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远征军集中在曼德勒地区，纵深配备在防守中俟机反攻，从蒋的立场看，还有几方面的有利因素。曼德勒扼缅北之咽喉，是缅北广大地区的屏障，同时，又是中国经缅北西向印度公路、铁路交通的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控制住曼德勒，既可使缅北地区成为中国大西南地区的缓冲，避免日军对大后方的直接威胁，又可保住中国经缅甸到印度的对外通道，维持获得美国租借物资的国际交通线，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换句话说，在日军攻占仰光后，守住曼德勒，就成为中国在缅作战的最大利益目标。从缅甸地形看，以曼德勒为界，以南多平原地区，以北则为山地，便于防守，对武器配备落后于日军的中国军队也更为有利。即使作战失利，中国军队以曼德勒为中心，后有密支那、腊戍等稳固据点，撤兵也比较为容易。
但是，新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的想法一开始就和蒋介石有很大差异。史迪威对中国之行雄心勃勃，他一开始就没有把其在中国的位置限于蒋介石的参谋长地位上。作为一名职业军人，指挥军队建功立业，是史迪威衷心追求的目标。3月6日，当史迪威得知蒋将把缅甸战役指挥权交给他时，如释重负，写道：“现在我不必每天早上在惶恐不安中醒来，搞不清楚我究竟能做些什么来证明我的存在价值了。那种日子实在难以忍受。”史迪威认为远征军只有立即反攻，才有取得大规模胜利的可能性，如若拖延，可能会贻误战机。
对于史迪威的进攻主张，蒋介石当然是不赞同的。3月19日蒋介石同他谈话时指出：“我入缅部队是应取消极态度，不应过分积极，自不宜远离根据地向前突进。第五、六两军为我军唯一精锐，一旦遭受挫折，其影响将为整个中国不可挽救之损失。”同时他还告诫史迪威，要对英军具备戒心。史迪威以为蒋介石是畏惧作战，对此极为恼火。踌躇满志的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不得不以辞职和自己的国籍来逼迫蒋介石。
当然，史迪威之所以积极主张在缅甸进行进攻作战，更主要的还是源自于美、英的全球战略。缅甸是英国抵抗日军侵犯印度的屏障，保住缅甸就可以减轻英国在印度的压力，保证其在欧洲战场充分发挥作用。这是符合美国“先欧后亚”的全球战略的。所以，虽然史迪威对英国在缅甸的消极避战和逃跑极度不满，但他仍然接受了这一现实，并在战争中多次以中国军队作为英军退却的掩护。史迪威这种不顾及中国官兵民族情感的做法，恶化了他同中国将领间的关系，也终于加深了同蒋介石的矛盾。
3.史迪威签发错误命令
3月21日史迪威签发中国远征军作战命令。在决定中国远征军命运的关键时刻，蒋介石并不情愿地对史迪威做出了让步。中国远征军重心大幅度南移，蒋介石综合中国各方情况提出的在曼德勒地区纵深配置兵力防守反击的战略计划实际已告放弃。史迪威也满意地承认：“这是一个相当大度的让步。”遗憾的是，衡量当时缅甸战场的实况，这一让史迪威满意的决策在战略上却并不明智。锋芒毕露的史迪威对蒋介石提出的中英协同问题、缅甸地形、后方联络、第五纵队等在缅甸作战诸困难均不予以重视。在战争大规模展开后，这些问题即一一暴露。本来应该事先通盘考虑的问题遭忽视，其后果是极其恶劣的。
3月24日，东瓜正面日军向远征军戴安澜部发动猛攻，远征的健儿奋勇抵抗，双方伤亡惨重。东瓜保卫战是第一次缅甸战役中坚持最久的防御战。它使日军南洋作战以来第一次遭到严重挫折，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在此役中阵亡的日军大佐横田在日记中写道：“南进以来，从未遭受若是之劲敌。劲敌为谁？即支那军也。”3月底东瓜战役结束，鉴于第二○○师伤亡很大，杜聿明请示蒋介石后从东瓜撤退。史迪威大为不满，4月1日飞抵重庆，告知蒋介石其权限未足，未能令出必行，并提出辞职。为了保持同美国的友好关系，蒋介石对他好言相劝，重申对等支持。
（中国炮兵运输队行进在缅甸山林中）
在史迪威压力下，蒋介石表现得十分沮丧，不得不派出罗卓英为中国远征军司令官，协调前方指挥。罗卓英的职权，按蒋对史迪威的解释是：“秉承将军命令指挥在缅甸作战之第五、第六两军以及其他部队”。史迪威的到来，带来了中美两种文化间的冲突，史与包括杜聿明在内的大部分高级将领间都发生了严重冲突。任用资格较老而为人又较圆通的罗卓英，可在史迪威与各将领间起一缓冲作用，减少发生误会的机会，同时，史、罗形成的中美结合的指挥系统也可进一步加强指挥部的权威，对高级将领形成更大约束。蒋介石认为出兵缅甸事关国家民族威望，他不希望因此而影响缅甸的作战。
