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融融月光之下，刘文典用他那富有磁性的声音深情地朗诵起了《月赋》：“白露暧空，素月流天。引玄兔于帝台，集素娥于后庭。升清质之悠悠，降澄辉之蔼蔼。”刘文典边读边讲解，纵横古今，妙不可言。学生沉浸在这人月交融的环境之中，不知今夕何夕。后来一位学生回忆此情此景说：“那是距离人类登陆月球二十多年前的事情，大家想象中的月宫是何等的美丽，所以老先生当着一轮皓月大讲《月赋》，讲解的精辟和如此别开生面而风趣的讲学，此情此景在笔者一生中还是第一次经历到。”
据张中行回忆，刘文典讲课时，偶尔吴宓也会去听，坐在教室内最后一排。刘文典总是闭目讲，讲到自己认为独到的体会的时候，抬头张目向后排看，问道：“雨僧兄以为如何？”吴宓立即起立，恭恭敬敬，一面点头一面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惹得全场为之窃笑。
刘文典上课时随意，下课后同样不会跟学生摆架子，他在同事面前常常盛气凌人，在学生面前却是平易近人。鲲西在《清华园感旧录》中回忆刘文典：“我们进屋后，刘先生正在卧榻吸烟，刘夫人也在榻的另一边。一间极小的房子，我们侧坐榻旁，这正是极不寻常的情景，以见刘先生对学生怎样不拘礼节。”
刘文典由于晚年丧子，加上国难方殷，这使他精神时时处于痛苦之中，进而染上了鸦片瘾，以至于不能自拔。在云南刘文典得了个绰号“二云居士”，“二云”者，云土（鸦片）和云腿（云南火腿）也，这两样都是刘文典的挚爱。但刘文典对自己的学生还是很爱护的，他担心自己吸食鸦片会给学生带来坏的榜样，常常把自己的苦衷告诉学生，并让他们以自己为戒，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吸食鸦片毕竟是件很奢侈的事情，那个时候物价飞涨，连填饱肚子都是难题，刘文典要维持自己的爱好着实是件难事。1943年，普洱盐商张孟希邀请刘文典为其母撰写墓志铭，并答允奉上50两云土为酬资。刘文典为此离开昆明数月，以至于延误了第二学期的课程安排，本来就对刘文典生活作风不满的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闻一多对此极为愤怒，在新学期开始时将刘文典解聘。刘文典写信给梅贻琦校长申诉，梅贻琦婉转地告诉他，各系教授聘请，权力归系主任，他也无能为力。
此后，刘文典离开了西南联大，在云南大学所度过了自己的余生。
大学不是衙门
民国学界的狂人甚多，但是即使在这么多狂人当中，刘文典也排得上号。
刘文典是国内研究《庄子》的权威，在他开设的“《庄子》研究”课上，他有一句经典的开场白：“《庄子》我是不太懂的！”那些初来乍到的同学一听，都想这位老先生没传说中那么倨傲啊，这不是挺谦虚的吗？但刘文典接下来的话就让人大跌眼镜了：“那也没有人懂！”
在一次演讲中，刘文典又“大放厥词”，说：全世界真正懂《庄子》的人，总共两个半。一个就是庄子自己，中国的《庄子》学研究者加上外国所有的汉学家，唔，或许可以算半个。虽然他没有明说另外一个真正懂《庄子》的人是谁，但智商不那么低的人都知道就是刘文典自己。
也许是因为刘文典在《庄子》方面的自负，在西南联大期间，流传着他的一则逸事，说是在一次跑警报时，刘文典和沈从文狭路相逢，刘文典本来就对白话文作家很有偏见，这时看到沈从文竟然跑得比自己还快，气不打一处来，怒道：“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谁来讲《庄子》？学生跑是为了保存下一代。你这个该死的，跑什么跑？”
这个故事据专家分析很有可能是虚构的，不过它倒像极了刘文典的性格，因此大家都深信不疑。
刘文典一生引以为豪的学问并不止《庄子》研究一门，在联大时，他还讲过元好问、吴梅村的诗，并且放出大话：“这两位诗人，尤其是梅村的诗，比我高不了几分。”
