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边我偷空谈谈给手电筒对焦距的问题。一般人给手电筒对焦距是扭动前头的螺丝扣，我的发明是不但要扭动前头的螺丝扣，而且还要扭动灯泡，调整灯泡与灯锅之间的距离。多了这一招，我的手电筒射出的光束像利剑一样刺破黑暗，把同学们的手电筒全都给斩了。连我们老师那个三节电池的手电筒都给毙了。我这一辈子在人前很少出过什么风头，在玩手电筒方面，却是技压群芳，独领风骚。每逢我们的节目演完，摸黑往家走时，我的手电筒一开，就有一道雪亮的光柱刺破黑暗，那些女生们便跟在我身后，娇声娇气的夸我的手电筒：哇！真亮！哇！射得真远！而在我心中，夸我的手电筒也就是夸我了。那群女生中，自然有那位当时名叫郭江青的女生。她经常娇滴滴地大喊：管谟业呀，你等等我嘛！我那时满脑袋都是封建主义思想，对她这种娇声很不习惯，很反感，所以她越叫，我走得越快。那时我最怕女生对我表示特别的热情，哪个女生对我好，我就对她恶声恶气，但当这个女生对别的同学表示亲热时，我心里又很生气。可见我从小就不是个好同志。书归正传，尽管我是十分的想接着茬儿往下说郭江青的事。
我们吃过午饭就出发，紧着走慢着走，赶到大屯时，红日已经西沉了。下午刮着很大的西北风，没有八级也有七级。风从后边鼓动着我们，吹得我们腿轻脚快，一路小跑。日落之后，北风止了。这就是说七叔的来路上得不到西北风的助力，他今晚的赶场将是十分的困难呐！我们赶到大屯，首先去找村革委会主任。主任喝醉了，正在家中和老婆打架，闹得鸡飞狗叫。我们进入他家院子时，他的老婆正坐在院子里号啕大哭。她的鼻子破了，抹得满脸是血，好像刚从战场上抢救下来的重伤员。主任醉眼乜斜，左手叉腰，右手挥舞着，好像列宁在十月里讲演的样子：狗娘养的个王八蛋，你以为我还不敢揍你是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老子今日就要对你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队长上去跟他说晚上演出的事，他骂骂咧咧：演你妈个鸡巴蛋！我们队长说：熊主任，我们是大羊栏小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你竟敢骂我们演鸡巴蛋？！主任一愣，那酒立马就醒了：欢迎欢迎，我说我老婆哭个鸡巴蛋呢，这臭娘儿们，是属破车子的，三天不打，上房揭瓦；队长同志，您要有劲儿，就把她弄到炕上去修理修理。队长说：熊主任，我们给你谈正经事呢！主任道：俺听着呢！队长说：三件事，一、让四类分子去扎台子；二、准备一盏汽灯；三、安排一户老贫农，给我们煮锅地瓜吃。主任说，好说好说。一会儿工夫，台子搭好了。一会儿工夫，汽灯点亮了。一会儿工夫，地瓜煮熟了。
我们围坐在老贫农家的锅灶前吃地瓜。地瓜煮得很烂，像熟透的柿子似的，烫嘴的一包蜜。这是我们下乡演出以来享受的最高礼遇。大屯人老实、听话，煮放浆的热地瓜给我们吃；小屯人不尿我们队长那一壶。队长让小屯革委会主任安排个堡垒户煮地瓜给我们吃，那混蛋却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斗私批修”，你们吃生产队里的地瓜，正是私字当头的表现，一群私字当头的人，还鸡巴宣传队呢！弄得我们队长无言可对。我们吸吸溜溜地大吃地瓜，嘴巴子烫得发麻。老大娘说：孩子们，慢点吃，别烫着，吃了不够大娘再煮一锅。吃地瓜时，我就发现队长脸上时时浮起一丝奸笑，像样板戏中的参谋长刁德一似的。我马上就猜到了队长的奸笑是针对着七叔的，这个晚上够他老人家受的。我们大吃地瓜时，七叔正在被狂风刮得灰白的大道上，进行着他的急行军。他肚子里没食儿，又干了一天活，一定是眼冒金花，双腿酸软了吧？但这只是我的想象，究竟什么感觉，只有他自己知道。
