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经秘语
象吾等自认为建立些功绩之人，多有恃自己微劳，应切忌；做官贪婪不法，必将自己体面坏了，加朝廷以负功之名，甚属可惜。欲时刻恭身自保。
——引自曾国藩《权经》之四项羽谓之英雄，仅靠蛮力打天下，最终惨败。妥善的保护自我是生存的真理，前方有敌，就要匍匐前进；要做个软硬面都能咽得下的“双面人物”，此自保之道，是曾公的心得，他告诫自己：“用心称霸于世，当可为真智者。”
■权经一：猫永远不会刮掉自己的胡子
——古有“狡兔三窟”之说，曾国藩也深信此道，凡事都留有回旋的余地。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办事而兼传教之人”，即以功显，又以文彰。另外曾国藩的事业有传人，有继承者，而以掘墓人为大忌。毛泽东还列举了王安石、范仲淹等许多人。但他显然认识到能否把事业传承下去的重要性。王安石变法轰轰烈烈，但受到反对也最为激烈。王安石生前变法三起三落，死后更是所有成果都化为乌有。张居正也是如此，比王安石更惨，死后受掘坟、抄家籍没之灾。与这些人相比，毛泽东很佩服曾国藩不但有事功，而且找到事业上的继承人把这种事功推进下去，把门庭继承光大下去。至于以思想影响后人，更不必说了。
○控权实战：把“宝贝”交给“爱人”
1861年，太平军在江浙取得突破进展，清廷的财赋重地岌岌可危，尤其是上海面临被太平军占领的威胁。因此，从清廷到江浙地方官绅，都向曾国藩发出派兵解援的吁请。曾国藩认识到这是扩大湘军势力的极好时机，但不能将精锐派到上海，而只能另辟蹊径再练一支军队。
当时曾国藩考虑这个人选时，主要从以下几点出发：湘军嫡系，能够胜任此项事情；对湘军、对自己都有大益处，断不会成为掘墓人。
经过再三权衡，他举荐李鸿章可担此大任。1862年2月28日，曾国藩与李鸿章谈了个通宵，嘱咐他先把兵练好，不要急于出战，吏治、洋务可以缓办。他知道在封建的中国“有军则有权”的道理，告诫李鸿章要把军事放在首位，在他看来，只有练就精兵，学会作战，才能站稳脚跟飞黄腾达，否则将一事无成，甚至有丧失生命的危险。他还看出李鸿章心高气盛、急躁、傲慢、任性，这些致命弱点如不改正后患无穷。因而曾国藩“以深沉二字”相劝，其他好友也纷纷提出忠告。李续宜“以从容二字”规之，沈葆桢、李桓“又以勿急相戒”。李鸿章深受教益，在给李桓的复信中表示：“手谕诲爱谆切，感佩无量。鸿章素性激直，从事师友贤豪间，皆深知其意志戆而曲谅之。自兹以往，不欲蹈习官样，又未便率性而行。”对于师友们的劝诫，“当奉为枕中秘。”
李鸿章到上海后，处处以弱军自居，打定主意：即使朝廷下十二道诏书也不出兵，因为军队是他的血本。不久，慈禧又施加压力，声称如果再不出兵打太平军，就将他调离。李鸿章仍不回话。清廷知道只有曾国藩能调动李，于是令曾国藩劝李出兵作战。李鸿章特向老师诉苦，曾国藩知道个中奥秘，开始坚决支持他按兵不动，待清廷令他劝李出兵的谕旨下发后，曾国藩又出一招，让李“勉为应允”，“会防不会剿”，即与外国势力一同防守上海，但不参加共同对抗太平军的会战。因为曾、李都清楚，自己不能当枪使，把本钱送给别人花。李鸿章经过多次试探，终于看准洋人的用意是拿他的军队当替死鬼，他不但佩服老师的眼力，更坚定了不出兵的信念。自此后，李鸿章处处禀承老师的旨意办事，在上海六个多月间，李鸿章写给曾国藩的信即有四十四封之多。他把曾比作佛祖释伽牟尼，而自己是佛门传徒习教之人，附骇尾以成名。他常事事请命、时时请命，有何创举总拜求曾国藩创首，有何大政总拜求曾国藩主持。尤其是洋务大政，李鸿章推曾国藩领头，从而掀起极大的声势。曾国藩得虚誉分担风险，李鸿章则由此实力大增。
