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画到画
有一次，一个行家对我提及两个都有作品发表的美院教师，说他们一个是教美术的一个是画画的，弄得我一头雾水不明就里：难道这与说我和西川一个写小说一个写诗是一个意思吗？可我分明听得出行家的话里是分褒贬的，只是我没想明白他褒谁贬谁。不过以后，对于美术与绘画这种专业话题，我再议论就小心多了。说起来，现在距我上一次跑到美术馆买票看画，二十多年已过去了，并且，当时看的是波提切利的油画还是潘天寿的国画我也忘了，只记得看完后，我逮着谁就跟谁介绍：波提切利的色彩吧……潘天寿的用墨吧……那时我正在大学里追慕时尚，喜欢以“高雅”的方式接近女生。近些年，我能看到的名家名画倒是越来越多（主要从相关的书籍杂志上），可有兴趣与人交流的那种，似乎都不大能上得了台面，比如方力钧那些一个秃脑袋男人咧着大嘴笑或者哭的画，我挺喜欢，却不知道喜欢这种东西有没有档次，还不知道，名家名画里，肯不肯收罗方力钧和他的作品。
我的意思是，我没资格写读画的文章，对于绘事我一无所知。可我为什么又要写这篇小文呢？
某天早上，我边吃饭边浏览一本杂志，文学类杂志，忽然就被每隔几页便出现一幅的画（不是与文字有关的插图）给吸引住了，进而又产生了一些想法，居然就放下手头正写的小说，在电脑上打出了此文的题目。我看到的画，一共有十多幅，题目叫《炕-擦背》，《炕-铺被》或《玉米地和女人》，《女人的河》等，应该分别是几组系列作品中的一个部分。按说我这个不懂画的人被造型艺术吸引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比如以前看达利或杜尚的东西，比如最近看一个波兰裔美国时尚女画家塔马拉？莱姆皮茨卡的东西，都觉得好玩觉得过瘾，看时心里痒酥酥的，看完后多少日子了还乐于闭上眼睛再回味一番。但我从没想过写点什么。我知道许多文学同行都多才多艺，比如诗人阿波利奈尔写的画评充满真知灼见，比如小说家纪德去非洲旅行还要雇一群工人抬着他的钢琴供他每日弹奏，可我，连横平竖直的字都写不规矩，连旋律单纯的流行歌曲都唱不成调，我有什么权利越位发言呢。但这天早上，看过几幅画后，我忽然发现这些画的作者名叫铁扬，而这铁扬，是小说家铁凝的父亲，并且在这本杂志的最后两面，还分别有铁氏父女与画相关的短小文章。
可这就与我写眼下这篇越位文章有关系吗？我真说不好。想来想去，除了那画本身让我有些联想有话要说外，也许更多的，是经由画家的女儿是小说家这一背景，我想到了小说，又经由小说与画的并置，我想到了艺术作品所创造的人。在世间的诸多物事中，我格外关注的唯有小说，而我关注小说，是觉得它最能帮我抵达人————说白一些，作为男人，我更愿意也更希望抵达女人。好吧，姑且把这作为理由：恰好是欣赏一个与作家（铁凝）有着血缘关系的画家（铁扬）所画的女人时，我从中看到了让我浮想联翩的东西，于是，就有了我这篇读画的文章。
顺便说一句，刚动笔时，我和一个教美术的或画画的朋友通电话时，说到了我打算写一篇叫《看铁扬的画》的文章，朋友说他不知道有铁扬这个画家，并告诉我目前国内（在市场价格上，在名气声望上，在创新突破上）最被看好的画家是————他一口气点了十几个名字；然后他又说“看画”太外行，应该叫“读画”。这显然是朋友对我提的两点建议，一个含蓄一个直截。我接受了后一项直截的建议：“读”。
从画到小说
