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最吸引受众注意力的方式，不同文化间对明星形象的崇拜具有一定的共通性。因此，明星形象在当下社会作为一种文化外交手段，可以润滑外交上的一些不愉快因素，取得无形的政治效益。文化的春风化雨功能是没有界限的。韩国明星裴勇俊成为日本最受欢迎的韩国明星，拥有上百万粉丝。他在接受采访时，呼吁改善韩日关系及两国国民友善相处的讲话，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两国国民的情绪。有一幅日本漫画，一群日本中年妇女到国会里警告议员们不要制造对韩国的紧张关系，说“惹恼了裴勇俊可怎么办”。韩国《东亚日报》称裴勇俊是“国宝级的艺人”，其作用“超过了100个驻日大使”。韩国政府在宣传明星形象方面做得很远，他们有意识地把这些明星形象的作品版权送给其他国家，借此来宣扬自己的民族形象，这些明星成为国家文化交流的使者，同时也表明明星形象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
明星形象同整个社会文化各个领域复杂因素之间的紧密互动，使它自然地成为分析和揭示当代社会文化性质及其特征的关键因素。这其中颇具文化意味的要数电视娱乐明星。但电视媒介在对这些娱乐明星进行形象传播的过程中，存在着文化悖论的现象，即广播电视对他们的宣传报道和他们在实际生活中的所作所为存在着严重的对立。
媒体制造的屏幕角色与明星生活呈现了一种互文关系。这种互文关系穿越整个媒体平台的信息建设，以大量重要的文本和资源，使观众可以从中获取隐秘的信息并对之进行庆祝。这样，媒体所包装的形象符号能够和观众、时代产生共振，满足观众崇拜的需要和“凝视快感”的需求。
“艳照门”事件，体现了中西方观众对明星不同的消费心态。不同于好莱坞对明星的性感消费，中国更偏重于对明星的道德层面上的消费。“艳照门”事件受害者阿娇（钟欣桐），一贯以青春甜美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但在“艳照门”事件中她被推到了风口浪尖。网民们搜集此前钟欣桐在各类公开场合的言行，指责她“虚伪”。网络上出现大量抵制钟欣桐所代言产品的“召集帖”，涉及饮料、服饰、化妆品、打印机等众多知名品牌。网友宣称将“罢买”这些钟欣桐所代言的产品直至钟欣桐退出娱乐圈。“艳照门”事件之前，Twins组合凭借清纯健康的形象，一直深受广告商的欢迎。而当钟欣桐玉女形象被不雅照片瓦解后，广告商纷纷撤销广告并要求赔偿，迪士尼游乐园随后也悄然撤换了Twins的广告。“艳照门”对香港娱乐圈产生的最大影响，是对艺人形象的打击。“香港人现在把艺人和伪人当做同义词”（粤语中这两个词的发音基本相同），这直接导致艺人的整体形象和利益都受到不利影响。此事件除了让很多大众感到被欺骗和愚弄，也是对香港人道德界限的一次挑战。所以，即便阿娇在公开场合多次道歉后，仍很难得到大众的谅解和演艺界的解冻。这个事件说明，明星和受众之间是一种不稳定的、矛盾的状态。在这些由电影文本表演引申出来的社会表演，背后有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从中我们不难读解出某种文化症候。
明星身上引起的风波，一旦触发到某段历史和情节，就会引爆一次媒体事件。当年凭借《还珠格格》红遍大江南北的“小燕子”，曾是影视圈的头号宠儿。但是在为美国《时装》杂志拍摄照片时，无知地穿上了日本军旗裙。这组照片被曝光后引起了轩然大波，赵薇也一下子从巅峰跌入了低谷，不但被万人唾骂，更在一次演出中被人泼以粪便，“日本军旗装”事件宣告赵薇单纯的偶像时代结束了。可见，明星的形象和地位呈现一种二元对立性：明星的银幕表演和他们银幕外的存在；迷人魅力和日常性，以及公共性和个人领域之间的对立。关于明星和他们观众关系的研究，它既是互文本的（跨越不同的电影），也是超越文本（跨越不同种类）而被建构起来的。
“明星，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当代表演，如同市场一样，是一种普遍的形式。”通过明星的社会和文本表演构成的流行文化，也成为主流话语借助明星向社会渗透的最普遍和最有效的形式。由明星代表的流行文化已经成为社会区分化和阶层化的重要杠杆，成为社会权力分配和再分配的强大象征性力量和指标。这就是说，它不仅成为社会大众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大众协调个人和社会整体相互关系的基本中介，成为社会大众实现个人社会化和社会整合的重要环节。
