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机会真的来了吗？蒋介石不敢冒昧行事，他令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和外交部对这一问题详加研究。参事室经过仔细探讨，一致认为召开此会虽不能解决中日战争，但对中国有利无害。会议如能召开，在天津问题上英国不至于退让，会议结束后，中国也较易得到美国对华进一步的经济援助。甚至还可能促成美国及英法苏等国，制裁日本，果真如此就可以形成远东反侵略阵线。至于各主要国家的态度，参事室估计，苏联不会反对；法国将顺从英美；英国也应该会赞同，希望通过这次会议，以集体行动来拒绝日本提出的广泛要求或对日本进行报复。所以关键是做美国的工作，美国政府在原则上自不会反对召开此会，但由于国会正在讨论中立法修正案，态度会有所迟疑。
蒋介石接受了参事室的建议，先探询英美政府意向，一旦英美赞同，立即正式提出照会要求召开会议，即使时机未熟不便召开会议，中方也要坚请美国劝告英国不对日本让步。
事实上，在美国国内，此时也出现了要求召开远东国际会议的呼声。
7月20日，蒋介石致函罗斯福，提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九国公约之维护；对华物资之援助；欧局对于远东的影响。蒋介石首先要求美国实行对日禁运，削弱日本的战斗力和经济力，迫使日本同意以国际会议的方式来解决远东的问题。他还提出，也可以先由美国政府邀请主要关系国家举行会议，如果日本拒绝参加，再进行制裁，迫使日本恢复理智。
蒋介石的计划漏算了一步棋，那就是英国并没有想象的那样坚强，它过早地放弃了绅士的尊严。7月下旬，英日之间的谈判在日本所提出的原则的基础上达成协议。无论英国怎样解释，“有田一克莱琪协议”终究是对日本的一个重大妥协举动。中国政府和各界团体都提出了抗议和指责。
联系英国以往对日妥协的历史，中共加重了太平洋会议将成为远东的慕尼黑会议的担心。此时莫斯科也担心英美在远东与日本妥协，促使日本北上，要求中共警惕远东的慕尼黑阴谋。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大造反共的舆论，蒋介石也表现出更加急迫的溶共心情，国共摩擦开始增加，从整体上看，相持阶段来临后，国民党蒋介石在抗战的积极性上发生了退步。为了制止一种可能出现的危险趋势，中共发起了一场声势巨大的“反对妥协投降，坚持抗战”的宣传运动，以引起人们的警惕。
考虑到有田一克莱琪协定的签订对于中国士气的影响，美国政府决心采取有力的措施来表明自己对于远东危机的态度，以鼓舞中国人的抗日士气。美国政府选择了预先通知废除1911年订立的日美商约这一方式。
日美商约的废除，消除了对日禁运的法律障碍，是走向禁运的重要一步，蒋介石从中看到了希望。国际会议虽然没有开成，这一番折腾却也不是徒劳无功。7月31日，蒋介石会见詹森大使，称赞美日商约的废除是“总统和国务卿的伟大而辉煌的举动”，在英日协定达成之时，美国采取的这一行动，“减轻了中国自卷入冲突以来所面临的极严峻的危机”，中国人民将不会忘记美国的这一重要行动。
这样，在欧战爆发之前，召开有关国际会议的想法始终未能获得积极的响应，因而也始终只是停留在想法上。随着欧战的爆发，英法本身都已卷入战争之中，召开太平洋会议的可能性更加微乎其微。
四、把握国际变局
（蒋介石检阅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员）
1.漫长的等待
中国的抗日战争，处在一个利益纷争加剧国际格局大变动的复杂环境之中。因而，正确把握国际局势的发展趋势，以及利用各国之间的矛盾，为中国抗战争取有利的国际条件，无疑是抗日战争中外交策略的重大问题。坚持正面战场抗日作战的同时，蒋介石密切关注着国际形势的发展，极力捕捉每一个有利于中国抗战的转机。
