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能让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发生改变的现实又是什么呢？这客观现实就是：你的体重就是这么多，你不能把手伸进关闭的门里，草是绿的，有人不喜欢你，你的个子比你期望的要矮，你并不迷人，也并不聪明，你的身体受伤时会流血、会痛，你有一天会死去。其本身是其规律的，而且这规律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我们对这一事实加以忽视，那我们的思考就脱离现实了。这样的事我们大家都可能碰到。例如，有位母亲，整天忧心忡忡，担心去学校上学的爱女会出意外；一位小伙子，只因看到近期要上演一部好电影而欣喜若狂，甚至耽误了一整天的工作；一位少年，终日沉湎于幻想之中，心想：要是我的鼻梁再高一点儿要是脸上的粉刺消失了，那该有多好!其实，这些人都生活在非现实世界中。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再留心那落满尘土的地板，堆满文件的办公桌，成摞的没完成的功课。总之，使应该完成的事难以完成。
改变现实的首要步骤是，认识目前的客观现实。大可不必作“不是这样该有多好”幻想。现实就如此。无论你是否喜欢，现实终归是现实。只有先认识它，尔后才能针对它而采取行动。只有行动才能改变现实。我们或许会对未来抱有某些幻想和期待，对此，我们无需(也不能)阻止。但是，我们不能靠这些幻想和期待来改变未来。惟有此时此刻的行动才能改变未来。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而不是始于幻想。“设你走上一条有一千条岔道的大路，”田说，“你又无法选择，那么，你只有一条一条走着看。”站在岔路口，一味在琢磨每条岔路通向何方，除了浪费时间，不会使我们离开原地半步。我们只有先选定一条，走下去，弄清它究竟通向何方，并一条一条试下去，这才是正确的做法。只有迈步行走这一行动，才能告诉我们每条岔道的去向，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男人总是害怕占“下风”
心理疗法在一个单独的地方进行。弗洛伊德发明了现代咨询室，在这里日常生活规则可以暂时搁置一边，尽管规则很重要，也不仅仅是为了保密，可以自由联想，置日常礼节于不顾。
现在的心理学者调整了弗洛伊德的基本规则，不再问就诊者心里想什么，而是鼓励男人们说出在其他地方无法说的话。在男人世界里，他们不允许自己感到恐惧、迷乱、懦弱或渴求。他们不能对性伙伴说自己幻想和别人发生性关系，或者求助过色情。在治疗中，他们可以试验新的行为，例如脆弱地或恼怒地对待心理医生，并发现这种关系可以保持下来且日益加深，如与父亲、伙伴、同学或朋友之间的关系。
男人可以探究自己原来心灵的秘密，被心理医生视为正常人。心理医生不带任何个人利害关系去评判、劝告患者或将患者转变为自己想像的模样——或至少这是一个理想。实际上，心理医生在价值观和能力上不同，而且他们也有自己的隐私。但是理想上，咨询室应当是一个可以使人反省自我、剖析自我，进而完善自我的地方。于是心理医生和就诊者需要考虑使人重新回到真实世界，在那里应用治疗的方法。
相对以前，更多的男人光临了心理医生的诊所。毕竟，如果一个男人有足够的能力支付得起心理咨询费，并有足够的耐性克服依赖他人的不情愿心理，当压力超出他的承受力，而且通常是他感到无人可以诉说时，现代男性文化的行为准则允许他咨询心理医生。并且既然就诊者付钱请心理医生倾听自己心中的烦恼，那么他也就没有必要完全服从医生，心理医生只是一个雇佣而已。确信不会泄露秘密，而且不用对医生言听计从，男性就诊者可以从工作中抽出一小时放松一下，告诉医生一些他永远不会和与他一样过着节奏快、竞争力强生活的人探讨的私事。
有些男人想尽快回到工作中去，越快结束心理咨询越好：“我是个特别忙的人，我来这里的唯一原因是最近这段时间感到特别的心烦意乱，实在无法集中精力工作。我希望病能很快治好，我真的抽不出时间。”治疗着重于问题方面的研究，但危机一过他就想结束治疗。
权力斗争甚至在第一轮治疗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志唯打电话要见我，是他妻子的心理医生把我推荐给他的。我们约见面时间。他想让我找个晚上的时间，我告诉他我晚上没有时间。我给了他两三个开诊时间，他选择了一个。在约定时间的前一个小时，他的秘书打来电话告诉我，他太忙不能赴约，就连打电话的时间也没有。他问我今天晚上是否可以来，我解释说我的时间表已经排满了，于是就让他那个星期晚点来我这里。预约的时间到了，他却来晚了，因为我不能给他额处的治疗时间而很沮丧。很明显，问题不在于时间，而在于地位。从他的第一个预约电话开始，一场战争就已拉开了帷幕：谁的时间更重要？谁是更重要的人？谁将赢得这轮较量并确定我们的约会时间？
