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首先是为那样一些人，他们的喜悦和健康关系着我们自己的全部幸福；然后是为许多我们所不认识的人，他们的命运通过同情的纽带同我们密切结合在一起。我每天上百次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着别人（包括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的劳动，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的东西。我强烈地向往俭朴的生活，并且时常为发觉自己占有了同胞的过多劳动而难以忍受。
正是基于对人类共处中相互依赖性的认识，以及在这基础上形成的高尚的道德水准，使爱因斯坦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科学和人类社会的进步事来。
朱光潜曾举过闻一多的例子。而闻一多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来清华大学执教前，在与人交往方面则走过弯路，受过挫折。闻一多1925年5月回国，暑假后即来北京就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他开始时热情极高，全力以赴地于工作。但由于他只有诗人的热情，没有行政工作者的练达，很快就遭到了中伤和诽谤。他于是“愤而南归”，连衣物、书籍都没有带走。
1927年秋，“第四中山大学”成立时，聘他去担任外文系主任。但他还是不能适应环境，不久又离开了。他在一首诗里写道：
“我挂着一面豹皮的大鼓，
我敲着它游遍了一个世界，
……
我战着风涛，
日暮归来，
谁是我的家
1932年秋，闻一多应清华之聘，来校任中文系教授。这时他的思想感情十分痛苦。他在给朋友的信里说：“我现在最痛苦的是发现了自己的缺陷，一种最根本的缺陷——不能适应环境……”1933年春，应届毕业年级请他为纪念册题词，他竟以《败》为题，信笔挥就了一篇文字。
随后，总结过去“败”的经验教训和任教的需要，闻一多决心改走一条学者的道路，他把它叫做“向内走的道路”。他拟订了一个庞大的研究古典文学的计划，决心在这方面有一番作为和突破，他说：“……向外发展的路既走不通，我就不能不转向内走。在这向内走的路上，我却得着一个大安慰，因为我证实了在这向内的路上，很有发展的希望。因为我不能向外走而逼得我把向内的路走通了，这也可说是塞翁失马，是祸而非祸。”于是，他在教学之余，便把自己关在书斋里完成他那庞大的计划，过起“隐士”的生活来。
如果说，在20世纪30年代闻一多先生还勉强可以依靠治学和做“隐士”逃避人际关系的话，这种办法在21世纪的今天则寸步难行，根本行不通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报（《学习：内在财富》）指出：“学会共处”是对现代人的最基本的要求之一。
21世纪的重要特征之一便是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互相依存程度越来越高的时代，这个时代提出一个十分重要的做人命题。这就是学会共同生活，学会与他人共同工作。
在北大，学会合作，与人共处有着深刻的内涵。学会共处，首先要了解自身，发现他人优点，尊重他人。教育的任务就是要使学生了解人类本身的多样性、共同性及相互之间的依赖性。学校开设的诸种科目，无论是社会学科还是人文学科，都是为了传递人类的思想文化遗产，增进对于本民族和其他民族的了解，认识各自的文化特性和共同价值。了解自己是认识他人的起点和基础，正所谓“设身处地”。同时，教育作为个体社会化的过程，也注重从了解他人、他国、他民族的过程中更深切地认识自己，认识本国、本民族，这种了解和认识，始自家庭，及于学校；延至社会，推而广之于国际社会和各国人民及其历史、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等，并从这种深人的了解之中，培养人类的尊严感、责任心、同情心和对于祖国、同胞和人类的爱心。
学会共处，就要学会关心，学会分享，学会合作。仁爱，从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准则；“四海之内皆兄弟”，一直是相传千年的社会理念；“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更成为我国多民族社会大家庭的时代风尚、社会至上的价值观念带来了负面的影响，我们一方面要倡导在法律规范内的公平竞争，利用其有利于发挥个人首创精神和提高经济效益的积极方面，另一方面更要发扬和倡导先人后已、毫不利已、互相合作的集体主义精神。
学会共处，就要学会平等对话，互相交流。平等对话是互相尊重的体现，相互交流是彼此了解的前提，而这正是人际。国际和谐共处的基础。在北大，新生人校，无论是校长、院长、教授还是讲师、高一界的师兄、师姐，他们每一个人都会和你平等地对话，主动与你交流，把你融人集体之中。
