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玉是近代“文人无行”的一个标本；他所获得的肮脏钱很多，而又嗜好收藏，张大干兜售假画的首选对象就是这种人。张辗转卖给罗的假造石涛作品有两种：一种是斗方，北方俗名“坑头画”。张大干之所以售假得逞，是因其善于利用对方的心理弱点——罗振玉万没有想到有人会“笨”到伪造卖不起价的“坑头画”的程度，又贪图其“价廉物美”，就买了许多来送给日本人。另一种是迎合罗振玉的收藏欲望的作品：罗收藏了八大山人的八幅行书屏条，总想搜求石涛的八幅画屏作配，却一直未能如愿。有一次张大千到罗振玉家看画，张对其中一幅石涛作品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罗居然指着张的鼻子，大骂他“无知狂妄”。
三个月后，从上海传出一个轰动画坛的消息：在某没落世家的故宅中，发现见于著录的石涛的八幅山水巨构。罗振玉闻讯后，立即让画商打电报到上海，通知对方送原件来看。几天后，送来了一幅；罗振玉一看，惊喜莫名，原来其尺寸与自己所藏八大山人的字屏完全相同。罗振玉认为这是天赐的一段“翰墨姻缘”，不由分说，就把这一幅留了下来，要求把其余七幅尽快送来。这下当然要讲价钱了，经过一个月的往返侃价，以5000个大洋成交。
罗振玉得了这八幅石涛巨构，踌躇满志，得意非凡。重新装裱后，特设盛宴款客赏画，张大干亦在被邀之列。当主人夸耀、客人艳羡时，张只是埋头大嚼，待到酒阑人散，他留在最后，开口说话了：“这八幅石涛画么，有点靠不住！”罗振玉大声咆哮：“什么！你说什么？”“罗老师息怒！这八幅画稿和图章都带来了，请你老鉴定。”张大干从容不迫地打开随身携带的“书帕”，画稿图章，赫然俱在；罗振玉汗流浃背，面如死灰……
十一、沈尹默寻访《空山听雨图》
清代乾隆时期的女道士清微道人擅长绘画。她所作的《空山听雨图》久负盛名，曾有数百位名流为其题咏。后来图册不慎遗失，清微道人由此而怏怏不乐，旋即上吊自戕。
著名书法家、鉴赏家沈尹默的伯父曾于光绪初年在北东搜求到《空山听雨图》册，亲自为之补图题词；并摹写了清微道人像，详跋其生平事迹；广泛征求文人墨客的题咏。这段艺坛佳话和藏界盛事给幼年时的沈尹默留下了深刻印象。沈的伯父去世后，这本图册也随之散失。沈尹默长大后，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数十年间，一有机会就探访寻找这本图册，却一直未能找到。沈寓居上海时，一度听说《空山听雨图》册已由徐积余收藏，曾当面向徐询问，徐回答说自己的确曾经收藏过，但现在已归别人。沈也就未便深问，但这本珍贵图册的影子仍时常晃动在他的脑海中。
20世纪60年代初，沈尹默的朋友陶心华幸运地收集到了《空山听雨图》册，准备捐献给无锡市博物馆。因为知道这本图册和沈家有渊源，特意将册页的摄影照片寄给沈尹默，请他作一段题记。这使他在相隔80年之后又重睹了先人手泽，因此，十分欣慰地题写了跋文。
据说，（空山听雨图）册从沈家流出后，即被长期在广东当官的王雪澄所收藏。后又由徐积余用450两纹银购得。50年代徐死后，才从其家中流出，辗转流传到了陶心华手中。由此可见：在私人收藏的情况下，文物名迹的流传往往有其偶然性。当然，这也给有志收藏者留下了很大的回旋余地与机遇空间。
十二、《平复帖》回到了人民手中
民国时期的著名收藏家溥心畲有两件“主打”藏品——晋代陆机的《平复帖》和唐代韩干的《照夜白图》。后来，溥心畲在北京将《照夜白图》卖与上海商人叶某。张伯驹闻讯后，立即致函当时主管北京政务的宋哲元将军，申述此图有重要文献价值，请宋干预，不要任其出境。待宋哲元查询时，《照夜白图》已被叶某带走，并转卖给了英国人。张伯驹为此痛心不已，特别请人向溥心畲致意：千万不要再使《平复帖》流出国境；如果愿意出让，张愿出钱购买。得到的答复是：“心畲现在不需要钱，如要买，需付价款20万元。”对此“天价”，张伯驹当然既无力，也不愿承受。
第二年，叶遐庵举办“上海文献展览会”，特挽请张大千先生出面向溥心畲“说项”，愿以6万元求购《平复帖》。殊不料溥仍咬定要价20万元不松口。