明星的出现是社会关系的一种表演活动，通过明星引导的流行行为实现了各个阶级和阶层的人之间的相互模拟和区分化。一方面通过内容的改变，以今日的明星个性形象为每个个体提供一种标志，以与昨日和明日的个体相区别；另一方面，它又以更加有效的方式，通过明星消费这个始终作为社会阶级的标志，通过社会高层借助于时装将自己与社会底层区分开来的事实，通过社会高层在社会底层刚刚跟上明星消费转变就立即将他们抛在一边的事实，实现了社会区分的功能。这种区分功能主要具体表现在：由明星带动的日渐膨胀的受众群体“粉丝”们，越来越多参与制造文化娱乐事件，这些成员分布在全国各地，为了印证自我的审美偏好与品位，寻求志趣相同者，“粉丝”们选择了结伴成群，他们成了各种“粉丝”团体中的一员，与志同道合者分享追星的体验，并通过彼此之间的交流互动建立情感信任，确立身份认同。他们不再是大众中默默无闻的一员，他们成了围绕某明星的一个小群体的成员，这些成员共同拥有一种亚文化。以百度贴吧为例，它为“粉丝”提供了一个网上据点，在这个虚拟的网络空间里，人们可以自立门户，它被分割成大大小小的粉丝部落，部落里的每个成员都因为共同的兴趣爱好而走到一起，为各自的偶像欢呼造势。
明星制造流行，使得流行成为某一个特定模式的模仿，既而满足了社会适应的需求。他将个人引向人人经历的路途，它提供了最一般的条件，使每个个体的行为都有可能成为一种榜样，与此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它满足区分的需要，提供一种趋向于区分化，变化以及个人间相互对比的姿态。所有的地位团体都拥有其特殊的地位特权与地位象征，以便彰显其特殊性。例如在现实生活中，明星与“粉丝”分属不同的社会阶层，尽管在消费主义的面纱下，二者会在大众文化的舞台上执手共舞，但那道无形的鸿沟却不会消失，生活消费决定阶层。
作为一种媒体符号，明星形象集聚了粉丝们的深层心理秘密。明星被大众视为理想的身体偶像，从克劳馥德到施瓦辛格，这些真实的个人已经被媒介不断打磨塑造为一种“标准的形象”，而身体的生产和传播实际上正是依照这样的标准去复制。所以当代身体的生产和传播带有明显的标准化性质。
凭借模特、演艺明星、体育明星、主持人等身份，呈现种种视觉形象来确立，形成身体的普遍规范；通过诸如选美、健美比赛、体育运动、广告、演艺节目、画册画报等媒介方式强化明星身体的标准形象。明星身体的美学关键词频频出现：活力，青春。标准的身体最易于复制和借用。通过文化霸权的形式，借助媒介，在暗中强制性地推出关于身体的规范，形成公众认可的标准，吸引青年趋之若鹜，最终形成一个身体消费的“时尚之场”。这个“时尚之场”引领着大众的消费热潮，成为最热衷的话题。
明星形象在现代化都市文化中，始终被看作一种终极化身。作为一个审美中介，它要与生产方式和大众消费的种种承诺同步，并感应着性别、社会关系和换代关系上的急剧变化，以及经验和主体重构的时代脉搏。
在文本和互文本之间，明星被认知并获得明星的意义。姚明成功融入NBA这一具有国际商业影响力的赛事，不仅凭借自身的实力，同样也因为在其背后是一个庞大的受众市场，一个发展势头强劲的国家，有着庞大的体育迷群体。NBA看到了商机，为亚洲市场制造了姚明这一偶像。
长期以来，中国人一直单方面地接受来自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体育明星，姚明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输出的明星形象，他的成功使他成为中美文化交流的使者，成为国家形象的代言人。他的谦和、诚恳让美国人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并构筑中国的正面形象。克林顿曾评价他有活力、幽默，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的另一面。姚明体现了中国年轻人所追求的价值观：在竞争中实现价值，不断进取，为成功而奋斗。而在西方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中，由NBA制造的姚明形象，也成为西方对东方的一种神秘想象，一种与市场紧密相连的想象。
二、明星形象作为媒介符号负载大众的欲望需求
