整编组为左、中、右3个集团军，右翼方面军部署在五台山一线，由朱德指挥。
卫立煌部的调动，增强了山西的防御力量，但却使原本斗志不强的河北刘峙方面更加虚弱。日军抓住机会，在双十节那天攻占了石家庄。大同的日军和石家庄的日军开始联手进攻太原，以保卫太原为目的的忻口会战就这样打响了。
敌军第五师团等3个师团7万兵力，在飞机、大炮、战车掩护下，从中央突破猛攻山享县得手后，于10月13日开始向忻口阵地发起攻击。英勇的中国军队在晋北大地上奏响了一曲悲壮的战歌。在南怀化我守军日军连日反复争夺，阵地失而复得，第九军军长郝梦龄及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麒，独立第五旅旅长郑廷珍等英勇阵亡。而日军的主帅也躲不过中国守军愤怒的子弹，死一个换一个，三易其人。
朱德、彭德怀率第十八集团军在敌军两翼及后方展开猛烈攻击：一一五师切断了忻口与张家口、北口的敌军交通线；一二0师切断了忻口与大同之敌的交通线；一二九师一部19日夜袭阳明堡机场，毁伤敌机24架，歼日军百余名，大大削弱了敌军对我阵地的空中威胁。
敌我连日血战，中央集团军伤之甚众，17日起转攻为守。蒋介石应卫立煌之请求，电令来自四川的邓锡侯、孙震第二十二集团军自潼关驰援。我抗日将士不畏强敌坚守阵地，曾于24日出击，把战线推进了两公里，双方胶着僵持直至31日。
蒋介石对忻口战役非常重视和关注。卫立煌、阎锡山差不多时时、事事向蒋介石禀报。前线将领刘茂恩、李仙洲、黄伯埙等也常常直接致电蒋介石，报告战情及部队的作战、伤亡情况。蒋介石每每致电将领直接部署、调派军队，并鼓励官兵顽强抗战。
这场战役体现了中国军民坚决抗战的决心和不怕牺牲、奋勇拼搏的精神。卫立煌在致蒋介石的一封电报中说及：“当时抗战之勇敢，与阵地同存亡之精神殊为壮烈，而损伤之奇重亦为前所未有。”
10月24日，蒋介石对在忻口阵亡的赫梦龄军长、刘家麒师长发表祭文，哀悼英雄亡魂，勉励前线将士，誓作坚决抗战。
日军在忻口以北受到顽强抵抗，被阻而不得前进，死伤万余人。为突破僵局，日本调遣占领石家庄的日军，沿正太路西进。蒋介石下令冯钦哉第十四军团和曾万钟第三军在正太路沿线布防，孙连仲第一军团守娘子关，第十八集团军一二九师配合作战。正太线战斗进行甚烈，双方血战数日，伤亡惨重。敌人不断增兵，以猛烈炮火轰击，10月26日再次攻占娘子关，30日占领阳泉、平定，直扑太原。此时，蒋介石又调汤恩伯第二十军团等参加晋东作战狙击敌人，但援不济急，日军继续西进不止，忻口后方受到威胁。
11月2日卫立煌指挥忻口大军退守太原以北一线，日军第二十师团和第五师团从东北两路会攻太原，11月9日太原失守。
忻口防御战是一场关系整个华北地区抗战的一场重要战役，双方相持20余日，杀伤日军2万余众，打乱了敌人企图迅速侵占华北，进而南图中原的战略部署，形成了华北战场持久抗战的有利态势。这也是抗战以来，蒋介石指挥国共双方军队互相配合，共同作战，有力抗御敌人的一次重要战役。
忻口会战充分展现了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密切配合的作用。对于八路军的有力配合，蒋介石在当时持肯定与赞赏的态度。他在10月22日致何柱国的一封电报中说：“八路军已发挥机动效能，希饬部果敢实施扰乱牵制，使正面作战有力为要。”在阎锡山、卫立煌发给蒋介石的电报中，除了禀报国民党部队的作战情况外，还常常报告由朱德指挥的第十八集团军的战绩。晋北战场初期的有利态势正是由国共军队共同创造的，这一点何应钦在1938年3月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军事报告中已加以肯定。国共双方能在忻口会战期间密切合作，也正体现了当时蒋介石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决抗日的积极态度。
2.中共开辟敌后战场
蒋介石指挥他的军队对日军的猛烈进攻死拼硬挡，但是血肉难堵炮火，北平、天津、太原、上海、南京相继失陷。山河破碎风飘絮，顿时，神州大地一片风雨凄迷，天地变色，草木含悲。蒋介石面对潮水般涌进的侵略军，悲痛、愤恨一时云集心头。在正面战场血肉横飞，战线不断向内地收缩的同时，中国共产党深入已沦陷的地区，广泛发动民众，展开了人民游击战。
1938年2月，蒋介石在武汉会见了彭德怀。徐州会战在即，蒋介石心中并没有底，他询问道：“是否可以在青纱帐起时派队袭击津浦线，支援徐州会战？”多一份力量就多一分胜算，蒋介石已经开始意识到共产党的游击战在对日作战中有巨大的作用。同仇敌忾，自当义无返顾，彭德怀慨然回答：“不待青纱帐起即当派队前往！”津浦线的日军开始不得安宁，在北段，八路军频频出击；南段，新四军第四支队协同国军李品仙部、廖磊部运动于淮河流域，使准备北进的日军不得不慎重考虑。
中共以陕甘宁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为范本，在敌后战场先后建立了晋察冀、冀南、冀鲁豫、苏南等多块根据地，就是在林海雪原的东北也活跃着中共领导的抗日联军。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敌后游击战有力的支援了国军在正面战场组织的抗战。两个战场互相配合，互相依存，分别牵制着大量日军，使狂妄不可一世的侵略者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