吃罢地瓜，大家心满意足地抹抹嘴，有的还打着难听的饱嗝。我们像一群猫，围在老大娘热乎乎的锅台边不想离开。老大娘摸着郭江青的脑袋，一个劲儿夸奖：这闺女，像那画中人似的，真叫那个俊！把郭江青美得合不拢嘴。队长道：快快，别磨蹭了，抓紧时间化妆。于是大家就在老大娘家开始化妆。我这模样，只能演反面角色，不是匪兵甲，就是汉奸乙。这种角色，化妆容易，伸手到锅底，抹来两手灰，往脸上一搓，只剩下牙和眼白是白的，这就行了。整个化妆过程用不了三分钟。正面人物的化妆就要麻烦多了。譬如郭江青，她从来都是演正面人物的，她化妆要先上底色，用那种一管管的颜料，七调八调，把个小脸抹得花里胡哨，然后用墨笔把眼眉描得像柳叶似的。双眉之间，还用红颜色点上一个大大的圆点。化完妆后的她，真真是千娇百媚，如花似玉，小狐狸精似的。对于化好妆后的郭江青，我是既爱又怕，因为我们那里狐狸很多，有关狐狸精的传说比狐狸还要多，在深夜的舞台上，被雪亮的汽灯光一照，她又扭又唱，妖气横生，我闹不清她是人多一些，还是狐狸多一些。闲话少说，我们在队长的催促下，很快化好了妆，拿着简单的行头，就到了戏台后。三通锣鼓敲罢，戏就开场了。
我们几个匪兵弓着腰、端着枪——枪是木枪，涂了黑墨——在舞台上转了两圈，开枪射杀了老百姓几只母鸡——我们开枪时，有人在后台砸响了几粒火药纸，紧接着有人把几只道具鸡扔到舞台上。我特别希望能得到在后台砸火药纸的工作，但我们队长不答应——那所谓舞台，也就是平地上扔上了一点黄土，高出地面半米光景，台上铺上一领破席。台边上放两条板凳，坐着拉胡琴的和敲锣鼓的。台前竖一根高杆子，杆子上挂一盏汽灯。汽灯真是好东西，用一个石棉网做灯泡，下边有一个小汽筒子往里打气。气越足越亮。那个亮，真叫亮，不是假亮。眼盯着汽灯看一分钟，回头往外看，那夜色就比墨汁还要黑。各位同志们，有一个问题我怎么想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从前的夜色是那样的黑呢？所谓黑得伸手不见十指是常有的事，而现在再也没有那么黑的夜色了，那么黑的夜色跑到哪里去了呢？
在舞台上转了两圈，基本上就没有我们什么事了。几个主要人物在台上咿咿呀呀地唱，一把胡琴吱吱呀呀地伴奏着。唱的是啥我也听不清。也许有人能听清，那是他们的事，与我没有关系。我与几个演匪兵的同学坐在所谓的后台的一条板凳上，冻得鼻流清涕，脚像猫咬似的。台上的把戏看了几十遍了，没什好看的，惟一好看点的是郭江青的脸，但她时刻不忘面对观众，我们只能看到她的背。她的背没什么好看的，于是我就看舞台下的观众。在汽灯照亮的那个圈子里，零零落落地坐着几十个老乡。看了一会，那些上了年纪的扛着板凳先走了，台下只剩下十几个拖着鼻涕水的半大小子。半大小子不怕冷，不怕热，不怕苦，不怕死，是最具有革命精神的年龄。天太冷了，河里的冰嘎巴嘎巴地响，地面上结了一层白霜，我们穿着棉衣还冻得够呛，舞台上那些主角们穿着单衣，我估计他们的血都快凉透了。台下那些小家伙的嘴脸渐渐模糊起来，在雪亮的灯光下，我分明地发现他们的眉眼有些古怪，挤眉弄眼的他们很让我想起狐狸变成的小妖精。越看越觉得他们像妖精。怪不得他们不怕冷，原来他们是狐狸。狐狸的皮毛越到冬天越丰厚，它们怎么会冷呢？我想起七叔讲过的一个故事，七叔是很少讲故事的，但他不讲便罢，讲必精彩。