刘文典还公然对学生说：“别人不识的字，我识，别人不懂的篇章，我懂。你们不论来问什么问题，我都会予以解答。”
当然，刘文典最当仁不让的是他在校勘学方面的成就，他对其子刘平章说：“我的名呢，就是在校勘学方面可以留名五百年，五百年之内可能没有人超过我。”代表刘文典校勘最高成就的《淮南鸿烈集解》和《庄子补正》，至今仍然是研究《淮南子》和《庄子》最重要的参考书之一。
不过，刘文典能够狂出全国性的名声，最关键还在于1928年他对最高领袖蒋介石的冲冠一怒。
1927年底，应安徽省政府的聘请，刘文典辞去北大教职，加入筹划创建安徽大学的工作中。1928年4月，安徽大学在安庆成立，刘文典出任文学院筹备主任，代行校长职权。
1928年11月，安徽大学学生与隔壁的安徽第一女子中学师生发生冲突，一些安徽大学的学生冲动之下冲入女中砸了人家的场子，在一些左翼青年的运作下，最终导致了一场规模浩大的学潮。
正在此时，时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到安庆巡视，为了表示对教育的重视，蒋介石一到安庆就派人向刘文典传话，准备到新生的安庆大学“训话”。但是这个刘文典竟然以一句“大学不是衙门”拒绝了蒋介石到校“训话”的要求。
刘文典的不识抬举让蒋介石耿耿于怀，加上这个时候爆发的学潮进一步煽风点火，蒋介石于是决定会会这个刘文典，看他是不是有三头六臂。
1928年11月29日，蒋介石在下榻的地方召见刘文典和女中校长程勉。西南联大学生刘兆吉在《刘文典先生遗闻轶事数则》里，绘声绘色地描绘了这一次见面的场景：
（刘文典）因有怨气，见蒋时，戴礼帽着长衫，昂首阔步，跟随侍从飘然直达蒋介石办公室。蒋介石面带怒容，既不起座，也不让座，冲口即问：“你是刘文典么？”这对刘文典正如火上加油，也冲口而出：“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个人叫的。”这更激怒了蒋介石，一拍桌子，并怒吼：“无耻文人！你怂恿共党分子闹事，该当何罪？”刘文典也应声反驳蒋介石的不实之词，并大声呼喊：“宁以义死，不苟幸身！”躬身向蒋碰去，早被侍卫拦住。蒋介石又吼：“疯子！疯子！押下去！”
刘兆吉的描述未免有点小说笔法，从史家的专业角度出发，情节越具体，可信度越低。当然不是完全不可信，只是要打很大的折扣。
另外还有一个由时任国民党安徽省党部指导委员会秘书石慧庐回忆记录的版本，说：“蒋指着刘怒斥：‘看你这个样子，简直像个土豪劣绅！’刘也大声反骂：‘看你这个样子，简直就是一个新军阀！’蒋立时火气冲天，大声地喊叫：‘看我能不能枪毙你！’此时刘站起来一跺脚：‘你就不敢！凭什么！’蒋大吼：‘来人，把他扣押起来！’立即冲进来两个卫兵，把刘拖下。”
也有说蒋介石骂刘文典的词语是“新学阀”，刘文典才以“新军阀”反唇相讥。
以上这些版本难免都经过民间“说书”式的加工，肯定有不少添油加醋的成分在里面。但是，至少我们可以肯定，刘文典一定当面跟蒋介石发生了剧烈的冲突，这种冲突严重时很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在这种场合中，一个士人的骨气被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种“批龙鳞”的事情只能存在于想象之中，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刘文典的行为致敬！
老实说，刘文典和蒋介石的冲突更像是两个事先都对对方怄了一肚子气的人在一种激动的心态下作出的过激反应。后来这样的事情被一些人赋予了一些意识形态的东西，比如刘文典是为了保护进步青年支持共产事业云云，我看大可不必，刘文典当时真没想这么多。