1934年岁末，张伯驹从天津回北京度春节，在火车上巧遇傅增湘先生，谈及溥心畲遭遇母丧，正急需用款。张表示如果用《平复帖》作抵押，则自己愿借钱给溥办理丧事。傅增湘先生是个古道热肠的人，很自觉而诚恳地为双方居间说合；第二天就告诉张伯驹：溥家现只要价4万元，不如直接买断更为简便。张伯驹在“头寸”很紧的情况下多方筹措，分三次付清了全款，溥心畲才将《平复帖》交给傅增湘。傅先生又慎重其事地加跋后，将此帖亲自送到了张伯驹手中。其时，早已有人觊觎着《平复帖》，想趁机将它弄到手再转卖给日本人，则20万元垂手可得。幸亏傅增湘先生办事迅速而热心，才避免了这种不幸的后果。
北京沦陷后，张伯驹在家里蛰居了整整四年，直至后来携家带眷到陕西避难，始终都把《平复帖》藏在衣被中，一刻也不敢让它离身。这幅晋代陆机的著名手迹，书法奇古，从唐、宋、元、明流传到清代，后由雍正皇后、乾隆生母孝圣宪皇后遗赐给成亲王永理。又辗转由成王府归属恭王府，直到由张伯驹珍藏。1956年，张先生决定将这幅国宝捐献给国家，使人民之物回到人民手中。他十分欣慰地说：“在昔欲阻《照夜白图》出国而未能，此则终了宿愿，亦吾生之一大事。”
十三、蔡君谟自书诗册的神龙首尾
宋代蔡君谟的书法曾被欧阳修、苏东坡誉为“当世第一”；与苏、黄、米并称“宋四大家”。张伯驹先生收藏了一本蔡君谟的自书诗册：淡黄色纸本，洁净如新，乌丝格，核桃字；行楷兼备，姿态翩跹，是蔡的书法精品。这本诗册共书写了他本人创作的13首诗，共计884个季；”册后及“隔水”上钤盖有贾似道的三颗印章；后面有蔡伸、蒋璨、胡粹等多人题跋。
说起来，这本诗册的流传还有一连串的故事：这本蔡君谟的自书诗册原为毕秋帆的藏品，曾被刻人他的《经训堂帖》。后来被“籍没入内府”，曾刊载在《宝芨三编》上，因未经乾隆皇帝过目，所以上面未盖乾隆御玺。在清废帝溥仪未被逐出故宫时，被太监偷出盗卖。收藏家朱翼庵在北京地安门的古玩书画店中花5000元购得。后来不慎失窃，朱翼庵到处搜寻，终于又在海王村的文玩店中用重金将其赎回。朱去世后，他的后嗣仍把这本诗册视为“传家宝”，不肯转让。直到朱翼庵的元配夫人逝世，朱家为筹措营葬费用才打算将其出售。当时，汪伪政权的南京市市长梁鸿志已出价4万元意欲收买。由“惠古斋”的柳春农作中介，大收藏家张伯驹按朱家的索价，付出45000元将其购得。
1956年，张伯驹先生将蔡君谟自书诗册连同陆机的《平复帖》等，一并捐赠给了故宫博物院。
十四、张大千不买豪宅买名画
现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南唐顾闳中的名画《韩熙载夜宴图》，是因后主李煜意图窥探韩熙载的私生活而产生的画幅，反映了李后主对从北方南迁人士的猜忌心理。《宣和画谱》记载：“中书舍人韩熙载以贵游世胄，多好声伎，专为夜饮，虽宾客揉杂，欢呼狂逸，不复拘制。李氏悟其才，置而不问。声传中外，颇闻其荒诞，然欲见樽俎灯炀间，觥筹交错之态度不可得，乃命闳中夜至其第，窃窥之，目识心记，图以上之。”此图昔为年羹尧所藏，图上钤有年的收藏印。年羹尧获罪抄家后，《韩熙载夜宴图》归入清官，是清高宗所珍赏的名迹，图上留下了乾隆皇帝亲笔篆书的题签并钤盖了“太上皇帝”御玺。以后，历经嘉、道、咸、同、光、宣六朝，均为“大内”所珍藏。
抗战胜利后，伪“满洲国”覆灭；大批“御藏”文物流失在长春街头，在社会的大动荡中身价陡降，在长春当地是论袋计价——一麻袋文物多少钱？识货的人带人关内，一进入北京琉璃厂其价位就成千上万倍地飙升。当时的古董商人称这批货为“东北货”；很多人因经营“东北货”而大发其财。
1945年11月，张大干重返北京，打算买房定居。恰逢有一所前清王府要出售，索价黄金500两。张大干亲自去看了房子，觉得很称意，就用出买自己所作绘画“期货”的办法，凑足了这个数目，还向房主交了若干定金。几天后，他偶然在琉璃厂的“东北货”中发现了《韩熙载夜宴图》，不禁为之狂喜，觉得非买不可。可是，古董商要价奇昂——也是黄金500两。豪宅与名画既然不能兼得，张大干经过几天的反复考虑，终于决定舍弃豪宅而购买名画。后来，他曾向人解释自己当时的心态说：“因为那所大王府不一定立刻有主顾，而《韩熙载夜宴图》却可能一纵即失，永不再返。所以我把买房子的金条，完全移用来买画。”
1952年夏，旅居香港的张大干决定移居阿根廷，为筹措费用不得不出售藏画。他不愿祖国珍贵的古代名迹落在外国人之手，遂托可靠朋友将“大风堂”的“镇山之宝”《韩熙载夜宴图》以远远低于市价的价格卖给了国家文物局，实际上是将这卷故宫瑰宝返赠给了祖国。此事曾引起蒋介石对张大干的极大不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