他说：旧社会有一个戏班子，住在一个鸡毛店里，正为没人请戏、寻不到饭辙发愁呢。突然，来了两个穿袍戴帽、识时务的人，说家里有重大庆典，想请戏班子去演出，说着就拍出一摞大洋做定钱，把个戏班老板喜得差点昏过去。黄昏时，来了十几辆马拉轿车子，一条龙似的排在街上。赶车的都穿着狐皮领子大衣，十分的气派。那些拉车的马，一律枣红色，浑身没有一根杂毛，眼如铜铃，耳如削竹，胖得像蜡烛样。演员们匆匆把箱搬上车，人也跟着钻上去。他们还没受过这样的礼遇呢，坐在豪华的车上，都有点受宠若惊的意思。班主在车上还不忘给演员们做思想鼓动工作，他要大家把看家的本领都拿出来，争取唱红，把过年的钱挣足。演员们自然也是摩拳擦掌，恨不得立刻就登台表演。他们上车时已是红日西沉，走了一会儿，暮色渐渐深重。大家的心忽然揪起来。他们几乎同时发现，听不到马蹄声，也听不到车轮声，只有呼呼的风声。班主大着胆子掀开车帘，往外一瞅，叫了一声亲娘，脸色突变。他看到，轿车子正在空中飞翔。他还看到，在半轮黄月的辉映下，灰白的土地、银色的河流、萧条的树梢，都匆匆的往后退去。女演员们都吓得面无人色，浑身哆嗦；男演员也好不到哪里去。班主渐渐冷静下来，这就叫无事胆不能大，有事胆不能小。不知飞行了多远，感觉到车子渐渐地降落云头，终于落了地。都腿打着颤、心打着鼓、牙打着战，钻出了飞车。一看，好一派繁华景象。但见那高楼华屋鳞次栉比；大街坦荡，小巷曲折；家家门前还挂着大红灯笼，俨然是一片盛大庆典的模样。戏子们一下车，立即就有管事的人上来迎接。点头哈腰，彬彬有礼，好像君子国中人。把戏子们迎到屋里去，见室内一色的紫檀木雕花家具，墙上挂着名人字画，雅气逼人。刚刚落座，立即就有小丫环献上茶来，那茶水异香扑鼻，戏子们闻所未闻。一杯茶过，又有精美点心献上来。自然也不是寻常货色。点心用罢，又上大餐，那真是山珍海味，国色天香，戏子们别说吃，连见也没见。用罢饭，管事人将戏班引到舞台边，并告诉说这是为家中的老太爷庆祝百岁诞辰，希望大家好好演，演完后老太爷必有重赏。再看那戏台，用一色的粗大杉木搭起，高大巍峨，俨然空中楼阁。只见那戏台周围，挂满了大红灯笼，虚无缥缈，宛若神仙境界。此时的演员们，其实已经忘记了恐惧，说他们沉浸在幸福当中也不是不可以。但那老奸巨猾的班主偏偏多事，他打头就要演关老爷的戏，并且要演员用有避邪作用的朱砂涂了大红的脸谱。三通锣鼓敲过，关老爷用袍袖遮着脸上了场。走到前台，一声叫板，声彻云霄，然后猛甩袍袖一亮相——老天爷，这一下子可不得了了！只听到台下一阵鬼哭狼嚎，所有的灯笼一齐熄灭，所有的美景全部消失，戏台也轰然坍塌，什么也没有了，只有黑，一团漆黑，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紧接着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刮得那些戏子叫苦连天。好不容易等到天明，才发现整个戏班子在一片乱葬岗子上打滚。七叔说：关老爷是啥？伏魔大帝！几个草狐狸精哪顶得住他老人家的镇压？
听罢七叔的故事，我对那个戏班子老板意见很大，这个人不够意思，就算我们是狐狸，可我们一片热忱把你们请来，好茶好饭伺候着，你们何必装神弄鬼的吓唬我们呢？我估计那帮演员也要抱怨他们的班主，瞎请什么关老爷呀，生生把一场好戏给搅了，否则人狐共乐，其乐融融，该是一幅多么美妙的图画！七叔说：瞧这傻孩子，竟然当真了！