蒋介石并没有真的把刘文典枪毙掉，他还不至于这么糊涂，刘文典被抓只不过是老蒋在安徽这个学潮多发地设置的一场演给安庆师生看的戏，有点擒贼擒王的味道。被关了一段时间后，刘文典就被放了出来，当然，他那安徽大学校长的职位肯定是保不住了。
不过，刘文典被解除安大校长职务不久，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就聘他为清华国文系主任，另外他又在北大兼课，两处领工资，一个月有七八百块钱（相当于我们现在好几万人民币了）。其后在北平的几年，堪称刘文典一生中最富足安逸的一段时间，据其子刘平章回忆：“家里雇着几个人，有一个黄包车专门拉我母亲去买菜，还买了部英国的小奥斯汀汽车代步，花了大约两千块钱。另外，我们家好像还在安徽买了栋房子，带有花园。”
当年在北平的汽车总共也没有几部，出门被车撞死比中彩票还难。刘文典当初从北大辞职到安徽大学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嫌北大给自己的工资不够高。这一次，刘文典骂蒋介石之后，在士林中名声大振，回来之后北大清华争着聘他，工资自然也不可同日而语了。刘文典塞翁失马，转了一圈之后，竟意外地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问题是，北大清华不比哈佛，没有蒋介石背后点头，罗家伦敢聘用刘文典吗？
也许刘文典自己对这一点也心有所感，1940年代蒋介石大寿时，时任云南省政府主席的卢汉托人让刘文典为蒋介石写一篇寿序，作为云南送给蒋介石的贺礼。刘文典答应了，写好后他还特意请昆明的一位书法名家书写成一本折子，盖了图章才送过去。
这些都是后话，仅凭刘文典对蒋介石的“冲冠一怒”已经足以让现在许许多多的大学校长们成为浮云了。
在刘文典那个时代，文人之狂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种可以共振的普遍现象。正如刘文典之子评价父亲的“所谓的狂就是因为傲，而傲又是因为他有本事”，狂是一种实力的体现，狂意味着个性，代表着创造力，一个每个人都活得很谨慎的时代注定是死气沉沉的。
而那个时代之所以狂人辈出，很重要的原因是人才可以自由流动，只要你有真才实学，就不愁没有用武之地，西南联大不聘刘文典没关系，到了云南大学他照样是宝。当时没有编制、档案、组织关系之类的羁绊约束，用人单位拥有很大的自主权，知识分子才敢如此张扬个性。如果在一个体制决定一切的地方，你不听话就没有饭吃，谁还敢如此放肆？
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
据说当年顶撞蒋介石的时候，刘文典大骂：“老子当年在东京跟孙先生干革命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里混呢！”这话很有点演义的色彩，不过刘文典确实是革命元老。1906年，17岁的刘文典就加入了同盟会，成为早期会员之一。辛亥革命成功后，由日本回国的刘文典，进入于右任创办的《民立报》，任英文翻译和编辑，为革命摇旗呐喊。
1913年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刘文典遭到袁世凯通缉，再次东渡扶桑。这一年，24岁的刘文典在日本加入了孙中山创办的中华革命党，此后三年他成了孙中山的秘书，配合孙中山及革命党人开展反袁行动。
袁世凯垮台后，刘文典满怀希望从日本回来，但是眼前的景象很快让他的心情再次跌入谷底。袁世凯死了，但神州仍然在黑暗中挣扎。对政治心灰意冷的刘文典决定远离政治，在书斋与讲坛之间了却自己的余生。
