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相似，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喊出了“打倒孔家店”——“孔子死了”的口号，以个体主体性冲击中国传统的群体主体性，而向往西方的科学、民主、自由、人权于是，“中国文化本位论”、“中体西用”、“全盘西化”、“批判继承”、“西体中用”等等，就成为在中西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的冲突之中的几种主要的文化选择。我们所面临的文化难题是，过于强调集体主义的整体，就会与中国传统的群体主体性吻合而满足现状；而过于强调个性主义的分离，就不“符合中国国情”而难以使社会有机体正常运转但是，我们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需要补“五四”没有补完的课，换句话说，只有在个体主体性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才可能出现人与人自由结盟而组成的“联合体”。因此，我们的文化选择是，对传统进行“扩充与改造”——以中国文化的世俗精神与整体系统精神，将基督教文化孕育出的科学技术等精确的文化精神以及自由民主与个性解放等注重人道的文化成果，逐渐地吸收过来，以中国文化为主体融合西方文化的精髓。这并不会使中国文化变成基督教文化，中国稍有理智的人决不会去信仰一个在西方都已经死掉的上帝，更不会去相信什么耶稣是处女感悟圣灵怀孕并且死而复生的神话。
因此，科学、民主、自由平等、个性解放，虽然都是由基督教孕育出来的，但是，基督教孕育出来的这些“魔鬼”，反过来又与基督教作对：在现代科学面前，上帝创世造人以及基督复活等等，就都成了一堆不科学的神话；而上帝不死，个体主体性就得不到高扬因此，基督教孕育出现代化，而现代化又摧毁了基督教的根基。与此截然相反，如果说耶稣在现代的再度死亡，正在于复活是一个不科学的神话；那么，孔子做为早已死去的历史人物，在现代反而难于死亡。孔教虽然孕育不出科学、民主、自由平等、个性解放，但是，从总的文化倾向上看，孔子那种“忠实于大地”（尼采语）的务实精神和实践品格，却与现代精神吻合而并不矛盾。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中没有神话。如果说世俗化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那么，孔子的教化本来就是世俗化的。但是，由于孔教没有孕育出科学的花朵以及由此带来的技术的硕果，没有孕育出民主、自由平等、个性解放，就在西方列强的压迫下受到了急于使中国富强的知识分子的猛烈攻击。但是，由于孔教的主要内容并不能被科学证伪，就使得反孔比反基督要艰难得多。孔教虽然孕育不出现代化，但是，现代化也难于摧毁孔教。
中国和西方有各自不同的文化需求，但也有共同的文化难题：即孔子和耶稣都受到了反传统者的文化挑战，而人们又没有拿出一整套能够代替孔教和基督教的价值观念，于是中西都发生了价值危机但事实上，反传统也很难把传统的文化框架彻底打碎，却往往把反传统者束缚在传统的文化框架上。这一点，可以通过西方反传统的尼采与中国反传统的鲁迅看出来。
先看尼采与耶稣。尼采似乎对基督教充满了不共戴天的刻骨仇恨，他不但认为肯定人生的狄俄尼索斯与阿波罗比基督教伟大得多，而且认为，即使否定人生的“死亡宗教”佛教，也比基督教好得多。基督教是堕落的，充满了腐朽的粪便一般的成分，其职能就是培养奴隶道德，推动“粗制滥造者”对于高贵的人的反抗。所以尼采为上帝的死亡而使人走上自由的大地而欢呼：“决心反对基督教已经不再是我们的动机，而是兴趣。”尼采特别仇视《新约》：如果说《旧约》还有一点原始的力度，那么，“《新约》是十分卑鄙的一类人的福音”。于是，尼采要来个“价值翻转”——“全盘反传统”，要“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然而你仔细品味尼采的书，就觉得尼采甚至比基督徒更像耶稣。
尼采把耶稣基督二分，认为历史上只有一个基督徒，那就是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那么，第二个基督徒是谁呢？似乎就是尼采。与孔子、伊壁鸠鲁那种常识的平凡的人格不同，耶稣是一种崇高的、光彩夺目的、神秘而有异能的人，是文化超人；而尼采所自我炫耀的光辉而高贵的人格，所希冀出现的“超人”，就与此相类。耶稣是在人类的罪恶灾难中，以救世主的身份降世教训人的，并且只给予而不索取；尼采则是在西方面临着一场巨大的价值危机的前夜，以类似救世主（查拉图斯特拉）的身份来教训人，并且也自喻为只给予而不索取的太阳。耶稣认为，人是从原罪的祖宗而来的，现世是堕落的，人必须超越现世才能进向天国；尼采认为，人是由虫子、猴子之类的东西变来的，现世是堕落的，人必须跨过系在兽与超人之间的软索，而进向超人。