蒋介石在指挥权上做出了最大限度的让步，应该说在4月间的缅甸战场，史迪威对中国远征军的行动享有充分的发言权，而按他一贯的进攻性作战设想，是不会满足于逐次抵抗的。于是，继东瓜会战之后，在平满纳地区与日军继续展开会战成为不可避免的选择。蒋介石也有进行平满纳会战的考虑：中国远征军浩浩荡荡大规模南下后，无不战而后撤之理，而在东瓜会战失利，英军战斗精神再受打击背景下，要使英缅甸军维持战线，中国军队必须在正面进行有效抵抗，这样才能鼓起英缅军继续作战的勇气。幸好戴安澜率领的第二○○师在东瓜血战12天为主力集结赢得了10天时间。中路第五军主力已在平满纳附近完成集结；东路第六军已前出棠吉、罗衣考一线，与中路成犄角之势；战略预备队第六十六军也在快速跟进。
4月5日蒋介石同入远征军第一路军总司令罗卓英飞抵腊戍，再乘车至眉茵，会见驻缅甸英军总司令亚厉山大，要求英军竭尽一切办法固守阿蓝模。但亚历山大拒绝了蒋介石的要求，反而要求蒋速派一个师南下。英国人的态度使蒋介石突然感觉到一丝阴影掠过并不怎么明朗的会战计划。4月8日蒋介石在杜聿明、戴安澜陪同下巡视曼德勒一带地形，对可能出现的最坏变化进行了安排。他认为万一在平满纳失利，可以把部队撤回缅北山地，依托地形作纵深防御。
平满纳战役开局就不利，酝酿初期西线英缅军已节节败退。4月1日放弃卑谬，5日又失亚兰谬，接着仁安羌又被包围。4月10日，中国远征军部发布由史迪威提交经蒋介石批准的平满纳会战计划，随后出兵仁安羌。在仁安羌战役中，张轸的第六十六军新三十八师在师长孙立人指挥下，经过两昼夜激战，击溃西路日军第三十三师团，毙敌1200多人，收复仁安羌，救出陷入绝境的包括英军总司令亚历山大上将在内的7000余名英军和100余辆辎重汽车，1000余匹战马以及被俘的英军、记者和美国传教士500余人。仁安羌大捷是第二次世纪大战中，中国军队和盟军并肩作战所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不少英国官兵饱含热泪竖起大拇指高呼：“中国万岁！”远征军的壮举轰动了英伦三岛，提高了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英美政府特向新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颁发“帝国司令”勋章及“丰功”勋章，团长孙继光及营长多人也获得勋章。
但是，局部的胜利并没有扭转远征军战略上的劣势。远征军的积极作战虽达到了迟滞敌人的效果，但是没有达到击垮敌人的目的。更为严重的是，日军抓住远征军主力前突，防御地区纵而广，侧翼薄弱的弱点，对远征军进行了大范围地迂回包围，盟军方面的行动事实上已处处受制于日军。
由于英国方面一再拖延，当时对中英军队既无统一的战略部署，又无统一的指挥系统；中美英三国在战略目标上也不一致；加之关键时刻，驻缅英军背信弃义，单方面由曼德勒西渡伊洛瓦底江向印度退却，致使远征军陷入孤军作战的境地。更为气愤的是英军为了自己顺利逃跑，竟然向远征军司令部发出假情报，致使第二○○师跑了500公里的冤枉路，延误了整整3天的时间，东线因此未得及时支援，节节败退，一直退回西双版纳。日军相续侵占腊戍、龙陵、腾冲，5月3日云南边城畹町亦不守，中国对外交通要道滇缅公路被切断。集中在缅军第五军开始向缅北撤退。
5月7日蒋介石电令第五军第二○○师、第九十六师及第六十六军新三十八师向密支那、八莫转进，勿再犹豫停顿，向国境撤退。但两地已于4日、8月被日军占领。最后第五军大部退往印度，第六、第六十六军大部退回云南。曾在台儿庄、昆仑关立下战功，被周恩来誉为“黄埔之英，民族之雄”的戴安澜在率军突围中身负重伤，牺牲于缅北茅邦村。
（戴安澜）
缅甸战役，中国遭受巨大损失，近10万精锐部队，折损过半，美式军械也大部丢失，蒋介石对此十分痛心。
蒋在4月底远征军败势已定时作过检讨：“缅甸战役失败之主因，是在作战方针为人转移，不能自主，而为情势所趋，不得不对美国有所迁就，然牺牲价值亦颇大矣”。5月初又谈到：“如果照我们原定方针，入缅国军全部集结在瓦城附近地区，待机决战，我相信一定可以打很大的胜仗。”
宋子文也认为，蒋对“一般客卿待遇过厚，往往失其戒惧之心”。
亲历战斗经过的杜聿明则指出：英军作战不力，有些甚至不战而逃，而拥有指挥权的史迪威在战役指导中，过多强调进攻，没有注意到缅甸战场的实际情况，造成中国军队分割使用，疲于奔命，处处为英军堵漏洞的恶果。但“就中国方面说，蒋介石过分迁就英美，应负最大的责任。”
不管谁应该对作战失败负责，总之这次失利使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互生嫌疑，为他们之间合作最终破裂埋下了伏笔。
盟军在缅甸战场的失利，导致日军完全控制了滇缅公路，切断了西南最大的援华通道，中国的持久抗战面临新困难。蒋介石强烈要求中、美、英三国确实合作，迅速开辟新的援华交通线，这时英国也认识到维持与中国联系的战略重要性。三国领导人对中国战场国际交通线的战略重要性取得共识，为中印驼峰航线的开辟创造了先决条件。
（缅甸失守，一部分中国军队越过原始森林，撤向印度）
