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忘录：记
在那批小说中，最早进入我脑子里的构思是《安乐窝九号》，这我记得非常清楚。我还记得，它的篇幅也比较长，大约完成了两三万字，已经有了完整的两章。但在那批小说中，最早被我写入电脑的并不是它。
《安乐窝九号》，是一部长篇，故事的展开时间是一九六六年。
一九六六年，毛泽东发动和领导了文化革命，那时我还没上小学。实事求是地说，作为一场殃及全国的毁灭性浩劫，文革给我这个孩子带来的影响不能算大，我的直系亲属中，也没人在那个年代遭逢过太多特殊的际遇。要知道，中国的文革和德国的屠犹，还有苏联的大清洗，算得上是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最酷烈的政治灾难，置身于中国这样一个政治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国度里，能够从政治灾难中全身而返，这应该说是值得庆幸也让人满足的。是的，我姥姥曾在居民委员会受到过简单的批判，她战战兢兢地把一木盒首饰一副麻将牌一根所谓的“龙头拐杖”还有些其他既有欣赏价值又有保值价值的东西扔进了北陵大河；我爸爸也曾先荣后辱，本来正风光无限地办着歌颂毛泽东的“红太阳展览”呢，却眨眼之间又被打发往盘锦干校和桓仁农村去劳动改造，好几年里过着“老父一人在天涯”（他写给我和姐姐的诗句）的绝望日子；我妈妈则是先被学校停职一年，然后发配到工厂当翻砂女工，有段时间，我家每天都能聚来一屋子她的学生找她麻烦；至于我和我姐，自然也曾间或地受到过邻居孩子的欺负污辱，有时上午刚抹去写在我家窗外的“打倒刁地主”，下午就要面对画在我家门上的下流画……可这一切，现在看来，真的可以说是无足轻重，我们这个根也不红苗也不正的臭老九家庭，相对于毛泽东时代的许多同类家庭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幸运而又幸福的家庭。
但不知为什么，多年以后，差不多是一九八九年以后吧，当许多人已经忘记了文革，特别是许多我父兄那辈中所受折磨比我爸爸妈妈姥姥多出一百倍的人也忘记了文革时，对文革题材小说的写作，却让我兴趣日益浓烈，要把我眼中的文化革命写出来的念头，成了我心中挥之不去的一个情结。
本来在我的文学理念中，那种所谓选择题材的做法，纯属幕间丑角制造的噱头，它设置的骗局，如同“深入生活”的滑稽闹剧，留给我的只是笑柄。我只关心人的──应该说是我的──精神活动，是人的／我的状态情绪感觉欲望那些东西，指引我看穿了世相现实有多么虚假，认清了性灵真实是怎么回事，从而建构出属于我的小说世界。小说于我，只是骚动心灵的洪水流溢，流的溢的，都是淤积我心头的喜怒哀乐和情仇爱恨，而不是飘浮在我眼前的工业农业官场战场。小说家不是选择题材，而是接受题材的选择，在我这里，连我的小说人物都只是我状态情绪感觉欲望的营构工具，就更别说那些背景性的衬底了，它们完全是工具的工具。可这一回，我怎么了，居然要为某一个题材而兴土动木？现在想来，我能清楚地看到，作为一个曾长期着迷于政治问题时时敏感于意识形态的人，不论我如何努力靠拢艺术的法则，把我的着眼点由社会的偶然性转向存在的必然性，关键时刻，我也难免不露出狐狸尾巴。我想，以后我应该全力以赴的，是尽快让我那条进化不彻底的狐狸尾巴萎缩消失，最终还我一个清白之身。