学会共处就是要学会用和平的、对话的、协商的、非暴力的方法处理矛盾，解决冲突，这对于人际之间、群体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矛盾都同样适用。学会共处，不只是学习赖性。学校开设的诸种科目，无论是社会学科还是人文学科，都是为了传递人类的思想文化遗产，增进对于本民族和其他民族的了解，认识各自的文化特性和共同价值。了解自己是认识他人的起点和基础，正所谓“设身处地”。同时，教育作为个体社会化的过程，也注重从了解他人、他国、他民族的过程中更深切地认识自己，认识本国、本民族，这种了解和认识，始自家庭，及于学校，延至社会，推而广之于国际社会和各国人民及其历史、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等，并从这种深人的了解之中，培养人类的尊严感、责任心、同情心和对于祖国、同胞和人类的爱心。
学会共处，就要学会关心，学会分享，学会合作。仁爱，从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准则；“四海之内皆兄弟”，一直是相传千年的社会理念；“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更成为我国多民族社会大家庭的时代风尚、社会至上的价值观念带来了负面的影响，我们一方面要倡导在法律规范内的公平竞争，利用其有利于发挥个人首创精神和提高经济效益的积极方面，另一方面更要发扬和倡导先人后已、毫不利已、互相合作的集体主义精神。
学会共处，就要学会平等对话，互相交流。平等对话是互相尊重的体现，相互交流是彼此了解的前提，而这正是人际。国际和谐共处的基础。在北大，新生人校，无论是校长、院长、教授还是讲师、高一界的师兄、师姐，他们每一个人都会和你平等地对话，主动与你交流，把你融人集体之中。
学会共处就是要学会用和平的、对话的、协商的、非暴力的方法处理矛盾，解决冲突，这对于人际之间、群体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矛盾都同样适用。学会共处，不只是学习一种社会关系，它也意味着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从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传统到当代世界倡导的“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无不指明了学会与自然“共处”的重要性。这种学习，像其他学习一样，也包括了知识、技能和态度、价值观念的习惯和养成。
作为年轻人学会共处，主要不是从书本中学习，它的最有效途径之一，就是参与目标一致的社会活动，学会在各种“磨合”之中找到新的认同，确立新的共识，并从中获得实际的体验。
大学生积极投身社会实践活动，不但能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也能够提高社交能力和与人相处的能力。
朱光潜在谈到人与人合作的问题时曾说：
“交友是一件寻常事，人人都有朋友；交友却也不是一件易事，很少人有真正的朋友。势利之交固然破裂，就是道义之交也有时不免闹意气之争。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程颖诸人在政治和学术上的倾轧便是好例。他们个个都是好人，彼此珍惜互相间的友谊，而结果闹成和市俗人一般的翻云覆雨。交友之难，从此可见。从前人谈交友的话说得很多。例如‘朋友有信’，‘久而敬之’，‘君子之交淡如水’，视朋友须如自己，要急难相助，须知护友之短，像孔子不假盖于怪吝的朋友；要劝说规过，但‘不可则止，无自辱焉’。这些话都是说起来颇容易，做起来颇难。许多人都懂得这些道理，但是很少人真正会和人做朋友。”
选择你的朋友，对你的将来，对你的一生都会有很大的影响，一定要慎重。这是北大前辈的劝诫，也是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在做人处世的过程中应当注意的问题。
善于与人合作，才能成就大事业
与人交往时要克服过于“率真”的毛病
1928年，大散文家沈从文被当时任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聘为该校讲师。沈从文时年26岁，学历却只是小学文化，当他带一身泥土气，闯入十里洋场的上海后，时间不长，即以一手灵气飘逸的散文而误惊文坛，当时已颇有名气。