明星对于观众的号召力是基于身体景观之上的。明星首先被观众认知的，就是身体在银幕上的视觉呈现，而后才是明星所蕴含的价值体现和梦想寄托。
对于电影明星身体的视觉认知，往往因与大众的审美趣味成为互动关系，从而成为大众文化的主题。身体不仅成为大众文化关注和表现的主要对象，也是大众本身关注的焦点。
李小龙在其主演的影片中展示的身体，肌肉发达，充满力量感，展现出蓬勃的阳刚的生命力。他的身体又是赢得国家之间和种族之间斗争的武器。基于李小龙的身体，引发出一种精神涵义：具有尚武精神的受压迫的华人或者亚洲以及第三世界的人，赢得胜利的拯救之神。李小龙也成为了之后众多功夫明星效仿的对象和精神支柱。
在电影电视当中，明星的服饰、化妆等往往成为特定的文化代码，直陈人的性别、年龄、身份、角色，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和历史所指，其身体构成一种可以用于堵截和阐释社会的文化文本，很多艺术样式也常常借助身体的视觉表象，表现性别焦虑和身份危机等社会文化问题。
章子怡的形象之所以赢得东西方流行文化的青睐，与其在影片中呈现的非凡形象——知性气质是分不开的。《我的父亲母亲》中的执著爱情的招娣，《夜宴》中痴迷于权力的皇后，《卧虎藏龙》中向往自由的玉蛟龙，《十面埋伏》里至死不悔的小妹。当然在文本中的这种知性气质依附于清纯形象，本真性格。
在《我的父亲母亲》中章子怡静若处子，动若脱兔。跑动的执著，爱情的坚持，间或的无助，使她获得了一种令人难以忘怀的独特魅力，从而树立了她就是做她自己的个性招牌。而在章子怡国际化形象背后也恰恰是这种知性气质在中西方文化精神里不可复制的普适映照，使得章子怡知性气质中的偏西方的奔放一面，受到了国内女性的欢迎，而其灵动的东方一面赢得西方女性的接纳。
由此，我们不难推出当今的中国明星正步入气质明星的时代。因为一种明星气质可能意味着一种时代精神。明星的身体，文本和社会表演及其他书写，也是对时代精神和文化层面上的一次灵与肉的重新建构。
以影视明星为例，阮玲玉的身体和演技产生了阮玲玉这个符号，而她通过文本中带有强烈个人标志的表演，给西方社会传达了东方女性的传统美。近年来陆续打入好莱坞市场的中国明星，如巩俐、杨紫琼、章子怡等，也无一不是凭借自己独特的符号气质，一气呵成地丰富和修正了西方对中国女性形象的幻象。
文化总是体现为各种各样的符号，举凡人类的器具用品、行为方式，甚至思想观念，皆为文化之符号或文本。人的身体也成为一种符号，一种有着多重指涉的文化符号。身体的标记不仅仅有助于辨认和识别身份，也指示着身体进入文学领域的途径。身体的标记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个字符，一个象形文字，一个最终会在叙述中的恰当时机而被阅读的符号。明星的身体是这种标记最淋漓尽致的体现。他们在镜头中成为视觉快感和形象展示的特享区域，从而提供了一系列欲望的中转，是人与现代的时尚和消费文化认同。
明星能够吸引消费群体的注意力并产生购买行为，涉及到大众心里的秘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成为成功人士，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具有自己希望具有的品质和美德，而每个人都从自己喜欢的明星身上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以濮存昕为例，无论在银幕、荧屏还是在舞台上，他都是一个事业有成的男子汉的形象。在同等年龄段的男明星群体中，他与张丰毅、尤勇等人相比是更加睿智、变通、有头脑、知识分子化。他出演的话剧、电影和电视剧，包括《周郎拜帅》、《天之骄子》、《鸟人》、《最后的贵族》、《英雄无悔》、《来来往往》等都是既叫好又叫座的作品，他饰演的角色大都是知识型的成功男性。他本人也因为形象和演技俱佳而大受好评，明星濮存昕已经和自己饰演的形象融为一体，个人化的东西常被大众忽略，从而成为一个符号化的人，他代表的就是成功、坚定、有知识、洒脱等等一切可以从他各个影视和舞台形象身上找到的品质。他是30岁左右男性的楷模，是25岁以上女性的偶像。他是他们渴望自己成为的样子，是她们理想中的爱人和伴侣。这些既是明星崇拜的社会心理基础，同时，也标注了明星对于社会大众的强大号召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