在《安乐窝九号》之前，我的文革故事曾叫《节日》。我的想法是，不是有名言称革命是无产者盛大的节日吗（好像当年有一本歌颂文化革命的小说真叫《盛大的节日》）。我故事中的主人公，是我的亲人和我的邻居，在革命的时代里，他们除了拥有以圆滑世故明哲保身为前提的轻信盲从愚忠肤浅外，便一无所有，恰好是有着标准尺码的无产者典型，把他们的狂欢称为节日十分恰当。《节日》之后，我的文革故事被易名为《饕餮》。那时我觉得，《节日》这样的名字容易让我高高在上，有俯瞰意识，可在小说中，我这个写作者更愿意充当低调叙述人，我不愿意出现相反的状况。我记得，当时是图尼埃的《桤木王》给了我启发，使我为我文革题材这枚青果，找到了个“饕餮”这个故事之“核”。以我的理解，当无产者只是被动的工具而非主动的人时，他们最需要的，既不是信仰也不是理想，甚至都不是皮鞋和西装，他们要的只是肠肥胃涨，只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当然了，若能把这世界上除领袖和自己之外的其他人都当成酒肉饮之啖之，才更叫过瘾，也算是物质精神双丰收吧。不过抽象的《节日》，具体的《饕餮》，都迟迟没进入我的电脑，它们只是时不时地在我的人脑里若隐若现。我倒不是担心故事不新鲜结构没特点或情节细节上存在问题，甚至我都不担心我一厢情愿地抓住文革问题不放，会惹人反感遭人嫉恨，使我的作品去经历《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那类苏联小说的发表命运；我担心的是，我的小说也像其他写文革的小说那样，成为浮皮潦草的批判稿或就事论事的控诉书。
这时就到了一九九六年，眨眼之间，文革就开始三十年了。那段时间，我重读和首读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严家其、高皋著）、《革命委员会好》（各省市自治区成立革委会时给毛泽东写的致敬信）、《耳闻目睹》（闹派性时各群众组织的传单汇编）、《疯狂岁月》（文革酷刑实录）、《位卑未敢忘忧国》（文革上书集）等一大批与文革相关的旧辑新著，并与一些还有闲情逸致回首当年的父兄辈友人交换思想。恰在这时，英国移民作家奈保尔的小说《米格尔大街》进入了我的阅读视野，我一下子就知道了，我的文革故事该怎么写，至少，我知道了它的名字该叫《安乐窝九号》。
头一章的万把千字，我一口气（一周左右）就写了出来，讲一个刚上小学的孩子，他的父母被抓以后，辍学来到姥姥家生活。姥姥家住的安乐窝九号院（刚被易名为向阳红九号院），是都市里的贫民窟，其居民成分异常复杂，三教九流应有尽有。而往前追溯，一九四八年以前的安乐窝九号，曾经是遍布东北的连锁妓院的沈阳分号。按我的设计，这个孩子即将经历的一切，就都发生在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个地方的三教九流，在革命时期上演的活剧，对一个懵懂少年早期的人性启蒙来说，或许有一些独特的意义：“昨天晚上，姥姥把我从党校大院接出来时，街上已没有公交车了，我们是走了一个半小时的夜路，才回到安乐窝九号姥姥家的。党校在南湖，安乐窝在北市场，两地相距……”但愿，我的小说与批判稿和控诉书的距离，能比党校与安乐窝的距离更大一些。
遗憾的是，当《安乐窝九号》又发掘出下一个武斗时期装电铃的故事后，我就有点写不动了，也是为了先写中篇《情感教育》，我放下了它。可这一放，尽管后来我又多次调看过它，修改过它，还为写完的部分添了不少有趣的细节，却再无力为它立项使其上马了。停工待料的原因很多，但我敢肯定，绝不是我对文革故事丧失了兴趣。不，在我的写作历史上，以后，若由于才力不逮，我只给自己一次把小说写成批判稿或控诉书的机会，我所选择的内容，也不会是直接危及到人的／我的当下生存的任何事情，而只能是貌似远去的文化革命。
顺便说一句，在《情感教育》中，我讲述的是一个今天的年轻人，身不由己地卷进了父辈留下的文革恩怨中的故事。那篇小说与忏悔有关。
在那批小说中，最早被我写进电脑的，是个短篇，叫《纪念日》。那大约是一九九三年前后，属于我短篇写作的一个高产时期。后来，在我的长篇《私人档案》中，我把其中第五部分的名字取作了《纪念日》，就是借用了那个短篇的题目。开始时，《私人档案》的第五部分叫《从高处看》，取的是萨特一段话中的一句，意思是，那个老人虽然痴呆，但谁能说，把芸芸众生的拙劣表演看清看透的，不是他呢？后来我觉得，“从高处看”有点装腔作势，不如“纪念日”朴素单纯，就改了过来。当然了，《私人档案》里的“纪念日”部分，与仅存两千多字的短篇《纪念日》毫不搭界。