铁扬的这十几幅画，三分之二是油画，三分之一是水粉画（我个人更喜欢“炕”与“玉米地”这两个油画系列，发表观感也就只针对它们），杂志上，没标明它们原来的尺寸。我不懂多大的画算大画，多大的画为小画，但从这些画的内容上看，气势上看，我估摸，原大的它们总该比我的电脑桌大，甚至大于我那张大号的写字台和加宽了的单人床（我这么比附实在俗陋，但容易理解。我认为大部分读者都和我差不太多，尚未背熟许多关于艺术的专业术语）。但出现在杂志上的它们，最大的也没逸出一巴掌去，加之那画的风格属于粗野放纵一路，不求精细而只重意趣，可供人欣赏的也就只能是个大概齐了。更有甚者，由于杂志纸页只是普通双胶纸，只能印出黑白两色，没有了画布那种粗粝质感的效果不说，连印在铜版纸上的明澈清晰也做不到。想必对行家来说，这么展览油画几近于糟蹋。
但坦白地说，如果它们真是挂在墙上的画布或制到铜版纸上的照片，有足够的余地供人使用主题、构图、设色、运笔等词汇进行学术讨论，我这种门外汉也就不敢多嘴了；我现在敢对它们胡说八道，大约正因为它们的展出方式使它们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幅幅画，而是一些似是而非的、无从把握的“现成品”了————我从一本挤满文字的文学杂志上打量单色的、缩略了的它们，其赏心快意的程度也许不逊于杜尚打量他那个倒置的小便器。
作为一个凡事只愿从感觉出发的人，我喜欢艺术作品带给我的冲击是似是而非的和无从把握的，不确定才能激荡起我精神的波澜。不论在音乐中，在绘画中，还是在小说中，如果我领悟到的东西是明确的和肯定的，我就会觉得乏味平淡，会觉得缺少感官的刺激与智力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参与人类的精神生活时，首先音乐，其次画，其优势都更明显一些，因为旋律曲调与线条色块，都天然地具有模糊的特点和混沌的质地，制造起似是而非和无从把握的效果来手到擒来。而小说，它的文字的和故事的沟通特点，则太容易被导向明确和肯定了：《阿Q正传》是批判国民性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是讨论宗教信仰的……可是，《第三交响乐》就一定是一部搏击命运的抗争史吗？《格尔尼卡》就一定是一份讨伐战争的控诉书吗？它们更允许听者和观者做多重解释。它们的弹性远大于小说。看来，说小说要具备乐感与画味，似乎不应该只拘泥在语言及描写上就事论事。
似是而非不是无是无非，而是说在是非之间别有妙境；无从把握也并非阵中无物，而是指那物浑如神龙腾挪，让人在触摸它时轻易不知从何下手。这样的状态是艺术的题中应有之义。艺术既独立于我们置身的世界之外，又是我们所置身的这个世界的真实镜像，它之所以诱人迷人，即在于它与人类复杂曲折的思想方式和情感方式所构成的呼应，是隐秘而又恰切的，是玄奥但却会心的。也就是说，那种游移于是非之间的事，那种方不方圆不圆长不长扁不扁的物，反倒比那些或是或非，或方或圆或长或扁的东西更为可靠。我以为，在小说领地上，像卡夫卡，像博尔赫斯，像卡尔维诺，他们的作品就具有一种这样的品质。由于它们的所指单纯到近于透明，天真到近于幼稚，而其能指又在巨大张力的作用下触及一切，它们那种善意的、巧妙的、诚实的发现和表达，才会更有助于人们透过虚无看到虚有，刈除蒙昧生长智慧，穿越肉身提取精魂。