1939年2月，日军攻占海南岛。中国政府认为，日本的这一举动是南进的重要信号，蒋介石称之为“太平洋上之九一八”。日军果然志在南进。3月日本宣布统辖中国南海诸岛，很快又提出对南太平洋大片领土的要求。蒋介石期待着由于日本的不断挑衅，美英等国将走上制裁日本的道路。
就在国民政府积极活动的时候，发生了“天津事件”。鉴于欧洲局势紧张，为避免两线作战，英国首相张伯伦坚持实行容忍政策，反对制裁日本。7月下旬英日在东京会谈，签订了《有田——克莱琪协定》，英国完全承认日本侵华行动的合法性，承诺不援助中国抗战。英国此举遭到了中国的强烈反对和谴责，也使许多人开始怀疑蒋介石的苦撑待变策略究竟有几分胜算。
就在蒋介石的抗战热情大受打击的时候，美国政府正式通知日本，废除《美日友好通商航空海条约》。这是中日开战以来，美国政府所采取的第一个对日制裁措施，它为蒋介石期待已久的对日禁运铺平了道路，这无疑是对他莫大的鼓舞。
9月，时局发生了更大的变化，欧洲战争爆发了。蒋介石兴奋得如同见到了曙光，几年的死拼硬挡终于等来了国际形势的转机！所谓“苦撑待变”，就是期待国际矛盾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使中国得到强有力的盟友。蒋介石颇为得意地说，在两年多前，他就预想将中国的抗战坚持到欧战爆发，曾有人怀疑他的策略，现在这一预想终于实现了。他认为中国抗战最大的基本策略已经达成，“我国抗战两年，期待国际变化，今果有大变化矣……如我能择善固执，谨慎运用，余深信国家必能从此复兴也。”
借助外力一举解决中日战争是蒋介石的一贯战略。现在，蒋介石进一步指出，中国抗战的目的，“就是要与欧洲战争——世界战争同时结束，亦即是说中日问题要与世界问题同时解决”。欧战爆发，促进远东问题解决的中国抗战已与促进世界问题解决的欧洲战争，在东亚西欧同时并进，蒋介石正是从这里看到中国已经获得了一个中国问题将与世界问题同时解决的基础。蒋介石甚至更为直接地说：“今后我国之处世之道，反形简单，即对内建设根据地，对倭更作持久抗战到底，以待世界战争之结束而已。”其中虽不乏消极思想，但把中国的抗战与世界战争联系起来思考却是有远见的。
9月21日，罗斯福在国会发表演说，要求国会修改中立法，废除武器禁运的条款。对待中日战争，美国的态度是逐步扩大对日本的禁运范围。9月26日，罗斯福要求各有关企业停止出口11种指定的原料；12月，又把禁运范围扩大到包括制造飞机用的主要金属。
1939年是国际局势初现转机的一年，但事情的发展却没有蒋介石设想的那样顺利。随后而来的是一段是漫长而焦灼的等待。值得庆幸的是蒋介石终于看到了转机，美国逐步疏远日本而悄悄地靠近中国，这对处境艰难的他来说是个鼓舞，使他更加坚定了持久抵抗的决心。
日本方面也在等待，等待重庆政府的投降或分化瓦解！在攻占武汉后他们已经成功的获得了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的合作，日本人希望这些资历老名气大的人物的举动能引发重庆的混乱，迫使蒋介石重新考虑同天皇的关系。与蒋介石谈判的“桐工作”进展并不能让人满意，1940年年初的时候，日本人突然发现蒋介石是在玩缓兵计，天皇赐给他时间反省，没想到他居然在谋划怎样更加顽固地对抗天皇。怒火中烧的日本人为了挽回面子，在1940年3月匆匆忙忙地在南京把汪伪政权扶植起来。
深陷中国战场不能自拔的日本人，也的确耐不住寂寞了，是啊，满洲国的傀儡皇帝早就被人骂臭了又怎能再司号发令呢。天皇在关内中国领土上需要的是一个能办事的臣子，不是掩人耳目的摆设！可是，汪精卫能让天皇满意吗？连日本人自己都觉得悬。
蒋介石没有因此遭遇太多的麻烦，他早就牢牢地把军队抓在了手中。得知南京汪伪政权出台的消息，蒋介石并没有恐惧，他只是替那帮自以为是的人惋惜，他们根本就不懂中国政治的特点嘛！其实从汪精卫出走河内的那一天开始，蒋介石就有疑问，他们难道不知道岳飞和秦桧的故事吗？
美国担心汪伪政权的出台会削弱重庆国民政府的权威，从而威胁美国的远东战略，3月30日发表声明斥责了日本的举动，强调只承认蒋介石政府的合法性。
（由郑州迁到重庆的豫丰纱厂）