我并不知道，在短篇《纪念日》里我要讲什么故事，完全是要把这个词当作小说名字使用一下的游戏想法，让我把它写了下来。我喜欢以一种游戏的态度进入创作，我经常会为一个人名，为一个小说名，为一个词或词组写一篇小说。在《纪念日》（短篇）已经完成的部分里，我写了一个叫何晶的年轻妇女，始终保留着一种浪漫而又做作的少女习惯，凡是能被她赋予说法的某个日子，她都要纪念一下，并且纪念时还总要找一个从幼儿园到大学一直和她同学的男人当配角捧哏。但他们从来没恋爱过──男人爱何晶，何晶却只把他看成一条忠实的走狗。小说写到这里就难以为继了，我想不好此后何晶与这男人的关系该怎么发展，我只能做出放弃它的沮丧决定。但我一直没把它从电脑中删去，甚至在《私人档案》里已经把“纪念日”这三个字用了一回后还没删去，则与那里边一个给孩子起名的细节有关。那是个挺有意思的小小事件，我希望什么时候能在其他小说里利用一下。
另一个短篇也很奇怪，也是写了多次都无法结束，也是属于我决定放弃的开头之一。可事实上，作为短篇，它已经不仅仅是个开头，它完成的篇幅，绝对超过了三分之二，甚至四分之三。它的名字比较笨拙，叫《有李艳的夜晚》。
我写小说，很少能把经历的或听来的故事敷衍成篇，我更愿意凭空捏造无中生有，至多也就是由燕子的飞翔想象飞机的飞翔。可写《有李艳的夜晚》的原因，却与我认识了在小说里被我称为李艳的女人有关，与她讲给我的两件小事有关。
李艳讲给我的第一件小事，是这样的：她与第一个男朋友谈恋爱时，两人有过一次上床的经历，但因为紧张一事无成。后来，他们因为其他原因，友好分手了，李艳几乎也就忘记了第一个男朋友因未能顺利完成床笫之事而表现出来的沮丧和难堪。可在他们互无音讯的许久之后，已经结婚的李艳，迎来了她首任男友的一个至交好友，那个什么事也没有也没什么正经话可说的熟人久坐之后，支支吾吾地告诉李艳，她首任男友的妻子怀孕了。这之后，那个什么事也没有的熟人又三番五次地找到李艳，通报首任男友的妻子预产期快到了、生儿子了、过百日的儿子聪明伶俐很像他爸爸等诸种情况。李艳被熟人搞得莫名其妙，就给首任男友挂去电话，说你一而再再而三地派人骚扰我是什么意思。首任男友显得非常无辜，说我不是要骚扰你，只是想消除你的误会。李艳问什么误会。男友也变得支支吾吾了，我会怀孕，他说，我和我儿子都不用做亲子鉴定，任谁一看就知道他是我的种。李艳这才又记起首任男友与她上床的事。
李艳给我讲的第二件小事，是这样的：在她结婚几年以后，一个中年男子喜欢上了她，显然她也挺喜欢他。有一次，中年男子借个由头，把李艳邀到自己家里，喝酒吃菜后拥抱接吻，拥抱接吻后准备上床。可当时，不知出于怎样的考虑，李艳在最后的时刻犹豫起来，就趁那男子洗澡的时候，悄悄跑了，自然以后这俩人也就断了来往。不久之后，那中年男子有望提升，由副处提正处由正处提副局之类的提升，反正对他非常重要。这一天，他把李艳找到一家饭店，用父亲和兄长的口吻与李艳说话，他说，他的提升遇到些阻力，有人拿他与女人的事情大做文章。可我是阳痿，那男子说，我有我老婆给组织写的证明材料，说罢他自鸣得意地把一张白纸送给李艳。李艳没接白纸，只问他为什么跟她提这些事。那男子说，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调查你，毕竟你一直对我挺好吗，他们也知道。可我是阳痿，我曾如实对你讲过，我们之间什么也没有，只是纯洁的革命友谊，你说是不是这么回事？李艳说是这么回事，然后饭也没吃就起身走了。
我觉得这两件小事相映成趣，幽默滑稽妙不可言，当时就对在小说里被我称作李艳的女人说，我得把这两件事拢到一起写篇小说，里边还要嵌进你的名字。李艳很高兴，说她希望我的小说写完以后，能在某家她经常阅读的杂志上发表。好像那天一送别李艳，我打开电脑就写了起来，且思维敏捷下笔顺畅，一气就呵出了个半成品来。可那天之后，我的写作却越来越涩滞，故事后边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内容，总不能走入我的脑袋，自然就更不能走入电脑了。是因为那个给我讲故事的李艳从此杳无踪影了呢，还是另有别的原因？我百思不得其解。我只好悻悻地将它放弃，心想以后若有可能，一定要把那从不同角度证明自己性能力的两件小事用到别处。