在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的小说《爱情与垃圾》里，关于卡夫卡，有一处简略的议论耐人寻味。当年执政的共产党试图将卡夫卡的作品“从公共图书馆和人们的思想中清除出去”，一个美国女记者便顺势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向叙述人提问，政府为什么要清除卡夫卡的作品，是因为他的作品在政治上具有煽动性呢，还是由于他是犹太人？对此小说叙述人是这样回答的：“在我们这个世纪，恐怕只能找到为数不多的像他那样对政治和社会活动不感兴趣的作者。在他的作品中，也没有什么东西表现出他的犹太出身。为什么在我国压制卡夫卡的作品，那是别有原因。我不知道该如何简单地表达出来，但我要说，最有碍于卡夫卡这个人物的，是他的真实性。”这的确是个“不知道该如何简单地表达出来”的问题，但它却从另一面向我们道出了那“别有原因”的原因。虽然卡夫卡的小说远离政治，也没刻意彰显他的犹太身份（在早年的欧美，一个人的犹太背景，多少有点类似于一个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有着地富反坏右的背景），但由于它的似是而非性和无从把握性是如此丰富如此强大，竟会让统治者感到，它没准是最政治化和最犹太化的。
这又让我想到《追忆似水年华》中关于大钢琴家为什么比普通钢琴家高明的话题。一般人认为，前者在奏鸣曲的演奏上优于后者，可普鲁斯特说，大钢琴家不是在演奏奏鸣曲，而是在奏鸣曲前消失，让奏鸣曲自己说话。一件艺术作品，最高的境界应该是言之有物而又超然物外。有什么物，这在不同的作品里有不同的呈示，没法一一尽数；但在哪些物之外，则可以觅到一些带普遍性的规律：超越一切偏见，将“我”从我中剔除，把真正的天性和可能的真实作为创作的起点。在这一点上，小说也许不如音乐和绘画来得纯粹————当然了，这样类比未免牵强。
可尽管牵强，多年以来，为了表达我对那个似是而非和无从把握的境界的热爱与向往，我还是给许多人提过建议：如果愿意以一种创造性的精神劳动作为职业，同时又恰好禀有天赋，其选择顺序应该是：音乐、美术、文学。
从画到女人
对文字，我的兴趣远胜于图像。虽然身处“读图时代”，可这些年里，如果大致掐算一下，我估计我欣赏画家作品的时间要数十倍地少于我读画家传记的时间。这有点本末倒置。可对我来说这算不得毛病，我只是个双重的看客。也正因为这样，至今我也搞不明白野兽派与印象派的定义都是什么，也看不出来，戈雅和安格尔除了分属于两个国家，他们笔下的女人又有何区别。
关于铁扬的作品，也是这样，我其实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我既看不出他的技巧功力，也不知道他的师承流派，打动我的，似乎只是我自己的感觉。那些玉米地里的女人，模糊得如同一片庄稼，那些火炕上的女人，粗犷得好似一堆泥土，看不清眉眼，找不到表情，与我交流的只是她们的轮廓。但不知为什么，在我眼里，她们又分明栩栩如生活灵活现，新鲜得如同灌浆的玉米，温暖得好似烧热的火炕。她们丰壮、茁实、泼辣、恣肆，满腔的世俗情，一身的烟火气，就像与我朝夕相处的一个个亲人。我似乎知道她们什么时候使小性子什么时候任劳任怨，也清楚她们为什么欢乐为什么忧伤，我仿佛看到过她们那裸露着的黝黑四肢和藏匿着的白皙腰腹，也听到过她们做爱时的声声浪叫和生育时的阵阵哭嚎……
我不是女人，也不是其他男人，我猜不到其他男人尤其是女人是否也像我一样欣赏铁扬笔下的女人。不知为什么，我隐隐地感到他们不会。这里不涉及审美趣味的取向和风格爱好的差异等问题，也不含有“教美术”与“画画”那样的褒贬色彩。我产生预感的理由仅仅在于，如今是一个减肥的时代，骨感的社会，而丰壮与茁实，泼辣和恣肆，在我们的生活中想必没有市场。
