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中旬，咸丰帝两次令曾国藩回援武汉，甚至令曾自己领军赴援。曾国藩回奏：“论天下之大势则武昌据金陵上游，为古来必争之地；论行兵之常道，则上下皆贼，而臣军坐困于中段，亦非万全之策。”同时客观上大举西援，与太平军争夺武汉，困难甚多。因为这势必要撤九江城下攻城军西上；那九江、湖口太平军不全力西进两湖，就会南下江西腹地；且军饷不足，江西不能筹给开拔费，湖北胡林翼军欠饷甚多，无力再供给西援军。因此，他认为“与其千里弛逐以饷匮而致意外之虞”，引起部队哗变，不如株守江西，徐图改变局势。
塔齐布的死亡，使曾国藩一时无法摆脱被动的局面。更为重要的是湘军第一支劲旅塔齐布军从此离心离德，锐气大减。内湖水师的士气也受到很大影响。在遭到这一连串打击之后，曾国藩又面临新的难题。七月中，收复义宁后，罗泽南又上书曾国藩力主进援湖北，争夺武汉，并以此自任。他如此积极，固然是从战争全局着眼，但也希望摆脱江西困境，为自己谋取更好的发展机会。而在这之前，继胡林翼之后，骆秉璋也奏调罗军援鄂。这对曾国藩无疑是一个巨大压力。当时曾国藩直辖只有塔、萧、罗、李四军，前两军已大非昔比，战斗力锐减；李元度军新建，未经大战，战斗力不强，只有罗泽南军正在旺盛时期。这样，罗军西调，就会使曾国藩因失去惟一劲旅而处境更加困难。如坚不允调，则不仅武汉收复无期，湖北战局好转涉茫，甚至会危及湖南；且将使骆、胡耿耿于怀，大拂罗的兴头，从而导致内部矛盾加剧。两相权衡之后，曾国藩终于忍痛令罗泽南军八月西援，并增派原塔齐布军彭三元、普承尧两营随行。主力部队五千人西行后，曾国藩再也无力进行扭转被动局面的尝试，只能坚守观变，处境更加艰难。
○驾权实战：闯天下者为英雄
气势是一股动力。惟有雄心，才能辉煌一世。曾国藩的处世之道，实际上是一种灵活辨证的处世态度和方法。因此，虽然他处世中勤于功名，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恪守仁义的其宗未改，而在做事为人的“形”上却是一生三变。正是这“三变”蕴涵了人们对他的褒贬。但不管怎样，没有这适时的“三变”，便不会有他的更大成功和名声。
有记载说：曾国藩“一生凡三变。书字初学柳公权；中年学黄山谷，晚年学李北海，而参以刘石，故挺健之中，愈饶妩媚”。这是说习字的三变。“其学问初为翰林词赋，既与唐镜海太常游，究心懦先语录，后又为六书之学，博览乾嘉训诂诸书，而不以宋人注经为然。在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至出而办理团练军务，又变而为申韩。尝自称欲著《内经》，言其刚也。”这是说学问上的三变。
综观曾国藩一生的思想倾向，他是以儒家为本，杂以百家为用。上述各家思想几乎在他每个时期都有体现。但是，随着形势、处境和地位的变化，各家学说在他思想中体现的强弱程度又有所不同，这正反映了曾国藩善于运用各家学说的“权变”之术。
曾国藩的同乡好友欧阳兆熊曾经认为，曾国藩的思想一生有三变。早年在京城时信奉儒家，治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时采用法家，晚年功成名就后则转向了老庄的道家。这个说法大体上勾画了曾国藩一生三个时期的重要思想特点。