像《纪念日》和《有李艳的夜晚》这样的小说，虽然有着自己的名字，并且肯定也有自己独立的品质（即使还很不清晰），但由于终难独自成篇，也就只能算作我未来小说的备用材料。而事实上，夹在那批小说中的，还有更多的毛坯性文字片断，更多的根本没有被命过名的人物对话细节描写事件过渡之类的东西，才是我真正的备用材料。这类东西，大多是我在修改已经完成的小说时，从它们身上剔下的赘肉，之所以剔下来了却未清除，而是存入了电脑硬盘，那是因为它们并非一无是处，虽然不合适留在此处，却很可能成为彼处锦上添花的意外收获。比如我一九九九年发表的中篇《身体》，是我两篇专门写性的小说之一，里边涉及到了性活动的多个侧面与多种内容。在写作中，我按照故事的内在逻辑和文体要求，随心所欲地信笔写来，可修改时，我则不能不尽量考虑编辑和读者的接受程度，自残般地施以刀斧。可以想见，那些被我忍疼割爱的神来之笔，让我何等的心痛肉疼呀，我只能希望有朝一日，随着人们性心理的日趋健康与社会伪道德观念的日渐式微，再让它们在我的其他小说里重见天日。至于在发表出来的《身体》里，那些不伦不类的“那东西”、“下边”等词，弄巧成拙地取代了我原本冷静客观的“阴茎”、“阴道”等词，则非我本意，而属于编辑的苦心之举。我理解编辑的隐情苦衷，所以，我并不计较那类暧昧的文辞把我的面目搞得多么下作猥琐。再比如我一九九八年在刊物上发表，一九九九年出版了单行本的长篇《证词》，它们毫无差异地都是十八万字，而事实上，它原稿的字数超过了二十三万。最初我拿下那五万字，是因为发表它的刊物篇幅所限，出书时，刊物编辑和出版社的编辑都建议我，把那删除的五万字再恢复上去。可这时我早期的创作冲动已经平复，我已能以一个挑剔读者的尖刻眼光去看待它了，于是我理智地发现，我当初仅从刊物篇幅考虑所摘除的五万余字，恰好正是我有必要削剪下去的枝枝蔓蔓，没有了它们的干扰影响，我的《证词》，显然更加精粹和和谐。这样一来，这五万字的内容，自然就成了我备用材料库中说不上在哪篇小说里或可一用的半成品了。
我电脑里的小说，只要能够单独成篇，哪怕只有三五百字，也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文件名字，想要看时一目了然；而那些不知将来能否用上，或不知用到哪里的零碎材料，我则把它们堆放杂物一样拢在一起，归结在同一个文件名下，也就是说，它们一旦被我打开，能形成一个莫名其妙的长长的文本。我时常把那些东鳞西爪互不相干的组合文本调上屏幕，津津有味地粗看细读，这时候，我总能想到巴塞尔姆的那句话：碎片是我唯一信赖的形式。于是，我会发出会心的微笑。
在那批小说中，还有四个（完成之后必将）风格各异的中篇小说，分别写出了三五千字的样子。我敢保证，在它们中，我不论集中精力去对付哪个，估计都遇不到大的障碍，顺利地拿出成品没什么问题。可它们却始终只是开头，我想，这应该怪我的思维太多跳跃性和工作缺少规律性吧。
我的写作习惯，与我感受事物的方式有共同之处，总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兴之所致随意为之。勤奋固然有了，效率却是不高。经常的情形是这样的，电脑都启动起来了，可具体要写什么我还心中无数：是写《各得其所》呢，还是写《圆形环链》，是写《午夜牛郎》呢，还是写《做父亲太沉重》？我根本就拿不定主意。我总是频繁调出一个个存在盘里的小说开头，看看这个改改那个，然后再视我彼时彼刻曾受到了怎样的刺激触动，来决定我要为哪篇东西增添上去千把百字（我一天至多只写千把百字，一写多了就会觉得在生产水货）。若是刚去趟单位，看了一天知识分子的文化嘴脸，我可能会写《各得其所》；若是刚读完报纸的社会新闻版，让上面那些耸人听闻的血腥报道搞得蠢蠢欲动，我可能会写《圆形环链》；若是夤夜无眠听了半宿风声鹤唳看了满眼树摇草伏，我可能会写《午夜牛郎》；若是刚当了把心理医生为男朋女友解剖完家庭伦理爱情婚姻，我可能会写《做父亲太沉重》……对了，顺手举出的这四个例子，就是我那风格各异的四个中篇。
