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搬到南部以前，我的家在密歇根，生命的大部分时间家都是在那里度过的。1985年的七月中旬，这座大城市已经被艾滋病牢牢控制，我不太想离开家，家里每个窗台都有空调运转发出的嗡嗡声。夏天热得让人透不过气来。然而我的使命一如既往，当我接到要去探访一个患有艾滋病的黑人女性的家庭的请求时，我听从了召唤。我不确定他们需要或想要从艾滋基金会得到什么，而且我也不确定他们有这种想法。
在那炎热、不透气而且没有空调的房子里住着诺韦丽特的姐姐黛安（打电话求助的人）、妈妈，还有一群小孩子。很难判断哪些是诺韦丽特的孩子，哪些是她姐姐的孩子，不过这无关紧要。我开始问他们是如何找到艾滋基金会的。其中一个孩子被吩咐去把她妈妈的钱包拿来，里面有一张小纸片上写有三个大写字母：KFA，旁边是艾滋基金会的电话号码。那时候，机构是被命名为卡波济氏肉瘤/艾滋基金会（KS/AIDSFoundation），所以他们可能将名字误听成KFA了。他们没有告诉我这一信息是从哪里得到的，但这正是他们所需要的并且他们凭借它寻求了帮助。
她们告诉我诺韦丽特在医院里，所以无论他们是出于什么原因打来电话，都只能暂时被搁置一旁。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告诉她们我们大部分的客户都是男同性恋，如果她们想要参与到机构中或者其社会服务之中，他们都需要获悉这些，以防她们对此有异议。她们向我保证不会。而这，很快也变得无关痛痒了。
那天没有其他太多事情可做，由于诺韦丽特不在而且也没有人有更多的话想对我说。然而，当她们之间聊起来的时候，经常互相顶嘴，但我听不懂她们的方言，于是我想找个体面的方式离开。我有一种非常不舒服的感觉，感到自己又一次从同性恋的地盘里跨越出来，去到了一个全新的不同以往的人群之中，而在那里我已经感到很自如了。越来越明显的是，艾滋病已经以某种我尚未熟悉的形式渗透到了非同性恋的黑人社区之中。
第二周，我礼节性地打电话去询问诺韦丽特的病情如何了。我提出想去县医院里看看她，她们很快就答应了。我到的时候她的姐姐和妈妈在那儿，没带孩子。
黛安和她妈妈把我介绍给了一个躺在床上没有反应的年轻女人，她所处的简陋环境与那些有保险为医疗服务质量保驾护航的病人非常不同。她妈妈想让她知道援助已经来了，而且她坚持认为诺韦丽特能感知到我的存在。
“诺韦丽特，我是妈妈。有人来看你了。打个招呼吧。”对我来说很明显不会有回应。
我曾在电视上见过一些最严重的艾滋病例，他们泛黄的眼睛肿胀着，皮肤上布满了来历不明的肿块，以及各种各样的痛苦折磨。这就是诺韦丽特正经历着的，但我不确定她能否意识到这些。她已经失明了而且处于可怜的痴呆阶段，没有什么刺激能够把她带回到周围的对话圈之中。
诺韦丽特的午餐被放在一个深褐色的托盘中：一块冷的、令人毫无食欲的汉堡包、薯条和一杯饮料。护士把它放在一边了，似乎她知道——如同我们其他人一样——它们是不会被吃掉的。大家都知道食物已经被送达了，但我所见过的艾滋病人几乎都无法享用它们。首先，食物一点都不好吃，而且必须要食欲很健康的时候才会去考虑吃掉它们。
我们哪里也没去，诺韦丽特也没有。在我接到电话得知她死讯之前，那都不过只是时间的问题。由于我没能帮她的家庭做什么，也从未真正发现她们的潜在需求，我觉得我至少应该去参加诺韦丽特的葬礼。艾滋基金会对志愿者是否应该去参加并没有规定。8月17日，一个闷热的星期六，快乐林浸信会教堂里坐满了前来悼唁的人们。在紧张地走过中间的过道之后，我在圣殿靠近后部的过道边找了个座位，棺材就被安放在中间过道上的祭坛边。我相当惊奇地发现诺韦丽特的遗体是在一具敞开的棺材之中，但更为惊奇的是她一点都不像我在医院里见到的那个人。防腐香料、妆容以及一头假发完全改变了她的容貌。
仪式开始时有一长队亲属缓慢地排成单列步入现场，除了黛安和她母亲以外，她们是挽着手一起进来的。在她们之后是一个漂亮的小女孩，就是我几周前在她们家里见到的其中一个。
她们经过我这排得时候，那孩子拍了拍她祖母的肩膀，得到了她的注意之后指向了我，让她祖母知道我在那儿。我为那个手势而异常感动。她们继续走到了第一排，坐下来，然后等待牧师开始仪式。
我之前从未去过一个全部集会人员都是黑人的教堂，所以我对于诺韦丽特葬礼的形式毫无心理准备。在牧师完成他的开场致辞之前，在祭坛上的各色人等开始反复高喊“阿门”，而且贯穿仪式的始终，无论牧师说了什么，都会有阿门声紧随其后。诺韦丽特并非是受到尊崇的，她的去世似乎没有令他感到悲伤。相反地，他警告集会上的人们如果我们依照死者的方式生活，我们也注定会受到和她一样的惩罚：早亡和诅咒。
“如果你像诺韦丽特姊妹那样生活，你就会像她一样终结。”他高喊道，手指向诺韦丽特被安放的敞开的棺材那里，幸运的是他没有意识到杰克逊兄弟送她去赴永恒奖赏的方式。
我被自己听到的这些话吓坏了，直到我发觉诺韦丽特的家人也都在说着阿门。我松了口气地意识到也许我是人群之中唯一一个第一次听到这种悼词的人，而这是他们可以接受的行为方式。
然而随着牧师继续仪式，他谈及自己的家教以及可为人表率的从贫穷和困境中崛起到今日成就的故事。这同我以往参加的任何一场葬礼都截然不同，在仪式中其他人而非逝者被赞颂，为他们对人类做出的贡献。我必须接受并相信家属都对仪式非常满意的事实。
家属们按照他们进入时相反的顺序从教堂的第一排退了出去。当黛安和她母亲到达我这一排时，她们停下来拥抱我并感谢我能来参加葬礼。尽管我最初有些不适，那已被小女孩看到我时的眼光所驱散了，我也非常开心自己去参加了。
在教堂外面，当家属和朋友们聚在一起再次表达他们的哀悼时，诺韦丽特的哥哥邀请我去参加在他家里举办的招待会。在感谢家属们把我也算在计划内之后，我解释了我很想去参加，但那天下午已经预约了一个到医院的探访活动。
19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