当然我对现实生活与艺术创作之关系也了解一些，我没认为《西游记》洛阳纸贵的时代就是一个人人都能七十二变的时代，而《水浒传》妇孺皆知的社会就是一个处处都在占山为王的社会。但我相信，当“学的好不如嫁的好”或者“找份好工作不如找个好老公”这样的“女权宣言”举国风行时，肌肉肯定要受到轻蔑，力气必然要遭到奚落，质朴的本色和无羁的天性，将成为一个人——尤其是女人——腹部的脂肪与臀部的赘肉。我估计，铁扬笔下的女人若尚无婆家，想“嫁的好”，要“找个好老公”，肯定都得经过一番增白去皱美体瘦身才行，乳房小的得填块硅胶，肚腩大的得钻眼吸脂。
我约略知道，美术作品里凡涉及人物，涉及那种抽象到名字只等同于符号的模特类人物而非现实中具体的名彰姓显的人物时，多半为女性。据说这里边有一些透视解剖等专业要求上的理由，我不懂也不想评价。我只想说，在我有限的读画经验里，能吸引我的女性都是“女人”，即使是少女，也是因为我看到了她们的成长，看到了她们那真纯烂漫的成长中漫溢着的魅力四射的女人的未来时，才会被感染；而那些矫揉造作的所谓“女孩儿”，那种早已二十出头三十大几的自诩的“女孩子”，即使她们比“人造美女”还美，都够格入选环球小姐或世界小姐的总决赛了，也根本不能让我动情——我这样讲话，绝不是因为我已老朽，已告别了二三十岁的“男孩子”（天哪！二三十岁的——男？孩？子？）岁月。
我把女人和“女孩儿”区别开来，与年龄无关，与处女膜无关，与高矮胖瘦苗条丰腴无关，与西方把十八岁的已婚女子称作妇人而把八十岁的未婚女子称作小姐也无关，有关的，只是我看得见的情态与举止，我看不见的意识和精神。我以为，女人是一些充满了生命气息和散发着生活气味的人，她们由血肉创造又能创造血肉；而“女孩儿”，则是花是画，是瓷器是珠宝，是供人交换买卖或收藏把玩的物，她们出之于虚弱的时尚归之于僵死的概念。尽管我知道，在许多时候，人和物是画等号的，但在我这，至少此时，我愿意将这两者分别安放在悬殊甚巨的两个品级里。
我不希望如此看问题是我这男人视角的偏见与斜视，我更倾向于认为，将某类女性固定为“女孩儿”而抽除其“女人”基因的，恰恰是男人。不可否认，我们置身的是一个男权世界，即使近一个世纪的女权努力如火如荼，其成绩却实在有限，这是生理因素和文化因素合谋共生的结果，像我这种热爱女人的男人，对此也只能徒叹奈何。
女人“女孩儿”化其实是人的玩偶化。为什么男人喜欢“女孩儿”，为什么“女孩儿”又甘为玩偶，这恐怕不仅仅是美学问题。我们这个时代和社会，表面看去壮怀激烈，朝气蓬勃，除了玩麻将的老人和考大学的孩子，其他人都在万众一心地瓜分权力囤积金钱，遍尝珍馐频换妻妾，好像“昏睡百年”后又可以生猛百年。可如果做个简单化验，便不难发现，睾丸激素分泌量稀弱，肾上腺功能水平低下，这才是我们最真实的身体状况。想想吧，如此这般的一个主宰世界的男人集团，以贪欲为追求，视荒淫为成功，一见到金钱就垂涎三尺，一面对权力就卑躬屈膝，他哪配冲进高粱地里赢取“我奶奶”的尊重和热爱呀，他最明智的选择只能是与肥皂剧里的“粉红女郎”打情骂俏。于是，他的肋骨自然与女人无缘，衍生“女孩儿”成了它唯一的功用。
可悲的是，这个已经退化和衰朽了的男权世界仍在并将继续扩大着文化玩偶车间的再生产，似乎谁都拿它没有办法。我不能不预见，有一天，当我们这些男人忽然醒悟，想到要结识女人、了解女人、享受女人、爱女人时，可我们却找不到那庄稼一样鲜活泥土一样生动的女人了，而只得借助铁扬的画作我们充饥的饼；若那样，我们又怎能不在另一种意义上成为奥斯卡？王尔德笔下的道连？格雷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