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今井的回忆，“秘密会谈如果成功，当然要讨伐共产党，已经制定了讨共计划，如果可能，希望在七月以前就实行。胡宗南、蒋鼎文、朱绍良、卫立煌、薛岳等将领已经集中在重庆等待协议完毕。因此，和平恢复后，恐怕要向日本请求补充武器等援助”。对此，日本军方亦向蒋方代表暗示，“准备讨论对付共产党的办法。”并考虑了采取“转移兵力，局部讨伐，日华两军策应”等各项政策，以配合蒋介石的反共行动。
在倒汪问题上，蒋介石对汪精卫欲取而代之的行径十分恐惧与憎恨，因而以“和谈”来破坏汪精卫另组政权的图谋，在汪伪政权出台后，又用和谈拖延日本政府对汪伪政权的承认。对蒋介石在“和谈”中的倒汪意图，日汪方面也有所察觉。这次日蒋“和谈”历时11个月，蒋介石在其中一直居于幕后指挥。
从1939年11月至1940年2月，为初步接触阶段。1939年11月，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决定重新起用参谋本部的铃木卓尔中佐驻于香港，命其策划建立与国民政府间的联络路线，即开展所谓“桐工作”。12月，铃木通过香港大学的张治平与一位自称是宋子良的人，进行接触。
（儿童保育院内难童接受医护人员诊疗情形）
宋子良是宋子文的弟弟，时任国民政府西南运输公司董事长。宋家在民国政坛上居于特殊的地位。宋子良虽然没有显赫的社会影响，但因为宋美龄和宋子文的原因，他却是能接近蒋介石而又不会引起外人关注的最佳和谈人选，铃木对此特别的满意。但是铃木并不知道，同他接触的宋子良是冒名顶替的，其真实身份是国民党特务曾广。不过，这并不影响与蒋介石的谋和谈判。由于这个假宋子良直接听命于蒋介石，对于谋和交涉似乎更有利。
12月27日，两人第一次会见，曾广表示：日本方面破坏了陶德曼工作，中国政府被迫继续抗战。现在，还看不出日本有停止侵略举行会谈的诚意。日本所说的尊重主权和保全独立值得怀疑。曾广向铃木转达了重庆方面关于收拾时局的意见：日本若尊重中国的名誉和主权，就准备和日本和谈，因此希望在承认新中央政府之前就协商；中国希望美国等第三国从中调停；在谈判前休战，希望日本方面提出撤兵的保证；请日本相信国民政府会镇压共产党的抗日行动；希望日本避免干涉国民政府进行改组等内政。
在会见的最后，曾广还不失时宜的表达了中国方面对日本的质疑：日本是否想重新考虑不以国民政府及蒋介石为对手的声明，若想重新考虑，用什么办法使中国方面确认此点？如果日本果真是采取中日经济提携的话，那么，在能够达到此目的之前，是否能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局面？日本政府有没有向国民政府提出和平提案的意思？如果有，能不能暗中向蒋介石本人道出有关和平问题的亲笔函件。因为公开进行会谈对蒋介石的对日和平工作造成极大妨碍。
接着在1940年1月至2月两人连续在香港进行了四次个人接触性会谈。
2月5日，曾广赴重庆向蒋介石等做了报告，并研究了对策。为稳妥起见，蒋介石的幕僚建议在举行正式和谈之前，先由双方各派三名代表举行圆桌预备会议，讨论和谈条件。
日本方面同意举行圆桌预备会议。不过，在2月21日下达的《大陆指六六一号》指示中先行规定了进行“和谈”的基本条件：重庆政府保证放弃抗日容共政策；重庆政府和汪精卫进行适当合作；重庆政府保证按照新中央政府和日本商定的日华新关系调整原则，正式调整中日邦交。
可以看出，日蒋的和平条件是有着很大差距的，蒋介石方面侧重于停止战争，反共倒汪，日本则希望蒋汪合流。这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这次“和谈”的命运。
1940年3月7日至10日，蒋介石的代表曾广、章友三（前驻德大使，当时任最高会议秘书）、陈超霖（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陆军中将）和日本代表铃木卓尔、今井武夫、臼井茂树（日本参谋本部第八课课长，大佐）在香港东肥洋行举行第一次预备会议。为保密起见，中国方面除曾广以外人员均出示了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张群签发的证明书，日本方面人员也出示了陆相签发的证明书，相互确认对方身份。当时蒋介石为了确保这次会谈进行，在5日就特派宋美龄到香港，从侧面协助中国方面的代表。会议的结果除了利用无线电联络外，还特别设立联络组，每天乘班机往返于香港和重庆之间。
（蒋介石宋美龄莅临战时儿童保育会第一届保育院院长会议主持开幕典礼）
关于东北，日本要求蒋方公开承认“满洲国”。蒋方代表最初主张由中日双方共同作为“满洲国”的保护国，在遭到拒绝后，又提出采取事实上默认的方式来满足日方的要求，但日方对此毫不让步。为了给蒋介石考虑的时间，日本把汪伪政权的成立的时间推迟到3月30日。可见，日本对此还是寄予很大希望的。
3月24日，蒋介石给香港答复：“关于承认满洲国问题，政府内部的意见形成对立，不易决定。希望延期到4月15日再作确定答复。”对此，日本政府很恼火，认为这是“辜负了我们的期望。”于是在3月30日汪伪政权就成立了。