李鸿章对曾国藩确也投桃报李，每月仅接济安庆大营的银两就达四万之多，洋枪洋炮更不计其数，有一次仅子弹就送一百万发。
攻陷天京前后，曾国藩实际上是清军的前线总司令，且握有苏、浙、皖、赣四省军政大权。不过谁都知道，朝廷已经在忌其兵权过重，尽管表面上圣宠甚隆，骨子里君臣都为后事发愁。因此，曾国藩亟需一位不会掘自己祖坟的传人，他最怕清廷内部矛盾激化成灾而殃及自家。曾国藩曾有一座右铭，后为李鸿章所发扬光大：“禹墨为体，庄老为用”。即吃苦实干，又无欲无为。表面上看它很消极，其更深的含义是以实力对抗压力。曾国藩有过写一本《挺经》的想法，书虽未出，李鸿章已深谙内中之味。李鸿章曾对知己者说过：“我教师的秘传心法，有十九条挺经，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宝诀”在湘军攻陷天京，曾氏兄弟一度大遭物议，李鸿章暗中支持老师，并用“墨守挺经”四字相勉。它表明挺经之道乃对抗压力之宝，又表明李鸿章未辜负师门厚望，大纲一致。
后来裁湘留淮，曾、李两家联为一气衣钵相传。当李鸿章声望日隆、甚至超过教师时在重大问题上如“剿捻”、办洋务等等与曾国藩仍保持一致。李鸿章确是光大曾氏门庭的学生。曾死后，李鸿章还自谦地说自己“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
1860年11月，坐在新建的署衙里，曾国藩总觉内心无比空旷、凄寒，随之也觉病情加重。肝区阵阵疼痛，头晕目眩，两脚麻木，失眠，恶梦不断。他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想要交待点后事，于是赶紧写信给李鸿章。想到李鸿章，心里宽慰多了，他庆幸自己有这么个可资接班的学生。这几年他的事业都由李鸿章接过去了；湘军裁撤了，李鸿章的淮军成了支持清朝的顶梁柱；自己打不过捻军，由李鸿章战胜了；天津教案自己弄得物议沸腾，而李鸿章正在大举进行。“青出于蓝胜于蓝，学生胜于老师，这正体现老师识才育才的本事，若是学生总是不如老师，一代不如一代，事业还怎么前进呢？”当跟前出现对李鸿章的非议时，曾国藩总用这句话制止。他这不是借此自慰，心里也真是这么想的。他也佩服李鸿章。他虽对李鸿章的过分热衷功名利禄有些看法，但也总是宽容的。
李鸿章接到老师的信，尤其读到“此次晤面后或将永诀，当以大事相托”时，深恐老师或有不测，若不能见上最后一面将成终身憾事，便不顾年关已近百事丛杂，冒着严寒长途跋涉，由保定赶来江宁。
师生见面第一件事是进一步会商幼童出洋之事，认真推敲细节，再度联衔上奏，强调这是徐图自强的根本大计，中华创始之举，务必让朝廷重视，以达预期效果。李鸿章根据老师的指点，未经文案，执笔立就。曾国藩看了这二千余字的奏稿，发现条理缜密、文笔洗练，心里很是高兴，仅改数语便让李鸿章亲自带去呈递。