男人们互相品头论足，而且能很快地给对方下一个结论。在商界，如果你不能迅速准确地估价对方，那么你就有可能处于劣势。无论对方是商场上的竞争对手，还是一个潜在的朋友或是一个心理医生，一个男人总是害怕对方会打垮、控制和侮辱自己。我们的文化中，关于男人关系有两种最普遍的形象：一种是统治的形象，一种是服从者的形象。
有些人对工作，对他们自己亲近的人，而且更可悲的是，甚至对心理医生从来就不能超越这种判断。他们的确接受了一定的治疗，但仅仅是在危急的时刻。可一旦觉得可以控制事物时，他们就立刻停止问诊。换句话说，只因病情严重，他们才愿将自己放在依赖者的位置上，但一旦症状有所缓解，对依赖的恐惧感又再次侵袭他们的心头。随着恐惧感的日益加深，他们终于离开了心理诊所。可是在痛苦地中断了一段重要关系，或是在工作中经历了一次重大的挫折之后，由于担心、顾虑孩子的行为方式，由于心情沮丧却不知根源，由于正经受着性无能的折磨，他们不得不再次走进心理诊室接受心理治疗。否则低落的情绪可以导致背痛或心脏病，从而使他们被迫放慢紧张的步伐。因为嗜酒、吸毒、赌博或追求女色而想寻找一种“快速的解决方法”。也有时，因为患了癌症或艾滋病来看心理医生。大多数男人憎恨感觉脆弱和向别人求助。
在治疗过程中，男人们的传统自我保护意识成了拦路虎。由于害怕依赖别人，他们不愿承认他们其实很想有个人倾听自己的苦恼。由于害怕心理医生认为他们没有男子气，他们不表露自己的情感，不讲述自己的性困难。由于很早就学会了永远不要信任另一个男人，他们就尽力避免和心理医生亲近或是让医生永远找不到问题的关键所在。弗洛伊德对这样的男人做如下评价：在心理医生的分析工作中，一切努力付诸东流带来的心情沉重，竭力劝一个女人放弃对男性阴茎的狂想，因为那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努力使一个男人相信对其他男人持服从的态度并不是意味着阉割而是生活中许多关系不可或缺的，于是问自己是否一直为“向风布道”这个问题所疑虑，这种痛苦是其他任何困难都无法比拟的。男人反抗的过度性补偿产生出一种最强有力的反抗转移。他拒绝向父亲的代替人屈服，他不愿为任何事情对父亲的代替人心怀感激，因此，他拒绝接受医生的治疗。
物质关系理论将这种具有特色的权力斗争归结为大多数男人们所共有的自恋特质的表现。科恩伯格认为，心理医生必须正视并解释隐藏在就诊者背后想要在咨询室内抓住权力的愤怒，科胡特则鼓励医生转移化解愤怒之下的痛苦和创伤。一方面，他贬低心理医生是为了感到优越(也就是发现一位有足够能力帮助他的既定代理人将使他绝望)；另一方面，他希望他的心理医生确实很有能力，但忧心忡忡，唯恐对如此强大的这样一个人的羡慕之情会失去控制。心理医生必须避免使就诊者陷入进退两难的任何一边，也必须寻找或创造机会跟他谈论他的各种关系中的这种情况。很可能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就可以挖出就诊者那需要贬低或理想化其他人的心理基础，而患者也就能够克服那种妨碍他亲近别人的矛盾心理。
心理医生必须找到一个能与就诊者接触，获得他的信任的办法。控制还是服从的问题在诊询过程中十分突出。我想我不能对志唯表现得太被动，例如向他屈服并找个在晚上的时间给他开诊，以免被他看作是一个可以随意打发的人，从而认定像我这样的弱者是不能治好他的病的(当然，如果碰巧在晚上开诊，那为什么不顺水推舟呢？——他关于权力的矛盾心理会在另一方面显现)。但是我知道，如果我不能满足他在权力方面的欲望和要求，他就会觉得在我面前自己是何等的渺小，并有种恐惧感，那他也就不会信任我而敞开心扉。
另一位就诊者成民，在他从心理治疗获益之前，不得不跨过这个障碍。开始，他在我的门诊感到很不自在。他通过表现得才智过人来掩饰自己的紧张。他旁征博引来阐述一个观点。他会把我所做的评论和解释贬得一无是处。我要保护自己，意识到斗争，我开始勇敢地对抗他。对某一观点我甚至坚持说这种解释是正确的，而他却一口否认。在第二个疗程中，他变得焦躁不安了。他说，他对我很失望，说我失去了冷静，仍像在上一疗程中那样攻击他。我吃惊了，我没觉得最后的会谈是一个坏的结果。我们终于得到一个双方都赞成的、适合他的情况的解释，探究了他用来否定我的解释正确性的部分原因，治疗友好的结束。而现在他却明显地对我发怒了，他认为他有理由那样做：“是你敏感。你指责我，伤了我，我故意说你的解释不对。对我来说和心理医生交谈是很难的。我对你尽可能坦诚，尽可能和你分享感情。可能我偶尔不得不来点智力烟幕，你是心理医生，你应该知道那只是为了掩盖我的紧张。”