为了使我的工作卓有成效，有时我也给自己定个计划，如某个时间段里写些什么，给哪家刊物等；可也许一个偶然的情绪变化或兴奋点转移，就能把我的计划全盘打乱。我知道这不好可没有办法。好在我的大计划是雷打不动的，即每年要写出二十万字的小说成品（是否发表不由我负责），而鉴于我的写作速度比较缓慢，我平均每周在电脑前度过的时间都坚持不少于二十小时，这样，才保证了我在喜新厌旧见异思迁心猿意马乱花迷眼的状态之下，也能写出相当数量的定型产品。
《各得其所》是个闹剧，一帮以写所谓报告文学为专长的作家记者，打着弘扬主旋律歌颂改革者的旗号，组成一个松散集体，彼此壮着胆去混吃混喝混小钱；当然精明的生意人不会上当，能够既巧妙地利用一下这群“高雅”之士，又让他们空欢喜一场后还有苦说不出。至于《午夜牛郎》，虽然也写文化人，却笼罩在神秘诡谲的气氛之中，那个欲评教授的大学教员，与一部高深莫测的哲学书稿和一个神出鬼没的陌生女郎发生了瓜葛；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故事的空间背景，罕见地不再是我经营多年的沈阳或张集，而变成了南方一座多雨的城市。《圆形环链》写一个连环杀人的恐怖故事，但没有侦破没有推理，只有主人公在杀戮中所体会到的自由感与满足感；我一直迷恋暴力色情那一类东西，以弱（个人）抗强（社会）或（个人）打不过你（社会）也甩你一脸大鼻涕的无奈悲凉始终是我乐此不疲的小说主题。《做父亲太沉重》的名字有点敏感，它借鉴了一本禁书的书名：《叫父亲太沉重》，我特别喜欢这种怪异的句型；在我的故事里，我也是通过女儿的眼睛来看父亲，但那个死在父亲手里的女儿，仅仅活了十二个年头；我还能记得，在小说起首，那个有些超现实能力的短命的女儿，是这样开始进入叙述的：“出生以前我没有记忆，我能记住的，只是我出生以后的事。”而在小说末尾，她整个叙述的结束语，我也先于她将说出的许多别的话替她记了下来：“死去以后我没有记忆，我能记住的，只是我死去以前的事。”
在那批小说中，还有记录一个男人成长历程的长篇《教育》，还有分析一个女人性格曲线的中篇《酩酊》，还有解释一段男人女人情感状态的短篇《在小屋的日子有多长》……
白皮书：祭
前边提到的那批小说，加在一起有二十几篇，总字数差不多也有二十万字，在二○○○年的六月以前，全是我电脑硬盘这座金屋子里边藏匿的娇娃，不论我何时需要它们，它们都能热情洋溢地向我扑来。可某天下午，我坐到桌前，习惯性地接通电源打开电脑，琢磨着我该翻它们谁的牌时，眼前却跳出一行英文字母，匕首一样向我刺来，我还处于懵懂中呢，就被它给了致命的一击：硬盘损坏。天哪！这就是说，我前边提到的那批小说，全消失了，而与之同时消失的，还包括自一九九○年来，我用电脑生产的其他两百万字小说成品。我立刻疯了。我早期使用的是二八六电脑，后来使用的是台式五八六电脑和笔记本四八六电脑，但它们很少出什么毛病。大概正是这种一路平安麻痹了我，再加之我懒惰成性，当我的小说最终修改完成后，我从不以其他方式再作保留，而只是在五八六里存储两份（发表后还会再删除一份）。我头大如斗，四肢发颤，汗水横流（本来我是刚冲过冷水澡的）。我首先想到的是砸烂电脑，并且武器是我的人脑，不惜让这两脑同归于尽；然后我想到的是恋人的离去，想到一个曾与我千恩万爱的女人对我的抛弃……我从疯狂之中清醒了过来。我知道，我不能杀死我热爱过的女人，所以，我也不该砸烂帮助过我的电脑，她／它们给予我的快乐足以抵消我受到的伤害。