曾国藩扎实的儒家功底，是在做京官这个时期打下的。他用程朱理学这块敲门砖敲开了做官的大门之后，并没有把它丢在一边，而是对它进行了深入研讨。在新的环境里，他得到了唐鉴、倭仁等理学大师的指拨，登堂入室，其理学素养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他不仅对理学论证纲常名教和封建统治秩序的一整套伦理哲学，如性、命、理、诚、格物致知等概念，有了深入的认识和理解，而且还进行了理学所重视的身心修养的系统训练。这种身心修养在儒家是一种“内圣”的功夫，通过这种克己的“内圣”功夫，最终达到治国平天下之目的。他还发挥了儒家的“外王”之道，主张经世致用。唐鉴曾对他说，经济即经世致用包括在义理之中，曾国藩完全赞成，并大大地加以发挥。他非常重视对现实问题的考察，重视研究解决的办法，提出了不少改革措施。曾国藩对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的深入研求，是他这个时期的重要思想特点，而对于这一套理论、方法的运用则贯穿于他整个一生。
自太平天国起，曾国藩临危受命，组织湘军镇压农民起义。在这个时期，尤为鲜明地表现出他对法家严刑峻法思想主张的推崇。他提出要“纯用重典”，认为非采取火烈般的手段不能为治。而且，他还向朝廷表示，即使由此而得残忍严酷之名也在所不辞。他确实也是这样做的，他设立审案局，对所捕农民严刑拷打、任意杀戮。他还规定，不完粮者，一经抓获，就地正法。在他看来，儒家的“中庸”之道，在这个时候行不通了。
他在1856年2月《与魁联》的信中解释说：我在公寓内设立了审案局，十天之内已处斩了五个人。世风不厚之后，人们各自都怀有不安分的心思，平时造谣惑众，希望天下大乱而去作恶为害，稍微对他们宽大仁慈些，他们就更加嚣张放肆，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在都市抢劫，将官府君长视同无物。不拿严厉的刑法处治他们，那么，坏人就会纷纷而起，将来酿成大祸就无法收拾了。因此才注重采取残酷手段，希望起到哪怕是点滴的作用来挽救这败坏已极的社会风气。读书人哪里喜欢大开杀戒，关键是被眼下的形势所逼迫的，不这样就无法铲除强暴从而安抚我们软弱的人民。这一点，我与您的施政方针，恐怕比较吻合吧！
曾国藩的老庄思想始终都有表露。他常表示，于名利之处须存退让之心。自太平天国败局已定，即将大功告成之时，这种思想愈益强烈，一种兔死狗烹的危机感时常索绕在心头。他写信给弟弟说，自古以来权高名重之人没有几个能有善终，要将权位推让几成，才能保持晚节，天京攻陷之后，曾国藩便立即遣散湘军，并做功成身退的打算，以免除清政府的疑忌。
三个时期不同的思想倾向，说明曾国藩善于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从诸子百家中吸取养分。容闳说，曾国藩是“旧教育中之特产之物”。无疑，在曾国藩身上熔铸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基因，正是这些基因，使曾国藩成了封建社会的“三不朽”人物和最后一个精神偶像。
关于曾国藩处世态度由酷峻变柔顺有一个重要的过程。这个过程即发生在1858年。曾国藩初出治军。严刑峻法，手段非常刻薄，可以从他杀李金阳事件看得出其残酷无情，且与疆帅多相忤。然自1858年再起，则大变矣。这一变化过程有记载说：
……先是文正（曾国藩）与胡文忠（胡林翼）书，言恪靖（骆秉璋）遇事掣肘，哆口谩骂，有劝效王小二过年永不说话之语。至八年夺情再起援浙，甫到省，有“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属恪靖为书纂联以见意，交欢如初，不念旧恶。此次出山后，以柔道行之，以至成功，毫无沾沾自喜之色。尝戏谓予曰：“他日有为吾作墓志者，铭文吾已撰：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故予挽联中有“将汗马勋名，问牛相业，都看作批糠尘垢”数语。自谓道得此老心事出。盖文正尝言以禹墨为体，以庄老为用，可知其所趋向也。