耶稣的激进、热情、极端等性格特征，在尼采身上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耶稣推崇受苦受难，不但自己免不了被钉死，连他的门徒也要跟他受苦受难，惟有忍耐到底的才能得救；尼采也推崇受苦受难，以一个人所能忍受痛苦的程度检验他的强力意志。耶稣到地上来，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而尼采则以其好斗著称。耶稣自喻为先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尼采也自比为先知，说自己“来的太早了”，并教人做超人的道理。但是，先知注定不容于世人的，于是，耶稣在家乡不受欢迎，反遭厌恶和驱逐，而且最终被自己的同胞钉死在十字架上；尼采则猛烈地攻击他的祖邦德国，以为惟有祖国冷落了他，放逐了他，并且终于发了疯。尼采像执著于救世人的耶稣一样，虽遭冷遇，但还是要救世人，而不像中国的道家那样，在现实中一碰壁，就隐身自乐“独善其身”。有趣的是，尼采发疯时，给勃兰兑斯写了一封信，署名为“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不仅如此，尼采的文字风格、那种教训人的口吻，也都近于耶稣。
我们再看鲁迅与孔子。鲁迅对孔教进行了猛烈抨击，势不两立。
他私爱庄子、韩非，并自言受此二子的影响；他赞美墨子、大禹，惟独对于孔子非常冷淡，说孔孟的书与他不相干。不但不相干，而且鲁迅猛烈地攻击孔子及其维护的“礼教和家族制度”，剖其罪恶，斥其“吃人”。于是，中国文明就是一席吃人的筵宴，中国历史是“想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这两个时代的循环，中国人“懒惰，怯弱，而又巧滑”。鲁迅让人少看或者不看中国书，“把华夏传统所有小巧的玩艺儿全都抛掉”，他的《狂人日记》就是一篇“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小说。
尽管鲁迅受尼采影响很大，并且作散文诗《复仇（其二）》赞美耶稣，但是，与耶稣、尼采相比，鲁迅又近孔子。孔子、鲁迅都是平凡的、“于细微处见精神”的人格，而不是那种先知先觉的神人和超人。孔子一生颠簸流离，是为了治国平天下；鲁迅毕生精力都贯注于救国救民族的事业，他的留日时期、五四时期以及后期的思想都不完全一致，但在“感时忧国”一点上又统一起来了，换句话说，鲁迅正是为了民族复兴才甘愿使自己的学说随时而变。鲁迅后期转向以杂文的形式攻击一切害国害民的事物，也是为此。鲁迅也像孔子一样注重现世，反对把黄金时代预约给子孙，而不给生活于现世中的人。孔子以国计民生为第一位，以此赞美与他的道德理想并不一致的管仲为“仁”；而鲁迅之所以能够兼容其学说相互对立的达尔文、尼采与托尔斯泰（“托尼学说”），也是从民族生存的角度着眼的——不肯定达尔文、尼采就无以图强，不肯定托尔斯泰就无以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正因为鲁迅是以国家复兴为思考中心的“民族魂”，所以，鲁迅的个性主义从来都没有导向尼采、易卜生式的个性主义，而是希望“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孔子讲“杀身以成仁”，“知其不可而为之”，但却不是那种以自己钉十字架而感化人的人；鲁迅执著地为民族的生存而工作，但也说尼采终于不是太阳而发了疯，说尼采式的超人“太渺茫”，说耶稣终于不是“神之子”而是“人之子”孔子在碰壁之余，对学生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鲁迅“碰头”之余，也对学生许广平说：“我们还是隐姓埋名，到什么村里去，一声也不响，大家玩玩吧；”孔子说：“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这也就是鲁迅推崇的“壕堑战”——韧性精神——先保存自己，再施化别人。而正是这种精神，使鲁迅在教育部工作时，面对着袁世凯的祭孔、复辟，张勋拥戴皇帝坐龙庭，也能够默默生活下去。孔子能够在日常琐事、读书、与朋友交往中寻到生命的乐趣；鲁迅则说做皇帝是无聊的，不如同朋友谈天。因此，鲁迅非常重视友情，以自己有一个终生的好友许寿裳而自豪。不仅如此，鲁迅对于母亲是个孝子，对于章太炎、藤野先生又是好学生，而这正是孔子教诲的一部分。孔子、鲁迅在宣教时不像耶稣“我实在告诉你们”也不像尼采“我教你们做超人的道理”而是平易近人。毛泽东说孔夫子是古代的圣人，鲁迅是现代的圣人，该不是毫无因由吧？假如孔夫子活在现代，那么他也会像把“仁”送给管仲那样，送给鲁迅吧？
但是，对于相同的文化现象，却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从而导致不同的文化选择：在中国文化本位论者看来，既然反传统也摆脱不了传统的束缚，为什么要劳而无功呢？在反传统者看来，既然反传统是对传统的更新，而不会导致“全盘西化”，那么又何乐而不反呢？所以我以为无休止地争论要不要西化，是不是复古，都没有意义。中国文化必须向西方文化敞开大门，是经过从鸦片战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证明了的，但是，即使中国人尽力吸取西方文化，也仍然不会失去其主体性，因为在中国，理性精神的传统会使中国人毫不犹豫将耶稣的死而复生当成儿时不真实的童话。而对于西方文化来说，上帝与耶稣的存在却非常重要，否则他们的生活就变得毫无生趣，就只能在毫无价值的荒原上等待戈多。所以在伏尔泰、尼采死后的几百年里，西方人明知道耶稣死而复活是虚妄的，也只得去信从，而这就预示着西方文化的没落。中国文化素以保存文化而著称，对于在印度已经失传的佛教的保存就是例证。那么，当西方文化真正没落之时，也许保存了西方文化精华的，正是没有上帝也能够凛然正气地活下去的中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