在这之后，我想尽了办法遍寻高手，希望有人能沙里淘金，从损坏的电脑硬盘里搜寻出我写下的文字，哪怕只是一小部分，哪怕只有一字一句。可一无所获，电脑轻描淡写地把我的写作历史涂抹掉了，使我的来路都变得可疑。
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值得提及。在我这十年心血毁于一旦的同一个月份，二○○○年那个炎热的六月，我的长篇小说《回家》发表了出来，我的中篇小说《解决》也写作完成了，我不知道，这两个充满暗示意味的小说名字，是不是在对我进行一次宿命的隐喻：我的小说都回老家了，我的小说都被解决掉了。对命运的判决我无言以对。不过，这两篇小说的名字，若真能与我的电脑故障发生某种神秘的联系，我倒更愿意相信，它们所预言的，除了是一个旧我的消亡，更是一个新我的诞生。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我的小说写作正好进行了十年，而十年，对一个人的创作生命来说不能算短。那么，此时此刻，难道我不该借助某个高深莫测的偶然契机，来一次更上层楼的攀升飞跃吗？对呀，肯定是这样！
我那批被电脑硬盘毁掉的小说，如今已是一桩死案里查无实据的消失的佐证，因而，当我现在从我人脑的记忆中搜索它们时，我敢于厚着脸皮吹嘘一句：它们若能最终完成，肯定篇篇都精彩漂亮。有这可能吗？有吧。好的读者都很清楚，欣赏文学，靠“名著梗概”那种大学里教授唬学生的拙劣骗术是行不通的，只有纵览全篇通观整体，才可进行臧否褒贬。所以我不指望我的读者从上文我那三言五语的故事提要中看出好来，我出示给读者的是我的信誉。不是这样的流行语已经深入人心了吗：写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写。我的读者和我一样，对我的怎么写充满信心，我们都不担心我在这里泄露出来的构思选题被人剽窃。
可是，对不起，事实上，作为当事人我无比清楚，我的那批小说没能写出或没能写完，其根本问题只是我写不出它们或写不完它们。否则的话，为什么同是写关于男人的长篇，我先动笔的《教育》总是停滞不前，后动笔的《回家》却能一蹴而就；为什么同是写关于女人的中篇，我先构思的《酩酊》迟迟无从下手，后构思的《身体》却能手到擒来；为什么同是写关于男女关系的短篇，我先设计的《在小屋的日子有多长》怎么看都不成模样，后设计的《去天堂的路有多远》却一搭眼就神形兼备……问题在我，与电脑无关，没准电脑故障还帮我下了台阶呢：要不然，面对我那些小说的毛坯，写还是不写，就会发展成哈姆雷特式的极端问题。
当然捏着鼻子硬写，我也不是写不成它们。作为一个比较熟练的小说工匠，生拉硬扯地说圆一个故事的本领我还具备，甚至我也真的善于把思想技巧上的俗手败着伪装成别有洞天的生花妙笔。事情的关键是我不能那么干。
我是一个自尊的人，自然也尊重我的工作，若制造假冒伪劣产品去瞒天过海，读者的眼睛能饶过我，我自己的良知也饶不过我──我私下认为，我的良心，还没完全让狗叼去。所以说，如果我的电脑硬盘没有损坏，什么时候我打开电脑，我那批已经开头的长中短篇小说都能跳上屏幕，争着抢着等我续写，那么，我很可能仍然不会再去问津它们。我的意思是，就如同人口需要优化一样，既然我怀的是个病胎，那趁它尚未夺门而出，就果断地给它来个人工流产，无疑是我最好的选择。
作为一个小说写作者，我对自己的要求并不苛刻，只要体会到了写作的愉悦，我的写作就进行得下去；而我对愉悦的理解也很实际，那就是我的感官享受到了快乐的刺激──顺便说一句，我一向都把那个依附于我身上的、无处不在而又无形无状的、名为精神的东西，作为我感觉器官的总控制台与总调度师。可是，什么样的写作才算愉悦呢？这实在是个复杂的问题，它不只具有单一的理由，甚至，它的诸多理由在化整为零时，还自相矛盾，常常是能为此文酿制愉悦的酵母，也会成为彼文滋生恶俗的温床。所以，我若说我能写出来的小说就让我愉悦，我写不出来的就没让我愉悦，那好像抬杠，好像遵循的是“第二十二条军规”式的荒唐逻辑。可实际上真是这么回事，真的只有感觉能给出答案。