想着狐狸们的故事，我们的戏渐渐逼近了尾声。队长就要上场了，可是七叔还不见踪影。我们的队长画了一张大红脸，红脸上两道剑眉，直插到鬓角里去。这是那个年代里最流行的英雄脸谱，二郎神也似，十分的威风可怕。天气干冷，寒气从大地深处上升。我们队长鼻子尖上挂着一滴清鼻涕，结成了冰凌。他老人家的鼻子毫无疑问是冻僵了，像一根通红的胡萝卜。他在后台上走来走去，不知道是心焦意乱呢还是冻得难以坐住，如果是后者，那么他就是要借不断的运动来活动筋骨，加快血液循环，增强肌体的御寒能力。前台上，胡琴吱吱呀呀地响着。拉胡琴的朱老师是个很严重的罗锅腰子，还是个很严重的近视眼。他那副白边眼镜的腿儿不知断过多少次了，用胶布横缠竖绑着。他是个老“右派”，划成“右派”前家里成分是富农。据说他还参加过国民党，还在国民党领导的三青团里当过训导员。这可是个像五香面儿一样滋味丰富的坏蛋，无论搞什么运动，都逃脱不了他。镇压反革命跑不了他，整风反右跑不了他，土地改革跑不了他，四清运动跑不了他，他是真正的货真价实的老运动员。之所以在这么多次运动中没要了他的小命，就在于这个老东西会的手艺实在是太多了。他会拉京胡，板胡，二胡，不但能拉，还能制造乐器。他造了一把四根琴弦、双马尾弓子的胡琴，拉起来双声双调，一把琴发出了两把琴的声音，大大的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等于一个人干了两个人的活。他能吹长笛短笛，还能呜呜咽咽的在月下吹箫。后来流行用西洋乐器伴奏京剧，他拆了自家一个梧桐木风箱，刀砍斧剁，硬是自制了一把小提琴。这件事在高密东北乡引起不小的轰动，我七叔说那把小提琴的模样很像日本鬼子使用的歪把子机关枪。朱老师拉提琴也是无师自通。这老家伙毫无疑问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家，同时还是个能工巧匠。人们都说：老朱除了不会生小孩之外，什么都会。他拉起提琴来的样子，的确是奇形怪状，我无法用文字来描述，只能靠你们自己来想象。请想象吧：一个永远腰弓成九十度、戴着横缠竖绑的千度近视眼镜、留着大背头、穿着对襟小棉袄的人，竟然在舞台上用自制的小提琴演奏革命样板戏，你说美妙不美妙。他除了音乐方面的天才外，还是个相当不错的书法家，行楷篆隶，无一不能。我们村家家门上贴的对联都是出自他的手笔。春节前几天，他在学校办公室里那副破乒乓球案桌上，泼墨挥毫，所有的词儿都是毛主席诗词。给人家新婚夫妇写对联他就写：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这词儿常常引起一些流氓分子的想入非非，但他们不敢把心里的流氓想法说出。我也是众流氓中的一个，去人家闹喜房时，找不到个办法发泄青春的热情，便站在人家洞房窗外，一遍一遍又一遍的高声朗读：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闹得人家的老人莫名其妙，不胜厌烦：孩子们，别吵吵了，天都快要亮了，回家睡觉去吧。我们的朱老师还是个体育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别看他弓腰驼背，条件艰苦。他最喜欢的运动是打篮球，运球过人，带球上篮，矫健得像只豹子，而且投篮还是一等第一的准确。有人要问了：这怎么可能呢？一个罗锅腰子还能打篮球？并且还能打得很好？我说的你如果不信，你可以到我们村调查去。他还喜欢打乒乓球，那时我们国家正是乒乓热潮，每个学校都垒起土台子，乒乒乓乓打起来。我们学校那三个露天土台子就是朱老师领着我们垒起来的。没有砖头，我们就去扒无主的荒坟；没有钱买水泥抹台面，我们就去捡鸡屎卖钱。朱老师捡鸡屎是一绝，原因吗我不说大家也能想象出来。同样的原因，朱老师发球具有十分的隐蔽性，谁也猜不到他发出的球是个什么旋法。县里的冠军与他比赛，被他打了个落花流水，气得那个小白脸儿小脸通红，连说：怪球怪球。我们都毫不怀疑地认为：如果朱老师不是“右派”，拿回个世界冠军也不是不可能的。