曾国藩如何变得“柔顺”呢？有人认为罗汝怀之劝勉最有影响。当曾氏丁父忧请假在家时，汝怀寄以书，谆谆以尚平实勿争权相劝。其书略云：
独识阁下为奇士，所见四方之士无出其右者，何者？天下为平实坚仆之人可以干事，军务尤然。阁下无大僚尊贵之习，行履部伍，亲操细事。庶几大禺之栉风沐雨，手胼足胝，故能船炮坚利，壁垒坚固。即粪厕亦有方隔，所谓道去屎溺，此非高谈渺论不知而作者所能望见也，乃复温乎其容，抑然自下，慕好贤之雅，循周咨之节，日冀奇士之来于前，然而战胜城弗克，饷弗给，奇士无如何也。阁下本奇，斯不免太奇之病矣。
又云：
夫救乏自古无奇策，况在今日糈饷之匮。然生财之道，未尝无良法，尤贵有美意。鄙谚曰：“官出于民，而民出于土地。”其折拨捐抽之法，要在使民无怨，且使官无怨，财源无窒塞之患。使民无怨，阁下所知而以为美谈者也；使官无怨，则阁下所不知而以为口说者也。惟其然也，故折漕自我，拨漕自我，捐资抽税皆欲自我，而不复有人之见存焉。虽军务者阁下之专司，而民者疆吏之职守，各持其是，易地皆然。阁下军政必自己操，大权未尝旁落，而欲兼掌一方土地人民之事，然则圣人之设官分职，官事无摄者非乎？
罗汝怀之书把曾国藩苛求及垄断权力之病一泄无遗。曾国藩能虚怀而接受之，其1858年以后之立身行事亦深受其影响。如果将1854年因与王鑫不惬而不救其败事，与1864年与左宗棠绝交后仍能助其成大功于西北二事相比，即可见曾国藩之待人接物，前后判若两人。
世谓曾国藩以禹墨为体、老庄为用，实则曾国藩在1858年以前以禹墨为体、申韩为用。1858年以后，始改而趋巽顺。如果将曾国藩的一生处世也按三个阶段来划分，亦各有其特点：第一阶段，为锐意进取奋发向上的时期；第二阶段，为擘画经营，功德圆满之时；第三阶段，为自概自抑，持盈保泰，不在胜人处求强的平和时期。民国的何贻昆说：
就曾公之三个时期而言，则旱年生活，如朝暾初出，气象蓬勃。无论情感意志，学问德行，均有蒸蒸日上之概。及至中年，则如白日丽天，盛极一时，无论道德学问，事业文章，均已渐臻成熟。蔑以复加。洎乎晚年，宛若斜阳晚照，好景无多，虽德量愈醇，令人仰慕，志气事功，亦少替矣。
可见曾国藩的处世，不仅是一生三变，甚可说是一生多变。
鸦片战争初起之年，曾国藩就抱有“早绝天骄荡海氛”的胸怀，但他只是一个穷翰林，正在预备做事的时期，又有什么力量！所以一方面要尽力修养，一方面又急于问世，说：“陈平宰国无消息”，“苍生竟奈此人何？可怜寂寞扬雄宅，独抱繁忧卧薛萝”。可谓情见乎词了。
他的感春涛表达了自己的“外王”思想：
荡荡青天不可上，天门双螭势吞象。
豺狼虎豹守九关，厉齿磨牙谁敢仰？
群乌哑哑叫紫宸，惜哉翅短难长往？
一朝孤凤鸣云中，震断九州无凡响。
丹心烂漫开瑶池，碧血淋漓染仙仗。
要全恶鸟变音声，生看哀鸿同长养。
上有日月照精诚，旁有鬼神瞰高朗。
太华山顶一虬松，万龄千代无人踪。
夜半霹雳从天下，巨木飞送清渭东。
横卧江天径十里，盘坳上有层云封。
长发梓人诫一见，天子正造咸阳宫。
大斧长绳上挽致。来牛去马填杭壑。
虹梁百围饰玉带，璃柱万石板金钟。
莫言儒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