多年以来，写小说几乎是我唯一的工作，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把这世界存储在我脑子里的那些小说，都一五一十地记录出来，还给这世界。我不敢瞒产量吃回扣，不敢只把《回家》、《身体》、《去天堂的路有多远》这些小说上报交公，却留下《教育》、《酩酊》、《在小屋的日子有多长》这批作品私藏独吞。没那必要。我若那么干，不也是跟稿费过不去吗。我从来都是个贪婪型男人，除了渴望妻妾成群，也还愿意腰缠万贯。事实上，《教育》、《酩酊》、《在小屋的日子有多长》这批作品的半途而废，原因尽在它们自身，是它们自身的外疾内伤，限制了它们的出笼面世。当然了，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毛病也一目了然。无需隐讳，作为一个功利时代里的“旧旧人类”，我身上还残留了些落伍的劣根顽症，使我有些不合时宜：比如严于律己，比如追求完美（我力所能及那种程度的完美），比如自爱自重。我的这种不合时宜表现在创作上，就是一旦对自己的作品不能满意，便唆使感觉这个检察官去封杀它们，宁可影响稿费收入也绝不手软。这样一来，《教育》、《酪酊》、《在小屋的日子有多长》这样的作品，自然便有了与《回家》、《身体》、《去天堂的路有多远》这样的作品截然不同的劫数命运。
我不知道，同是出自我脑袋手笔的长文短制，何以会带给我不同的感觉；我只知道，感觉是一种奇怪的东西，只可意会不能言传，更多的时候，它似乎只受宿命的操纵。这就好比，我们都同意“性格即命运”这样的说法，可为什么相同的性格也会导致不同的命运，就解释不清了。
不过说解释不清也不尽然，神秘和虚无可是不同的概念，解释本身就有意义。况且，我写小说，其根本动机正是为了解释我的状态情绪感觉欲望。要知道，不光“每日三次一次两片孕妇忌服”的药品说明书是解释，不光“为了迎接×节的到来市场出现了繁荣局面”的新闻报道是解释，不光“强奸主要是指行为人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完全违背妇女意愿，强迫与之发生性行为”的法律条文是解释，不光“题材是指作品中具体描绘的社会生活事件或现象，根据作品反映的生活范围、性质和本身蕴含的意义，有工业题材、农业题材、军事题材、科技题材、历史题材、童话题材等”的文学词典是解释，小说也是解释，是对──比如我感兴趣的那类小说吧，所提供出来的那种骚动不安的、暧昧不明的、似是而非的、神秘莫测的言说内容与言说方式——生活的解释，对存在的解释，对世界的解释，是对所有解释所做的更为高级和有趣的解释。
我喜欢小说，就在于它的言说高级有趣，而小说的言说之所以高级有趣，在我看来，这是由它远离功利的纯粹品格和性灵化的真实属性所决定的。在人类所能从事的诸多项类的智力活动中，写作小说，是为数不多的能把极端的严肃认真与极端的荒谬随意结合起来的益智游戏，正是这严肃认真与荒谬随意的结盟共谋，才使得小说的游戏精神获得了本体化与绝对化的地位，使之进入了一重“虚有”的境界。是的，是“虚有”，这是一个像小说一样奥妙无穷的词汇，我为我杜撰了它感到得意。“虚有”的意义是神性的，它是在一种浑沌的状态下，袒露似无实有似有若无和似虚实实似实若虚的事物本质，以象征隐喻和暗示的方式恢复人与世界的本来面貌，因而它标志的境界至高无上。“虚有”的境界使得小说成了人类最为亲切的精神伴侣之一，它所喻示给人类的独特发现，具有无以替代的愉悦效力。
当然了，当一篇小说只存在于小说写作者的构想中时，它就像一个女人，一个引你注目惹你心动的漂亮女人，由于你们并无实质性的恋爱，你便永远不会知道她有多么出色或多么糟糕；相同的道理是，只有写作这一类似恋爱的行为，才能决定一篇小说达到了怎样的高度，也才能对我们构想中的作品给出价值的判断。在这点上，我是一个务实的人，我看重写作本身带给我的启示与影响。若一篇小说，我都写下题目了，写下第一句话了，写下第一自然段了，写下第一章甚至两章半近三万字了，给我的感觉还是不咸不淡不痛不痒不死不活不三不四，那无论它的故事怎样的耐人寻味，结构如何的出奇制胜，语言多么的恰如其分，它也不会是个让我愉悦的东西。