稿子拟好后，曾国藩兴奋地同学生讲起往事，归纳自己的人生教训，最终向李鸿章交待了两点，让他切记、一是湘军裁撤之事，他自认自己顾虑太多，湘军攻战十几年之久，金陵克捷后，慑于各种压力，竟至于解散了亲手建立的军队，自毁长城，寒了将帅的心，实际上等于自杀。湘军众将飘如秋叶，而自己也成了剪翼之鸟，以致“剿捻”无功，备受挫辱。幸赖李鸿章所建淮军，攻灭了捻军，成就了大事。他让李鸿章切记自己的教训，当今八旗、绿营再不可恃，保太后、皇上之安，卫神州华夏之固，全仗淮军。今后，淮军有被议论的那一天，千万不要像老师那样，畏首畏尾，只可加强，不可削弱。乱世之中，手里的军队切不可放松，于家于国都是如此。第二点让李鸿章切记，即数十年办事之难，难在人心不正、世风不淳，而要正人心、淳世风实赖一二人默运于渊深微莫之中，使其后来者为之应和。他说自己与李鸿章的关系正是这样，自己先正己身，同时培养后人，把这些人作为“种子”，期待这些后人开花结果，应现承先启后，天下应和之目的。所以，他希望李鸿章要早些下手，以一身为天下表率，多多培养“种子”，种子绵延不断，天下应和，世风自然改变。
李鸿章问他目今天下，哪些人可作为以后培植的“种子”。曾国藩似乎不想交待，思考良久，认为再不说怕以后永无机会，于是才说，海内第一号人物当属左宗棠。他说左宗棠雄才大略，待人耿直、廉洁自守。李鸿章听了感到不解，因为曾、左七八年不通问讯，外人都说他们矛盾，为何老师竟说他是第一号人物？曾国藩说，左宗棠与他争的是国家大事，不是私情，左宗棠“知人之明，谋国之忠”，正是他的长处。李鸿章听了，连连点头。他认为左宗棠之后当数彭玉麟，此人光明磊落，嫉恶如仇，淡泊名利，重视情义，是天下的奇男子。其次是郭嵩焘，其人之才，天下难有其匹者，而且非书生之才，将来会有发展。再往下数如刘长佑心地端正，沈葆桢很有能量，但心地狭窄。
而后，他们又议论了办洋务之事。曾国藩强调洋务怎么办都好，但一定要抓住一点不放，就是冯桂芬说的：“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由于春节将近，年关临近，李鸿章不得不辞别曾国藩赶回直隶。
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病卒。他的事业传人就是李鸿章。
可见曾国藩的聪明所在。
○控权实战：借鸡生蛋个个大
借鸡生蛋，就是把别人的可用资源拿来借以顺势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这样，既可省力，还可省时。曾国藩在这一点上做得非常巧妙。
对于政治家而言，不可能没有“借鸡生蛋”的经历。“朝中有人好做官”是为官之道的首着。“借鸡生蛋”即跟人，做政治赌注。但世间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政治家之间的“友谊”更经不起考验。曾国藩说自己近乎“拙愚”，实际上城府很深，颇有心机。他无论是位高权重、一呼百应时，还是举足轻重、一言而决时，甚至在他不得志的困辱之时，都不与朝中亲贵相交往。他不愿卷入高层的政治斗争中做无畏的牺牲。但这不等于他与高层尤其是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生杀大权的人有密切的联系。
下面让我们看一看曾国藩的“借鸡生蛋之术”：事实上，曾国藩在道光朝因倚重穆彰阿、咸丰朝倚重肃顺、同治朝倚重恭王等等，而且形迹显然。但值得注意的是，穆彰阿、肃顺都不得善张。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湘军集团的兴起及其显赫战功是当时最大的政事，肃顺自然也会与他们商议。事实上肃顺就与王讨论军事，即所谓“军事谘而后行”。他们也会趁机出谋划策。而他们同时与曾、胡等人在书信中议论政事。