1938年11月25日至28日，蒋介石在湖南南岳召开了军事会议，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也应邀参加。会议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决定设立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聘请共产党人担任教官。1939年2月，在国共共同努力下，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正式成立，参加训练的成员除了国民党军官外，还有大批进步知识青年，他们结业后，深入敌后，积极开展游击战争，给日寇以沉重打击。
（1938年7月6日，第一届国民参议政会在汉口开幕。图为全体参政员合影）
军事合作是以政治上的谅解为基础的。蒋介石与共产党人在国内的政治改革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共识，最大的成就是召开国民参政会。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爆发的初期便提出应把“实现民权政治”作为国共合作的政治目标之一，并且，社会各界对于政治改革的要求也十分迫切。在武汉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做出了政治改革，政党整顿的姿态。在《抗战建国纲领》“政治”部分指出：“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考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刚刚御任教育部长的王世杰，受命参与国民参政会的筹备工作。
王世杰相当了解各党各派的民主主张，他也倾向于按照西方民主国家的模式，在三民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初步的民意机关。1938年6月中旬，他经过慎重考虑，向蒋介石提议：为了获得国际上民主国家的同情和友感，务必趁此时期宣言中外，着重表示国民政府的政治活动向来奉行民治主义，决非反民治的法西斯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王世杰特别强调“民治”，他是想按照孙中山的遗教精神不失时机地做一个政治改良的设计师。
6月16日，由国民党中央发表了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一百五十人的名单，其中共产党方面有毛泽东、王明、秦邦宪、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七人。
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于抗战一周年纪念日的7月7日在武汉开幕，由汪精卫担任议长。
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身分在国民参政会发表了演说，对于来之不易的国内政治统一局面，他十分的满意。就此，他表达了自己对于日军发动侵华战争的看法。在演说中，蒋介石说：“敌人之所以敢于轻视我国，其最大的理由，还不在军事方面；而是他看到我们国家内部不团结，政治不统一，没有形成现代国家的基础……但是，现在已表现我们全国一致抗战的组织和行动，使敌人不得不重新认识我国国民的力量已团结集中于政府指挥之下，来排除侵略，这实在给予敌寇以致命的打击。”
共产党方面，除毛泽东外，其余六个参政员都参加了国民参政会。他们都称赞大会成功，林伯渠这样评价道：“在中国历史上没有能比得上国民参政会的大会，奠定了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基础”。
大会的最后一天，发布了宣言，宣言称：中华民族并不敌视日本民族，但对于暴虐的侵略者将长期抗战到底，以达最后胜利。否认国民政府，就是否认中国国家；仇视蒋委员长，就是仇视全中华民族的国家意识。
宣言表达了中国抵抗侵略的坚决态度，承认了蒋介石为国家和民族的代表，这就等于向各界昭示，与日本侵略军做斗争的是整个中华民族，而不是某一个党派。所以宣言是对日本分化中国抗战力量的有力回击。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盛赞道：“国民参政会发表宣言，强调拥护政府团结御侮之诚意，此无异答复敌寇一月十六日《不以国民党政府为对手》之声明，使其知所畏惧，亦可见我政治力量大增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