这样的苍茫独立，慷慨悲歌，可谓不让陈卧子，真有豪气纵横不可一世之概，确是曾国藩自己的写照。一旦凤鸣云中，震断九州，松生太华，飞送清渭，丹心瑶池，螭柱金钟；这才是儒生非常的事业、雉卵变龙的机会。他似乎很清楚地看出他的治国经纶在满清政治的场合中绝不容易实现，只有像孤凤虬松一样的待时而动了。果然晴天霹雳，太平天国发难金田，清朝如摧枯拉朽，行将不能支持，而曾国藩屠鲸斫蛟喈凤变龙的机会到了。
“外王”的挺拔、自尊之性，使曾国藩对夷敌深表蔑视。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曾国藩已认为清政府订立《中英江宁条约》，是“以大事小，乐天之道，孰不以为上策哉”。从咸丰三年（1853）冬到次年春，曾国藩在筹办湘军水师时，特别重视购买洋炮装备湘军水师；长沙整军后，湘军水师拥有洋炮千尊以上，在《北京条约》订立后，奕讠斤提出“借俄、法兵助剿”时，咸丰帝命令东南沿海各省督抚妥议具奏。
咸丰十年（1860）十二月十九日，两江总督曾国藩在《复陈洋人助剿及采米运津折》中说：我接到军机大臣寄来十一月二十三日“上谕”，《北京条约》订立后，法、俄两国使臣均先后向恭亲王奕讠斤面称：愿派水师、陆师为我“助剿发逆”，又称美商等愿领价采办台米、洋米从海道运往天津，以“为天瘐正供”，清廷今曾国藩等人妥议具奏。俄国与英国。法国一样，水师炮船犀利异常，“其请用兵船助剿发逆，自非别有诡谋”。惟“官军之单薄，在陆而不在水，金陵发逆之横行，亦在陆而不在水”。应请“传谕该夷酋，奖其效顺之忧，缓其会师之期”。至于法国愿出陆师“助剿”，“亦可奖而允之，许其来，示以和好而无猜，缓其师期，明非有争而求救”。
关于美商等愿意采米运津，“即可因而许之”。接着又说：自古“外夷”帮助中国，成功之后，每多意外要求，到时操纵失宜，反而别生嫌隙，“似不如其与纳定兵船若于只？雇价若干？每船夷兵若干？需月饷若干？军火一切军费若干”？一切议论明白，将来“助剿”时均由上海粮台支应，“庶可免竞争而杜衅端”。
曾国藩的意思很明白，原则上赞同“借夷兵助剿”，不过须在事前做好准备，与洋人一切说清楚，以免日后有纠葛。现在这些准备工作还没做好，“惜夷兵助剿”的时机尚未成熟。曾国藩对朝廷内部矛盾斗争的行情是熟悉的，他的奏折既以“奖则允之，示以和好而无猜”的说法，表达了自己的愿望，赞助了洋务派奕讠斤“借夷兵助剿”的建议，又以“缓其师期”，敷衍了朝中当权的载垣、肃顺等人，可见其“外王”精神主导下的作为。
即使在执行“借夷兵助剿”的君命共同剿杀太平军时，曾国藩的骨子里始终有“外王”的意识存在，对英、法侵略者耿耿于怀。
咸丰十一年（1861）天王洪秀全答允太平军一年之内不进攻上海、吴淞附近百里以内之地。次年初，李秀成奉命从杭州移得胜之师进击上海，英、法侵略者等悍然宣布“保卫”上海周围百里以内之地。曾国藩指示李鸿章说：“会防上海则可，会剿它处则不可，近而嘉定、金（金山）、南（南汇），远而苏、常、金陵，皆它处也。”曾国藩认为：英、法军队进入内地作战，并未得到总理衙门的指示；再则，他对英、法军队亦无法驾驭控制。
中外“联手”，太平天国失败了，清朝延续下来。曾国藩有一种认识，认为清廷经过大患难之后，必有相当觉悟。同时，他怕满清的灭亡要引起长期的内乱，他是深知中国的历史的。我国几千年来，每换一次朝代总要经过长期的割据和内战，然后天下才得一统太平。在闭关自守无外人干涉的时代，内乱虽给人民带来无穷的痛苦，尚不至于亡国。到了19世纪，有帝国主义者环绕着，长期内战就能引起亡国之祸。
审时度势，曾国藩尽其所能，消减“洋枪队”的势力，限定他的人数，致使“常胜军”屡屡受挫。洋枪队首脑白聚文因索饷不遂，殴打地方官，被曾国藩得力助手李鸿章革职，后溺毙于浙江兰溪。
曾国藩做到这些就算可以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