这就是说肃顺与湘军集团，可以通过郭、王等人进行间接甚至直接交往。不过由于肃顺身败名裂，这类资料已被销毁，交往的具体情况已无法弄清楚。但在一些私人记载中，仍偶有记述。如九年樊案发生，官文欲趁机打击左宗棠。此案后来和平了结，左未受辱。胡林翼求情于官文固然起了作用，但主要还归功于肃顺大力相助。肃顺得悉要严惩左的诏旨，即告知幕宾高心夔，高转告王门岂运、郭嵩焘、王求教于肃顺，肃答以“必俟内外臣工有疏保荐，余方能启齿”。郭乃策动潘祖荫上疏，肃即趁机言左在湖南“赞画军谋，迭著成效，骆秉章之功皆其功也。人才难得，自当爱惜。请再密寄官文，录中外保荐各疏，令其察酌情形办理”。这样，官文自然不能不见风转舵。这件事不仅证明，肃顺主动讨好于湘军集团，并且力图通过郭、王等人，与湘军集团建立某种合作关系，而且，也生动反映肃顺和文庆一样主张重用湘军集团，比墨守成规的祁隽藻、彭蕴章等高出一筹。
咸丰十年（1860）闰二月，咸丰帝任命刘长佑为广西巡抚，正是这一转变的先兆。三四月间，当江南大营彻底崩溃，苏南正在瓦解的消息传到北京时，人们感到问题十分严重，议论纷纷。早在道光末年就与曾国藩建立友谊的莫友芝，“与二三名流议江督非公（即曾国藩）不可，而其时君者为尚书肃顺，适湖口高碧湄（即高心夔）馆其家，遂往商焉。高白于肃顺，肃然之。翌日下直径至高馆，握手回事成焉”。四月，即宣布任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曾为湘军创建者，也是咸丰帝终，奕讠斤也几经挫折，而曾国藩官照升、荫照封。宦海浮沉似乎与他无缘。尤为叹奇的是，掌政的后继者与前任即使有不共戴天之仇，曾国藩也岿然不动，这就很值得研究。肃顺与穆彰阿是这样，恭亲王与肃顺又是这样，都是“仇人接班”，曾与穆、肃关系都不一般。我们认为，这是曾国藩运用了“心有灵犀、不露痕迹”之策。
姑且以曾国藩与肃顺关系为例。满族贵族中主张重用湘军集团的文庆，虽在咸丰六年病死，但继起有人，且权势更大。咸丰后期，皇族出身的抬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及其异母弟肃顺为首的集团已经形成，并且愈来愈得到咸丰帝的信任，得到愈来愈大的权力。三人“盘结，同干大政，而军机处之权渐移，军机大臣拱手听命，伴食而已”。肃顺尤为突出，遇事敢作敢为，对权力的争夺尤为执著。他一面排斥打击秉政的满汉大臣，使大学士翁心存，大学士军机大臣彭蕴章，协办大学士周祖培等不安于位；甚至怂恿咸丰帝处死曾为大学士的耆英、大学士军机大臣柏俊。清廷对大臣一向较为优礼，平时以罪论死者极少。肃顺不顾这一点，在两三年内，竟两体主力处死大臣，这显然是要在朝廷中树立自己威严的形象。另一面，又与军机大臣杜翰、兵部尚书陈孚恩、两广总督黄宗汉等人结为死党。同时，又广泛招纳有名望的官吏和名士，“颇搜罗人才，资以延誉树党，先及留京公车，次京曹，次外吏”。当他访知江西道员李桓为干吏，有能名，即令人示意李向他递“门生柬缄”，“即可晋秩两司”。
肃顺这样打击大臣和政敌，大肆结讷党羽，显然是为他长期把持朝政铺平道路；后来他与那拉氏、奕讠斤争夺最高权力，正是这一图谋的体现。有这样野心的人，对当时军队，特别是战斗力最强的湘军，自然不会漠不关心。但不论是打击或笼络湘军集团，都远比上述种种活动更为微妙，更须精心处理。军队是国家机器的支柱，大臣与带兵将帅密切往来，最易招致政敌的攻击，甚至引来不测之大祸。肃顺自然不敢贸然行动，曾国藩、胡林翼也会因避嫌而巧妙为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