中印航线西起印度萨姆邦，东到中国云南昆明，航程1100多公里，途中要飞越喜马拉雅山南段，平均海拔高达5000米左右，最高处7000米，在当时被视为“空中禁区”。因喜马拉雅山山脉蜿蜒起伏，群峰耸立，形状类似骆驼的峰背，“驼峰”航线因此得名。飞机在“驼峰”航线的飞行高度比一般航线高一倍，高空风云莫测，地面保障设施简陋，日军飞机又不断袭扰，堪称是当时世界上最为艰难的一条航线。三年中，中美共损失468架飞机，中美两国飞行员用鲜血和生命开辟的“驼峰”航线是建立在世界屋脊上的一座丰碑。
在缅甸陷落，滇缅公路被封锁后，“驼峰”航线的迅速开辟和不断扩大，打破了日本对中国的封锁，在1942—1945年之间成为中国战场的“空中生命线”，为对日作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
三、出访印度
（蒋介石宋美龄在加尔各答发表《告印度国民书》）
1.表明中国的四点意见
自17世纪以来，印度就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并成为英帝国东殖民地的核心。印度人民为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不断掀起民族解放运动。1939年欧战爆发，英国单方面代表印度向轴心国宣战，却又不承诺给印度以自由和独立的地位。因此，领导印度独立的国大党掀起了更大规模的不合作运动，反对这“没有自由的流血”。
日本乘虚而入，对印度进行分化，与英国争夺在印度的统治。它利用印度人民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民族心理，大肆宣传“亚洲乃亚洲人之亚洲”、“大东亚圣战的目的在于解放亚洲有色人种”、“驱逐英美帝国主义出亚洲”，并利用佛教和日货进行渗透。在日本政治、经济、宗教的全面进攻下，印度“反英亲日”情绪一度高涨，还有人主张印度的自由独立应为参战的条件。但无论从战略上，还是从经济上考虑，英国是不愿失去印度的，英国被迫答应战后予印度以独立自治，以此争取印度在战争中的合作，但国大党则强调先独立而后参战，双方在独立与参战的步骤上僵持不下。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国际形势骤然紧张，日本征服的地区向东伸展到太平洋，向南已达澳大利亚沿岸，向西直逼印度海岸，前锋直逼东南亚，威胁到中国与外界联系的国际交通线——滇湎公路。
面对严峻的势态，中国政府深感忧虑。自抗战以来，日本封锁了中国的全部海岸，切断了中国海外联系，因此，战时中国要获得军火物资的援助，就必须依靠西南的交通线，由印度和缅甸转至中国。如果印度在此关键时刻背离盟国加入轴心国，或日军攻占印度，则中国将被完全包围，导致抗战的极大困难。重庆政府对英国当局能否控制住南亚局势、抵挡日军的进攻很表怀疑，因此蒋介石从中国和世界大局出发，认为有访问印度的必要，其目的一是与英国人商讨协防战事，二是协调英印关系，使印度加入盟国作战，三是与国大党取得进一步联系，促进中印合作，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考虑到与英国的关系，蒋介石对英国则称此行是以亚洲同种人的身份，劝说印度国大党与英国冷静协商，一致协力抗日。
但英国对此心存戒备，反应二分冷淡，不愿意别人插手其内部事务，不过考虑到盟国关系和对日战争，只得同意。1942年1月28日，英国通过驻华大使通知重庆，表示欢迎访问，但又提出若干应注意之点：一是印度总督认为蒋介石应保守访问秘密，并于离印时发表一则消息以促进印度对于共同抗敌的全面合作；二是希望蒋介石致甘地、尼赫鲁各一电，要他们前往新德里相见；三是总督希望在蒋介石会晤甘地、尼赫鲁之前先行拜访蒋介石；四是希望蒋介石能接见印度回教领袖真纳。’
（蒋介石宋美龄访问印度时与印度总督的合影）
1942年2月4日下午，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率国防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办公厅商震、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教育部长张道藩、驻缅总领事保君健一行十余人，在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及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邓尼斯陪同下，从重庆出发，中经缅甸腊戍、印度加尔各答，飞赴总督署所在地新德里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当晚9时30分，蒋介石夫妇抵达第一站腊戍，并与英国驻缅甸总司令哈登会谈，双方商讨了加强中缅合作、互设外交性质代表及防止日本间谍在缅甸活动等问题。
首先，蒋介石夫妇会见孟加拉省省长赫白脱、印度总督林里资哥、英驻华大使卡尔及英印总司令哈特莱，并多次晤谈，就几个重要问题提出了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