4月15日，日本外相发表对外声明，向荷兰政府提出保护荷属东印度的要求。美国认为这是日本南下的信号，立即做出反应，反对日本干涉荷属东印度的事务或改变其现状。6月，欧洲的战争形势迅速发展，德军所向披靡，仅用6个星期就打破了号称“欧洲最大的陆军强国”的法国。法国投降后，日本趁火打劫，向法国在亚洲的殖民地发起了攻击。
事实上，日本已决定进攻整个东南亚。6月29日，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发表了“谋求与亚洲各国共存共荣”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演说，将英、法、荷在太平洋的属地菲律宾、澳、新、印纳入“共荣圈”。日寇侵略东南亚各国，一是掠夺战略物资，再就是切断越南、缅甸通往中国的运输线，断绝国外对中国的支援，逼迫中国政府投降。
蒋介石怕的是日寇继续进攻中国的西南大后方，不过没有设想到像这样疯狂地南进，于是蒋介石估计形势说：“倭加南进，则其秘介入欧战，并与美发生冲突，于我有利也。”蒋介石开始加强与美国的联系。
为了欺骗世界舆论，日本在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的同时，在国内外大做宣传文章，企图使人们相信，战争爆发的原因在于中国而不在于日本。日本旅居各国的侨民所办报刊、通讯社也在大造反华舆论，外国报纸不时转载。面对这种严重局势，中国必须开展国际宣传，努力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支持、支援。美国便是中国朝野努力争取的重点和主要对象。
2.宋子文使美
国民政府除了派遣一流的职业外交官赴美外，还派遣了不少在美有特殊关系或特殊影响的知名人士赴美作为政府外交官、特使，游说美国朝野人士，并在其周围建立起重叠错落的关系网络，以期美国的远东政策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面转化。
1940年6月，蒋介石让没有担任任何职务的宋子文以蒋的“私人代表”身份出使美国。宋子文带上妻子张乐怡和孩子，声称来美国是为“家庭事务”。他这次到美国居住了将近两年半，但经常在重庆与华盛顿之间飞来飞去。宋子文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获取美国贷款。他充分利用他的宋氏家族与美国的特殊亲密关系，致力于“在总统左右树立各方助手”，除了与美国财长摩根索等政府要员建立深厚私交外，宋子文还审慎地挑选了一批同政府部门有密切联系的人员，如退役军官、政府职员、宗教及群众团体中有影响的人士，以及罗斯福的远房亲戚。这些人后来成为所谓“援华院外活动集团或中国帮”的最初班底。对于宋子文的做法，美国人有独到的理解，他们说这“反映了他的家族爱搞阴谋政治活动这一特点，又反映了中国流行的信念，即认为有权有势才能支配所接受的援助”。
当时，美国的能力主要集中在欧洲与希特勒抗衡，大量的物资在支援英国，罗斯福也在忙于竞选连任第三任总统，美国国会内的多数人仍抱着发生在远东的中日战争与美国无关的观点，因此，宋子文在美国最初的三个月，一美元的贷款也未得到。
1940年9月23日，日寇出兵占领越南北部，迈出了夺取东南亚和南洋的第一步，这大大刺激了美国。9月25日，美国同意借给中国2500万美元；次日，美国又宣布对日本禁运废钢铁。蒋介石抓住这个机会召见美国驻华大使詹森，要求美国再多提供贷款，但是美国尚未认识到中国抵抗日本对远东以至世界和平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不必要给中国过多的援助，蒋介石的努力再次付之东流。
其实，由于各种因素，特别是法国战败，美国安全道德受到来自德国的挑战，其战略注意力和战略物资投入明显偏向欧洲大西洋方面，并开始形成“先德后日”战略构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