故事，结构，语言，这的确是我长期以来在阅读和写作小说中最为关注的三个要素，我认为，正是它们的彼此勾连，才搭建出了小说世界的三维空间。一般来讲，我喜欢那种比较感性的平凡故事，它具有模糊而又脆弱的质地，能更直接地指向性灵而不是世相；我喜欢那种富含形式意味的包装结构，宁可形迹彰显，也不毫无自觉，它应该理直气壮地成为内容的组成部分；我喜欢那种出之于口头而归之于书面的智性语言，在流畅中有断裂，在朴素中有奢华，含而不露却又处处机锋……当然我不是要用肉食加工厂的工艺流程来拆解小说，我在这里的量化分配，只是为了行文的方便。我很清楚，不容割裂的小说即使真有所谓的凤头猪肚豹尾，它也不是可以轻易归类分堆的拱嘴肘子心肝皮骨。故事和结构还有语言，它们的关系如同水乳，是一个自洽的严密体系，作为一个和谐统一的有机整体，它们在共同支撑着一篇小说。在一篇小说里，只有这三样东西彼此呼应着发挥了作用，文学的发言才能实现，对于生命的存在和世界的规律，小说也才能以它独有的方式，做出有力量的揭橥与展览，有预见的宣喻与指认。
但写作小说，实在不是一种理性行为，更主要地参与写作活动的，倒是直觉、敏感、猜测、偶然性、笔在意先和信手拈来这些感性的东西，是它们以一种空穴来风的形式作用于不同的写作者，才有了不同写作者笔下那各有千秋的匪夷所思的独立世界。小说进入“虚有”的路径，是依地势走向自然生成的河床，而不是为了分流或灌溉，经由人工修凿的水渠。就是说，小说提供的象征隐喻暗示，是整体的和全部的，应该通过作品的自洽系统呈现出来，而不能刻意攀附，仅仅用某个人来象征什么以某件事来隐喻什么拿某种经验来暗示什么。如此一来，依我的理解，写作小说就又不光是个技能技巧问题了，它还成了小说写作者的宇宙观问题。
前边我说过，我指称的愉悦，就是我的感官所享受到的快乐的刺激；前边我还说过，我那批消失了的小说如果没有消失，我也不会再捏着鼻子去硬写它们，因为我意识到了，它们不能让我愉悦。可是，何以《回家》、《身体》、《去天堂的路有多远》能让我愉悦，而《教育》、《酩酊》、《在小屋的日子有多长》就不能让我体会到愉悦呢？
容我再对小说进行一次粗暴的量化分配。比如，耐人寻味的故事能悦我心，出奇制胜的结构能悦我眼，恰如其分的语言能悦我耳，甚至我的嗅觉触觉都能在小说的作用下被唤醒起来。可是，这样的愉悦就是愉悦的全部吗？不可否认的是，我的那批消失了的小说，它们不是从最开始就不存在愉悦性的，或者说，最开始时，它们也是存在着发散出全部愉悦的潜在素质的。我想象它们时，为它们确定了作品题目和人物名字，并写出了它们的一段一节一章一部分时，我肯定曾认为它们完全符合我的小说标准，它们带给我的愉悦必将愈益强烈；可这些小说在后来的演进结果却让我失望，它们的愉悦功能在无可挽回地一点点丧失，至少，它们的愉悦功能是零散而浅表的。我不能说《安乐窝九号》的故事不耐人寻味，我不能说《有李艳的夜晚》的结构不出奇制胜，我也不能说《各得其所》、《午夜牛郎》、《圆形环链》、《做父亲太沉重》的语言不恰如其分，我能说的只是，在一个综合的精神指数上，它们碰巧偏离了我的思想轨道。说到这，或许我有必要换一个说法强调一句，所谓愉悦，其实是一种自由的体验，它出现和生长于对未来的好奇与期待中，至于那个令人好奇与期待的未来大体应该什么样子，我说不好，但却知道，它必须由意料之外与情理之中来杂交生成。
写作小说的过程，是一个提升生命质量的过程，它能让我的感官丰富我思想，又能让我的思想照亮我感官，最终确立起我的小说精神。至于我那批消失了的小说，有了我今天理性的记述与祭奠，我想，它们若有朝一日获得再生，一定会与我未来人脑与电脑里的其他小说一样，能放射出让我由衷欢喜的愉悦之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