但是，名气不是胆气，在他第一次走上讲台的时候，除原班生外，慕名而来听课的人很多。面对台下满堂坐着的渴盼知识的济济学子，这位大作家竟整整呆了10分钟一句话也说不出，后来开始讲课了，而原先准备好的要讲授一个课时的内容，被他三下五除二地10分钟就讲完了，离下课时间还早呢！但他没有天南地北地瞎扯来硬撑“面子”，而是老老实实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道：“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于是，这老实的、可爱的坦言“害怕”，引起全堂发出一阵善意的笑声……胡适知道后，评价这次讲课时，对沈从文在第一次上课的失败中能坦言“害怕”，认为是“成功”的，值得赞赏！
沈从文的这种率真是值得肯定的。当然，也有一些北大老学究——比如熊十力和梁漱滨所表现出来的“率真”显得明显不合事宜，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应该力戒和克服。
从为人行事上讲，熊十力和梁漱滨一样，都合于儒者和佛家“知”与“行”合一的道路，有所信必能行，行与信完全一致，没有一点曲折，没有一点修饰。从生活上讲，熊、梁二先生都走的是佛家的一路。熊十力的衣着像是定做的，样子在僧与俗之间，袜子是白布高筒的，十足的憎式。生活十分简朴，房间除板床、旧被褥、书架和书外，余物不多，吃穿用总在凑合之度。熊十力对外表不甚重视，打扮起来也是超凡脱俗。他平时直立不喜坐，冬不御裘，御裘则病。所以在炎热的夏天时，他总是穿着一条中式布裤，上身光着。见客也是如此，无论来什么客人，年轻的女弟子，学界名人、政界要人，他都这样，毫无局促之态。
大半因信而诚之人多有率真，过于率真则行事在常人眼中看来有些怪，熊十力也属此怪人之列。比如他好吃鳖喜静，曾应上海复旦大学之聘，提出要求是只接触教授，不接触学生，每饭须备一鳖。不好多上课，在北大时，学生上门问学比去上课还多，被人称为不上课的名教授，弟子亦满下天。他不喜人打扰，30年代初住沙滩银问路西时，常有人无故打扰。他便关上门，门上贴一张大白纸，上写：近来常有人来此找某某人，某某人以前确是在此院住，现在确是不在此院住；我确是不知道某某人在何处住，请不要再敲此门。凡看见此条的人都不禁失笑。
熊十力不喜交往，人际关系仅在少数朋友和弟子的圈子内。据说对弟子，他要求很严，极少称许，稍有不合意就训斥；对于个别器重的弟子，就更不客气了，他必定是常常训斥，甚至动手打几下。其实，他对任何人都一样。比如居正（字觉生），是革命元老，也是熊十力的朋友，但熊十力对他与学生一样，觉得不对就骂。又如陈明枢，是熊在内学院的同学，也是很好的朋友，后来陈当了广东省政府主席，这时熊正贫病交困，陈请他去广东，他不去；送钱，他不受，陈实在要送，熊说我每月生活费大洋30元，陈按月寄送，他接受了。
克服“率真”，融入社会，绝不是为了随波逐流不要人格。
陈衡哲是北京大学第一位女教授，而且是蔡元培开风气之先才引进北大的。
陈衡哲秉性刚柔并济，有两件事在北大享有盛名。其一，陈衡哲对自己的入室弟子必进行人格教育。最常说的是：“你不要怕人恨你，恨是不要紧的，人家了解之后，就不会恨了。但你绝不可让人‘看不起’，那可能会糟透了！”其二，陈衡哲不怕汪精卫的压力，支持丈夫与之相抗，任叔永在北平时任管理美国庚子赔款退偿事务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干事长，恪尽职守。但时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多次想挪用此笔款项，是以威逼任叔永。陈衡哲知道后，对丈夫说：“我非牝鸡司晨，也不怕人恨。应本责任与道义立场来说话，纽约所存庚款，谁也不许移拿借用，我们宁可让人恨，不可让社会人士看不起。”
这种性格给她曾经惹出一场风波。日本人进逼华北之后，任叔永和她二人就先行转移入四川。任氏名重一时，被聘为四川大学校长，陈衡哲也被聘为教授。但陈氏一向对四川军阀的糜烂生活不满。一次，四川某将军邀请任氏夫妇参加家宴，一进客厅就发现妻妾成群，环伺于侧。陈衡哲立时心中反感起来，没想到饭后，将军又请她登榻烧两口玩玩，陈氏顿时心头火起，当即拒绝，转身而去。回家之后，她越想越不对，觉得妇女在四川之地位实在太低，于是提笔而成几篇文章，寄给胡适《独立评论》发表。结果在四川军阀中引发轩然大波，立时逼得她夫妇二人离开川大。
陈氏的刚强品格让同事们无不佩服，解放后她留在上海，帮助人民政府管理教育，成绩很大，至今为人传诵。
竞争时不忘合作
竞争是指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跟人争胜。“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是竞争的本质和普遍规律，也是自然界、人类社会得以前进的动力所在。可以说，竞争是无处不有、无时不在。合作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为了完成一项工作而团结一致，齐心协力。竞争者与合作者作为竞争与合作的主体及对象与竞争合作相伴而生相伴而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