我们冻得要死，可朱老师却满头大汗。他拉琴的动作很大，像老木匠拉大锯似的。我们看到他头上冒着白色的水蒸气，腾腾的，好像一座小锅炉。我们羡慕他身上的热度，但都知道他不是常人，羡慕也没用。他老人家是音乐天才、体育天才，还是天生的抗寒种子。村里人私下议论：这家伙要不是“右派”、要不是弓腰、要不是近视，地球如何能盛得下他？只剩下最后的一个唱段了，朱老师开足马力拉着过门：里格龙里格龙里格龙龙……那熟悉又亲切的家乡戏的旋律在我的耳边回旋着，使我的心中泛起酸菜缸的气味，过去的岁月又历历在目……常队长倒背着手，像一只大狗熊似的在后台转圈子。我暗中猜测，他虽然念念不忘找个机会整治七叔，但真要误了场，破坏了这场戏，他也是吃不了兜着走。那个年头跟现在大不一样，没有亲身经过的说也不明白，亲身经过的不说也能明白。我知道这是废话，但还是要说，因为小说本质上就是废话的艺术。我们队长嘴里嘟哝着：管老七呀管老七，我把你这个管老七……那最后的一个唱段眼见着就要被郭江青唱完了，可七叔还是不见踪影。我心里念叨着：郭江青啊郭江青，你千万节约着点唱……但郭江青一点也不节约，不但不节约，她还偷工减料少唱了两句词儿。看来误场是笃定的，七叔注定要倒霉了。
正当我为七叔的命运担忧时，七叔赶来了。又是一个惊险的最后一分钟营救，这是说书人惯用的伎俩。踉踉跄跄的七叔、气喘吁吁的七叔、狼狈不堪的七叔一个兴奋的‘狗抢屎’，扑倒在后台。我禁不住一声欢呼。据说我欢呼的声音比郭江青的唱腔还要高八度，这是后来的郭安娜告诉我的。我们的队长可顾不上欢呼，他急急忙忙地把那个衣包拽下来，从七叔的背上。他手忙脚乱地把那套光荣的棉军衣穿到身上，活像一个刚从冰窟窿里爬上来、见了衣服比见了娘还要亲的叫花子。他刚把衣服披上，还没来得及扣扣子呢，郭江青已经唱完了最后的唱段、扭动着水蛇腰下了台。我们的队长胡乱扣着扣子，没顾得上穿那双沉重的大头皮靴就上了革命的舞台去执行他的革命任务。这时候，我才有机会来照顾一下七叔。
我想把七叔拉起来。我拉他的手，他不动；我以为他已经牺牲了，急忙去摸他的头；他的头烫我的手，我才欣慰地知道他还活着。我大声叫道：七叔！七叔！七叔抬起头看看我，有气无力地问：孩子，没误场吧？我大声回答他：没误！七叔说：那就好……然后他就闭上了眼睛。我的心中顿时充满了悲壮的感情，热辣辣的泪水夺眶而出。你们不要以为我七叔说完这话就该牺牲了，没有那事；等我们队长从台上下来时，七叔已经站起来了；尽管他的身体有些晃荡，但他的精神却是十分的亢奋；就好像一个在最严酷的战斗中赢得了胜利的战士。就像后来七叔自己说的那样：这算什么，想当年我扛着一百斤小米一夜跑了一百里，放下小米就去抬伤兵。这算什么！我知道七叔是大驴鸟日磨眼硬充好汉，其实那晚上他就吐了血。