现在我们再来看，黄侃、刘文典、熊十力，他们都是从革命元老到学术大师，道路何其相似，又都狂得忘乎所以，性格又何其相似。其实，这种相似的原因并不难理解，他们无非是把革命那种血性与自信心带入学术中，不知不觉中学术也成了一种革命，并被赋予了神圣的使命感，他们都是身在书斋、心存家国的知识分子典范。就像钱理群评价刘文典那样：
刘文典的“狂”是真的。所谓“狂”无非是把自己这门学科看成“天下第一”，自己在学科中的地位看得很重：我不在，这门学科就没了！这种“舍我其谁”的狂傲、气概，其实是显示了学术的使命感、责任感和自觉的学术承担意识的。
我们看人往往只停留于一面，其实，刘文典还有很多不狂甚至谦卑的时候。
刘文典在陈寅恪面前就很谦虚，他一直自称“十二万分”佩服陈寅恪，还多次在课堂上竖起大拇指说：“这是陈先生！”然后，又跷起小拇指说：“这是刘某人！”“陈先生连波斯文、突厥文都会，跟他比，我还差得远哩。”
在西南联大时的一次“跑警报”中，刘文典正跑着，忽然想起身体羸弱且目力衰竭的陈寅恪，他赶紧带着几个学生折回来找到陈寅恪，搀扶着他往城外跑去，一边喊着：“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
我很怀疑沈从文那个“跑警报”的版本只不过是陈寅恪版的衍生版。
刘文典所谓的“保存国粹”正是体现了他对中国文化存亡断续的忧患意识，因为他知道，陈寅恪这样的人如果有不测，对于民族文化就是难以挽回的损失。
这样的忧患意识，使得刘文典在国学研究时抱着一种非常虔诚的心态。
刘文典在点校《淮南子》时，曾致信胡适道：“弟目睹刘绩、庄逵吉辈被王念孙父子骂得太苦，心里十分恐惧，生怕脱去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删；多出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增；错了一字，后人说我是妄改，不说手民弄错而说我之不学。所以非自校不能放心，将来身后虚名，全系于今日之校对也。”
校勘《淮南子》需要查阅《道藏》典籍，刘文典听说北京白云观里珍藏有明朝正统年间刊印的《道藏》一部，于是托朋友帮忙住进白云观，得以翻看此典。他在白云观潜心翻检《道藏》，足不出户，茶饭不思、寝食难安，以致患上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后养息调理了半年方才渐渐好转。
刘文典将“一字之微，征及万卷”作为自己校勘的格言。其学生李埏在向他借阅一本有关唐三藏取经的书时，发现书的天头地脚及两侧空白处都布满了他的批注。注文除中文外，还有日文、梵文、波斯文和英文。傅来苏忆及此事时，不禁感慨老师“其知识之渊博，治学之严谨，令人叹为观止”。
这样的成就是建立在巨大付出的基础上的。刘文典常通宵达旦地看书、写作，直到第二天七八点才睡觉，几乎从来不吃早点。到了中午，妻子叫他起床，他还蒙蒙眬眬的，给他夹菜，他看也不看就吃下去了。
在联大执教之初，刘文典雇了一位男佣照料自己的生活。第二年，妻儿也来了。等到妻子亲自去买菜回来做饭后，刘文典尝过，惊讶地问：“云南还有这么好吃的菜？”原来，那个男佣图方便，只给他做煮咸鸭蛋、蒸鸡蛋，刘文典吃了一年多，竟不知云南有新鲜的蔬菜，他的心思都花在授课与着述上，在生活方面向来糊涂。
七七事变后，刘文典因故未能及时南下，滞留北平。日本人闻知这位国学大师的名声，极力引诱他出任伪政府之职，但刘文典软硬不吃，断然拒绝。精通日语的刘文典在日本人面前不讲一个字的日本话，他说自己以“发夷声为耻”。
第二年，刘文典在友人帮助下，逃离北平，只身南下，“千里走单骑”来到西南联大，一时传为佳话。后来，刘文典听说周作人变节的事情，义愤填膺，说：“读书人怎么能那样不爱惜自己的羽毛呀！”
在《庄子补正》自序中，刘文典阐明了自己对民族气节的理解和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