在这个人的第一个疗程中，我发现自己不断在两种感情之间波动。一方面我不得不勇敢地面对他被看作无以为助，另一方面我不得不更温柔、更同情而又对他的痛苦和脆弱更敏感。确定时间的协商提供了一个机会，利用这个机会可以谈论男人在私人范围内的冲突，也可以谈论就诊者寻求他人帮助的问题。心理医生评论与见解的准确性和相关性使得他坚信，这个心理医生有足够的能力来解决他的问题；但也正是心理医生的同情、温暖和情愿新生就诊者的保护心理，娓娓道来，才使就诊者更加信任心理医生，进而更多地敞开他的矛盾和恐惧。
国军第一次就诊时晚了十五分钟。他被解雇了，丢掉一个肥差，他很沮丧。解雇粉碎了他的明星梦：青年时的明星运动员和学生会主席，成年时是一个明星商人。可现在他变得沮丧和无助，他没脸面对朋友，更别说向他们诉说自己的感想，他甚至不能请朋友们给他参谋找工作。他非常的绝望，无法去面试找新工作——他担心自己的沮丧太明显而被淘汰。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心理治疗。没有时间限定。我用自己对约会的理解作为第一疗程的结束语：“我们要开始了，我们将看到可以揭示什么和发展的结果，接着我们将再讨论应该继续见面多长的时间。”他的沮丧持续了四五周，在第六个疗程时，他没有来。我打了电话，他说感觉好多了，不需要治疗了。实际上，他已经在错过那个疗程前几天找到了一份新工作，就忘了打电话来取消治疗。我说，我对他的好运感到高兴，同时说，如果他能打电话来取消治疗，我会感觉更好。我告诉他，实际上我想他要能再来一两个疗程就更好，那样我们就有机会讨论结束治疗，那样不仅对我更好，我想对他也是如此，他同意了。国军因为耽搁了我的时间，而带着歉意开始了这个疗程。我问：“所有这些都是为什么？”“我想我只是为找到了工作而特别的高兴，我不得不忙着准备去上班，我想我只是忘记了这次预约。”“这解释了你为什么没有取消约会。不过我想这件事有没有什么更深入谈论的必要。比如，你是否不高兴再接受治疗？与人当面说再见是不是有点生硬？”他同意这两点。我建议他谈论一下他为什么那么难于跟别人说再见。他承认这种情形很常见，比如，自己要和情人分手，只要不再给她打电话，长期不和她见面就行。他使劲琢磨，该不该把她叫出来，商谈地结束这个关系更好。他感谢我把结束治疗和结束浪漫关系联系起来。实际上，他继续治疗，真正地领悟了我和他谈的内涵。“你应该知道这段短暂的治疗对我很有利，我想你一定很擅长干你这行。”对与我的分别他表示悲伤，我告诉他我也不好受，并告诉他需要时这里的门永远向他敞开。
有时，当一个新就诊者筹备于理想化和贬低心理医生之间时，告诉他离开几个疗程，等感觉好些再来。接着，等就诊者真的感觉好多了，并考虑马上结束治疗，他会记得心理医生的预测迟早会这样。这个预测有两个目的：就诊者对预测的正确性留下很深印象，并开始重视心理医生的介入；预测也便想证明心理医生错误的就诊者产生束缚——如果他冒然结束治疗，则心理医生的预测就对了。这将使他重新考虑结束治疗，至少是要有足够长的时间同心理医生讨论这个问题。戈尔德贝格提供了一些有用的策略来治疗那些他称之为“自爱病”的男人，第一步是同情他，支持他那将要破碎的自尊心，等他一部分自尊恢复之后，他才能够听到讲道理。
■每代人都发誓不再犯父辈的错误
世界上平凡的人多，但人们不该拿平凡当犯错误的借口，可是，几乎每一代人，都发誓不再犯父辈的错误。
上初中时，一次我和父亲一起出去办事。我们把车开进一处泊车位，没等我们打开车门，从另一辆车上跳下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他恶狠狠地走到驾驶座那一边，冲着父亲叫着，要父亲下去打架。父亲嘟哝了几句要打架没有理由之类的话，摇头上了车窗。那人用手拍着挡风玻璃，冲着父亲吼了一会儿，并威胁要打破车窗把父亲拖出来。过了一会儿，那人钻进车子、开车走了。父亲没有说什么，下车办自己的事去了。
我没有被这次片刻的幻灭击垮。在我们父子的关系中还会有许多幻灭的时候。毕竟，我思想上一直在斗争，要么就打，要么被说成“孬种”!这里就是父亲“害怕”打架。他真的认为自己是一个胆小鬼吗？或他就像十几年后我所认为的那样，认为被叫出去打架是一件荒唐的事吗？我没有与父亲谈过这事，我的朋友也没有人曾同他们的父亲谈及过这类事情。我在30岁刚出头的时候参加了一个男子俱乐部，就在这个俱乐部的某个聚会上，我回忆了儿时某些的幻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