请允许我回头照应一下本文的开头部分吧，我的文章尽走斜路，恶习难改，实在是不好意思。七叔收拾好他的宝囊，回到院子当中，继续修理他的车。一边修车，一边接着刚才的话头往下说：……为什么光提小车不提裤子呢？这事不公道，我死了也不宾服……过涡河时，河面上结着半指厚的冰，指导员一声令下，一马当先，扛着一裤子小米，光着身体冲下河。我们发一声吼，扛着装满小米的裤子，紧跟着指导员下了河。河里那层薄冰啪啪地破了，冰茬子像刀刃一样割人。那河里的水真叫凉，没有比那涡河里的水更凉的东西了，我敢打赌。我们上了对岸，低头一看，腿上、肚皮上尽是血口子，让冰茬子割的。但这血口子并不是最难受的，最难受的是鸡巴蛋子，这俩兄弟都缩到小肚子里去了。那种痛法跟别的痛法不一样，大概可以叫做‘牵肠挂肚’，痛过的不说也明白，没痛过的说了也不明白。指导员带着我们烤火，他很有经验，大声地命令我们：弟兄们，重点烤那儿，把它老人家烤出来再烤别处。我们最听指导员的话，都认真地烤那地方。指导员又喊了：离火远点，烤熟了可就孵不出小鸡来了。我们最听指导员的话，让那地方离火远了点。烤了老半天，才把它们烤下来。
七婶端着一盆猪食去喂圈里的猪，路过我们身边时，歪了一下头，顺便批评七叔道：你能不能说几句人话？一天到晚，胡诌八扯，真真烦死人也！七婶对我说：他就是能吹牛，说什么地区李专员与他睡过通腿，是生死之交，可让他去找找李专员，给跃进安排个工作，杀死他也不去。七叔把眼一瞪，怒冲冲地说：你妇道人家懂得什么？不到关键时刻呢，到了关键时刻我自然会去找他。其实我根本用不着亲自去，我花上八分钱寄封信去，李专员保准开着直升机来接我！七叔拍着肚皮上那块紫色的疤痕，道：你以为这是被狗咬的吗？这不是狗咬的，这是我背着李专员从碾庄往徐州爬，在地上磨的。李专员受了重伤，如果不是我把他从枪林弹雨里背下来，哪有他的今天？大侄子，你现在可明白了我和李专员的关系有多深了吧？我说：明白了，你们的关系比天还要高，比海还要深，从碾庄爬到徐州，少说也有二百里吧？硬是一点一点爬过来，容易吗？不容易，的的确确是不容易。没有比铁还要硬比钢还要强的意志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七叔感动地说：贤侄，在这个地球上，能够理解我的，也就是你一人了！
下面说说七叔的裤子。七叔的裤子就是前面说过的那种笨裤子。七叔的笨裤子是青色的，裤腰却是白色的。他扎了一条红绸腰带，腰带头儿在两腿之间耷拉着。白裤腰从腰带处折叠下垂，好像养蜂人连缀在帽檐下的面纱。我们把这种现象叫做‘裤子打伞’。七叔的腰带还余着尺把长，扯起来可以扭秧歌。这样一条崭新的红绸腰带怎么会扎在七叔陈旧灰暗的裤腰上？对此我疑虑重重，想问又不敢问。因为我们那儿只有死人才扎这样的红绸腰带。老人们经常叹息：该扎红腰带了！意思就是该死了。这跟那些老干部动不动就说该见马克思了是一样的。其实有一些老干部是见不到马克思的，他们应该去见斯大林。七叔挥动着锋利的小板斧，白布的裤腰和红绸的腰带随着身体的动作飘飘如翅。他哪里是在修车？分明是在劈柴。他的动作快捷得让我惊讶。算算他也是六十多岁的人了，从哪里得来这么多蛮力气，能把一柄板斧抡得如落花流水？这是货真价实的运斤成风，只见一片光影闪烁，习习生出寒气，只怕连水也泼不进去。古代的有名战将、真实的历史人物加上小说中的虚构人物，使斧出了名的，《隋唐演义》里有一个程咬金，《水浒传》里有一个急先锋索超，还有那个天杀星黑旋风李逵。好像《说岳全传》里那个侵略者金兀术也是使斧头的。他们都有些笨拙，都比较鲁莽，只知道用憨力气。能将一柄板斧施展的如流星追月、星驰电掣的，只有我这人称‘七癫’的七叔了。当然，木匠鼻祖鲁班用斧的技术也不会错；那位用斧头帮人砍去鼻上白垩的楚人技术也相当高超；但比起我们的七叔，他们还差把火。我才刚还以为七叔是在那儿劈木头呢，定睛一看，才发现他在劈那些绿头苍蝇。这是一件举重就轻的绝技，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只见那些苍蝇都被他从脊梁正中劈成了两半，分成两半的苍蝇身体各带着一半翅膀打着旋转落在我的面前。