关于共同反共与日本在内蒙和华北等地驻兵问题，日方提出，两国缔结共同防共协定。对此，蒋方代表毫不犹豫当即表示了同意，并答允将内蒙古作为共同防共的特殊地区。不过，蒋方代表坚决反对日方在内蒙和华北驻兵，但同意考虑等到和平恢复后，在重要地区推迟日本撤兵的时间。
关于汪伪政权问题，日方要求实现蒋汪合流。蒋方代表则表示，在中国国内反汪空气日益高涨的形势下，要重庆政府与它合并，无论如何也是不要考虑的问题。
可见在承认“满洲国”、在华驻军和蒋汪合流问题上，两者的矛盾依然很尖锐，在其他问题上则分歧不大，香港预备会议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结束的。
为配合“和谈”的进行，日军从1940年5月初起，发起了宜昌战役。6月占领襄阳、攻陷宜昌，进逼四川，空袭重庆、成都等地，企图迫使蒋介石就范。
在这种形势下，6月4日至6日，日蒋代表又在澳门市郊举行了第二次预备会议。会前，曾广对今井武夫私下表示：“蒋介石委员长表面上姑且不谈，内心在希望和平却是事实，因此，在香港第一次秘密会议的备忘录中，日本方面如能认可中国方面的意见，估计必然可以签订协定。”“中国在日华停战的同时，就要发表反共宣言，所以在第三次秘密会议中希望从时间到内容方面能同日本协商。”会上，双方代表几经交涉，仍无实质性进展。最后，双方同意了一项令人不敢想象的建议：请蒋委员长，汪精卫和坂垣征四郎三人在湖南长沙会谈，一举解决一切问题。从此，双方把希望转向高级会谈。
6月20日，曾广答复日方，高级会谈大致到7月中旬可以举行，地点可定在长沙。日军为推进高级会谈，将派参谋次长泽田茂到南京作现地指导。7月22日，日蒋代表交换了高级会谈备忘录，约定8月中旬在长沙举行高级会谈。
7月22日第二届近卫内阁组成，日美矛盾趋于激化，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对“和谈”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
7月31日，蒋方代表向日方提出三项要求并要坂垣亲笔答复：（一）要求近卫以某种方式取消以前发表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二）要求在蒋与坂垣谈时，不要触及蒋汪合流问题。（三）要求日本废除日汪签订的《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
近卫则于8月21日，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亲笔信：“最近阁下将与坂垣中将会见。余深信，此次会见当能确立两国邦交之基础。”坂垣也给蒋介石写了亲笔信，“保证”“对于蒋汪合作问题，不作为一项停战条件”。
9月5日，曾广答复日方：近卫亲笔信仍然没有直率地取消“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同时，近卫对坂垣出席长沙高级会谈，不是全面支持，而是旁观的态度。蒋介石对近卫的亲笔信表示了继然拒绝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也就中断了“桐工作。”
蒋介石能够在“和谈”的道路上悬崖勒马，主要原因有：日本要蒋介石下台，要其承认“满洲国”，都超出了蒋可能接受的限度。蒋介石从维护其统治地位的根本利益出发，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欧战业已爆发，美日矛盾日趋激化，蒋看到他其盼望已久的国际形势变化正在临近。在《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签订后，蒋介石高兴地认为“德、意、日三国同盟，果已实现，此在抗战与国际形势下于我实求之不得者。抗战必胜之属已定矣”。
不过外交部次长徐谟在1940年10月的一段话更能说明蒋何以突然停止对日“和谈”。他说：“委员长以及中国政府的其他高级官员现在感到。美英两国正日益认识到中国的斗争可能对于这两个民主国家未来的安全起重大的影响；而且远东的这场战争与欧洲的战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中国目前比开战以来任何时候都更不愿接受和平建议。”
（病愈后的伤兵出院再赴前线作战）
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内爱国抗战派以及全国人民的反对，是迫使蒋介石中断这次“和谈”的最主要原因。在“和谈”中虽然蒋介石方面一再要求日方保守秘密，但消息还是泄露给了上海报界，遭到人民和各抗战派的强烈反对，一致要求中断“和谈”。
中国共产党对此不仅发表了声明，更是发动了百团大战，使一度低迷的战场有所改观，挽救了抗战的危险局面。在国民党内部，孙科、于右任、冯玉祥等对“和谈”也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与反对。蒋介石此时担心一旦达成和平协议，不但国民党会分裂，国内大乱，而且会让共产党在国内占优势。这恰恰是他最不愿看到的。
鉴于上述原因，蒋介石中断了对日“和谈”，使中国仍能以统一的力量来进行抗战。
1940年9月，日外相松冈洋右又物色西义显（南满铁路公司总经理）同中国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永铭接触。这次谈判议案为：（一）国民政府统一；（二）日军全部撤退；（三）日本和中国统一政府订立防共同盟条约。日本政府对以上提案却不答应。11月13日，制订了“中国事变处理纲要”，要蒋单方面屈服，更不愿撤军。对此，蒋介石当然不愿屈服。11月28日，“钱永铭工作”停止。
11月30日，日本承认汪伪政权。“钱永铭工作”在拖延日本承认汪伪政权的问题上还是收到了一定效果的。
国民政府与日本密谈的动机既有反共对日妥协的一面，也包含着延缓日军进攻步骤、阻挠和推迟汪精卫伪政权成立的目的，这也是蒋介石抗战两面性的具体反映。
三、众说纷纭“远东慕尼黑”
（蒋介石在四川省政府总理纪念周讲演）
1.太平洋上的“九一八”
对日抗战，蒋介石并没有十足的信心，他关于中国必然会赢得战争胜利的预言，都离不开一个前提，那就是国际局势的变化。30年代的中国，依然是个半殖民地的弱国，除了民族情绪高涨的中国人，国际上很少有人相信中国能够在日本人强大的攻势下持久地抵抗。拼死抵抗，那是绝境中的最后一线希望，全靠一股勇气在支撑啊！
十多年来，蒋介石竭力安抚、分化、拉拢或打击各派地方势力，形成的仅仅是一个专制的而又松散的中央集权政体。虽然维持了形式上的一统天下，但是内部纷争不已，外部侵略挑衅也如家常便饭，丧权辱国的旧约未废，裂士分疆的危险又至。在“门户开放”与“机会均等”原则下确立起来的“中国主权独立与领土行政完整”的承诺仅仅是一张空头支票。在民族情感激荡下举起抗日大旗的蒋介石拟定了“苦撑待变”的抗战方略，在他的持久消耗战略中，等待国际局势变化争取外援是重要的一环。他不相信单靠中国一国之力能战胜日本。革命意志已经涣散的了国民党也的确难以长久地团结全国各阶层民众抗战。
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多次强调中日纠纷的国际意义，力图获得第三国的强力支援。撇开蒋“剿共”、“反共”的私心及看不到民众巨大抗战潜力的“近视”不说，蒋介石无疑是深具国际政治思维的。
3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大国，作为半殖民地，列强在中国分别具有重大权益，各种关系错综复杂，某一强国的异军突起独霸局面必将以其他列强权益的削弱为代价；作为大国，中国无论是在经济意义上还是在战略意义上，未来在远东都将具有重要的地位。所以，中日之间的战争，其影响必定不会局限于中日两国之内，它终将引起世界各大国的反应。蒋介石从国际纷争格局的视角出发，在极为不利的形势中发现了有利的因素。随着中国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蒋介石期待已久的国际局势变化也初现端倪，他终于有机会在国际舞台上搏一番了。
自日本于1938年秋提出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口号后，英美对远东的态度均有积极的转变。1938年12月和1939年1月，美英法政府先后向日本政府递交照会，指责“东亚新秩序”有违九国公约，表示不承认日本的所谓“东亚新秩序”。为了警告日本小心行事，英美还先后宣布战时第一笔对华贷款。对于英美的这一转变，一直在寻找外援却一度遭受冷遇的国民党人颇为振奋，在五届五中全会讨论国际形势时，与会代表对于英美日趋积极的态度都很乐观。蒋介石颇为自信地预言，不出两年，即在罗斯福总统任内，美国将会挺身而出，设法解决中日问题。他鼓励政府官员和前线将士，只要中国坚持抗战，自会促进国联盟约、九国公约的联合运用，那时骄横的日军终会向我们低头，所以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1939年2月，日军在海南岛登陆。蒋介石获得消息后，立即邀请了几个人征求意见商讨对策，被邀请的有陈立夫、郭沫若、陈博生等人。抗战爆发后，执政的国民党基本上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一大批流亡国外的进步人士纷纷回国参加民族的抗战。流亡十年的郭沫若也从日本归来，1938年4月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领导抗战宣传工作。日军攻占海南岛绝不仅仅是要包抄进攻中国的大后方，这其中一定有更多的企图，蒋介石想听听别人的见解。
“日本人在海南岛登陆，您有何见教？”蒋介石向郭沫若投来询问的目光。郭沫若主管宣传，同共产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文化界也有不小的影响，蒋介石特别想听听他的看法。
（日本占领海南岛，时人称此行动为“太平洋上的九一八事变”）
沉吟片刻，郭沫若有条不紊地答道：“日本人在试探英国人和法国人，特别是英国人。如果他们没有强烈的反应，日本有可能在华南发动军事行动。日本陆军司令部和海军司令部在进军方向上有严重分歧：海军意图向南推进，陆军则主张向北。陆军曾在哈桑湖地区作过试探，被苏联击败，因此日本海军决定试探南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