有一只苍蝇逃脱，像一粒耀眼的金星，蹿到比白杨树梢还要高的阳光里去。七叔笑眯眯地说：宝贝儿，你想逃吗？我怎么舍得让你逃了呢？我们活捉了王耀武，活捉了黄维、杜聿明，也决不会放过你，你要是知趣呢，就给俺乖乖的下来，也许俺还能留你一条小命；如果你执迷不悟，那可就怪不得俺手黑了。那傻苍蝇不听七叔的警告，没了命地往上蹿，眼见着就要与灼目的阳光融为一体了。七叔道：贤侄，你作证，不是俺管老七不仁慈，实在是这家伙太顽固。想当年我们放走了李弥，已经丢了半辈子人，如果今日放走了它，我们如何向子孙后代交代？我点点头，表示十分地愿意为他作证。七叔就把手中的板斧猛地抛了上去。只见一道蓝色的光芒，像一条灵蛇，嗖的一声，飞到天上去了。紧接着又是一道蓝光，无声无息地敛到七叔的手里，依然化为一柄板斧。我仰面朝天，等待着那只顽固不化的苍蝇。过了好一会儿，那只苍蝇才落下来。它一落地即分成了两半。我兴奋得发了狂，大声嚷叫着：七叔，你啥时练出了这手绝技？我读武侠小说，总以为那里边的描写是胡编乱造，今日看了您老人家的表演，才知道他们写的还远远不够呢！七叔笑道：这么点子小事竟然也让你吃惊？如果这点小活儿就把你惊成这样，那么，我用这把小板斧把美国佬的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砍下来，你又会怎样呢？
这时，七婶提着一根擀面杖，努力抽打晒在当院铁丝上的那件庞大的棉衣。棉衣有五成新，领子和袖口处油腻腻的，被阳光一晒，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七婶啪啪的抽打着棉衣，好像在借此发泄心中的仇恨，至于她恨的是谁，那我不知道。七婶每打一棍，七叔的脸就抽搐一下，仿佛挨打的不是他的棉衣，而是他的肉体。我听到七叔低声嘟哝着：看看吧，就这么一件可身的衣裳，她还不给我换上。我原以为七婶耳聋眼花，听不清七叔的话呢，没想到她全部听清了。她侧过头来，翻着白眼，露出两个白眼仁，撇着嘴说：老东西，临死你也不给活人们留点念想吗？反正披金挂银也是进炉子烧掉，这么件大棉袄，烧了多可惜？他们弟兄们争，我谁也不给，留着，万一落到沿街要饭吃的地步，这件大袄，冬天就是我的被子，夏天就是我的蓑衣。七叔不满地对我说，贤侄，你听到了没有？她为自己考虑得多么周到，可她就忍心让我只穿着一件破褂子走了人，那可是寒冬腊月、滴水成冰的季节。那件褂子上还沾着我的脑浆驴的血。七叔愤愤不平地咕哝着，脸上的表情既年轻又漂亮，好像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子。他说了一阵，把板斧插到腰带里，斧柄朝下，斧头朝上，让雪亮的斧刃紧贴着肚皮，很是威武。他的双眼怔怔地望着我，弄得我心里毛虚虚的。我问：七叔，您有什么话尽管说吧，别这样看着我，我害怕。七叔歪了一下头，羞涩地笑了。他说：贤侄，我是多么想抽一支烟啊……我忍不住笑起来，我说：这还不好说嘛！我用左手揽住胖墩墩的女儿，右手从裤兜里掏出一盒不知真假的红中华和一个一次性的塑料壳气体打火机，递给他。
打火机的塑料壳上印着三个白字：黑蝴蝶。这是我工作的那个城市里最有名的夜总会的名字。每当华灯照亮城市时，那些嘴唇上涂着荧光口红，身穿黑色短裙的女郎，便像蝴蝶一样从四面八方飞来。在灯光昏暗的舞厅里，她们的嘴巴像日全食时的贝利珠一样光芒四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