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李承中接受了父亲为自己定下的婚事，十几天里，每日皆与方玲小姐相会。然而却因为陈炯明的突然叛乱，李承中不辞而别，引起方玲和父亲的误会，险些退亲。所幸，叛军很快被打退，李承中也再次向学校请假，赶回家中，向方玲道歉，并说明了不辞而别的缘由，误会得以解除，二人和好如初。
1924年11月30日，军校组织学员结业考试。12月7日，放榜公布考试成绩，原招录的500名学员及开学后新增两批学员150名中，仅有3人结业考试不合格，2人军事科目评审不达标，其余645名学员均顺利通过结业考试及军事科目评审。一期学员中，结业考试前五名的是：左权、胡宗南、陈赓、刘军锋、李承中；军事科目评审前五名的是：左权、李承中、胡宗南、杜聿明、刘军锋。
12月31日，黄埔一期毕业典礼举行。因军校总理孙文先生北上，由校长蒋中正主持典礼。在毕业典礼上，蒋中正校长亲自为645名学员颁发了毕业证书。在毕业典礼上，蒋中正还宣布了广州国民政府命令：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学员组成黄埔学生军，设四个大队，每个大队下设三个排。蒋中正为各大队长、排长、班长颁发任命书及肩章。毕业考试前五名的学院分别被授予职务：胡宗南任第二大队大队长，左权任第二大队副大队长，陈赓任第四大队副大队长，李承中任第二大队一排排长，刘军锋任第四大队三排排长。
1925年1月18，刚满20岁的李承中，和18岁方玲正式成婚。
就在孙文在南方办军校，为革命培养人才的时候，北方的形势发生重大变化。1924年奉系军阀张作霖出五路大军入关，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北洋政府总统曹锟准备任命冯玉祥为“讨逆军”总司令，出兵迎战奉军。一向与冯玉祥不和的吴佩孚得知这个消息，担心冯玉祥执掌兵权后威胁自己的地位，急匆匆地赶往总统府。
“老曹啊，冯玉祥这人和我们不是一条心，他背地里和南边的孙文勾勾搭搭，让他掌了兵权，恐生祸端啊！”吴佩孚赶到总统府后，对曹锟说。
“吴老弟啊，你说的我都知道！可是现在奉军攻势正猛，无可奈何啊！一军的冯玉荣临阵脱逃，二军的王怀庆腐朽懦弱，奉军已经占了九门口、石门寨，形势危急啊，不得不为！”曹锟最终未听吴佩孚的话，任命冯玉祥为讨逆军总司令，出古北口迎战奉军。
10月23日，冯玉祥趁吴佩孚兵败，率部返回北平，包围总统府，迫使曹锟下令解除了吴佩孚的职务，并监禁了曹锟。曹锟签发免职令的时候，叹气道：“玉帅（吴佩孚字子玉，人称玉帅）啊，悔不该当初没听你的啊！”此事被外界称之为“北平事变”。
北平事变后，面对纷繁复杂的局势，冯玉祥倍感压力颇大，一面请皖系领袖段祺瑞出山，一面电告孙文请他北上共商大计。
这日，愁闷的冯玉祥正在颐和园中闲走，突然一人慌慌张张跑过来，撞到自己，那人连道歉都没说，一面往前跑，一面喊道：“主子，您慢些！”
一贯痛恨封建专制的冯玉祥，见到此状，非常生气，叫来侍卫，指着前面问道：“那两个人是谁？”
侍卫答道：“冯将军，前面那个年青人是前清皇上溥仪，旁边是侍候的小太监。”
冯玉祥听了，顿时气不打一处来，骂道：“现在都民国十三年了，他溥仪为什么还在这里养尊处优！怪不得革命几十年了，封建余毒始终不散，这个皇上都还没打倒，还在这里颐指气使的奴役人！”说完，冯玉祥立即回去，召开内阁会议，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废除帝号，并要求清室迁出紫禁城，驱逐溥仪出故宫。同时，将故宫中的文物保护起来，故宫改作国家图书馆、博物馆之用，并向公众免费开放。这标志着，紫禁城自名永乐十九（1421年）作为全国政治核心203年以来，首次被揭开神圣、神秘的面纱，进入公众的视野。
1924年11月10日，接到冯玉祥邀请的孙文，发表《时局宣言》：
“本年九月十八日，本党对于出师北伐之目的，曾有宣言。其主要之意义，以为国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拥护国家及民众之利益。此种目的，与帝国主义欲使中国永为其殖民地者，绝对不能相容。故辛亥之役，吾人虽能推倒满洲政府，曾不须臾，帝国主义者已勾结军阀，以与国民革命为敌，务有以阻止国民革命目的之进行。十三年来，军阀本身有新陈代谢，而其性质作用，则自袁世凯以于至曹锟、吴佩孚，如出一辙。故北伐之目的，不仅在覆灭曹吴，尤在曹吴覆灭之后，永无同样继起之人。换言之，北伐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盖必如是，然后国民革命之目的，乃得以扫除阻碍之故而活泼进行也。
国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拥护国家及民众之利益，其内容为何，本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已详述之。盖以民族、民权、民生三主义为基本，而因应时势，列举救济方法，以为最少限度之政纲。语其大要，对外政策：一方在取消一切不平等之条约及特权；一方在变更外债之性质，使列强不能利用此种外债，以致中国坐困于次殖民地之地位。对内政策：在划定中央与省之权限，使国家统一与省自治，各遂其发达而不相妨碍；同时确定县为自治单位，以深植民权之基础；且当以全力保障人民之自由，辅助农工商实业团体之发达，谋经济、教育状况之改善。盖对外之政策果得实现，则帝国主义在中国之势力归于消灭，国家之独立自由可保；对内政策果得实现，则军阀不致死灰复燃，民治之基础莫能摇动。此敢信于中国之现状，实为对症之良药也。
北伐目的宣言，根据此旨，且为之说明其顺序：“（一）中国跻于国际平等地位以后，国民经济及一切生产力方得充分发展。（二）实业之发展，使农村经济得以改良，而劳动农民之生计有改善之可能。（三）生产力之充分发展，使工人阶级之生活之生活状况，得因其团结力之增长，而有改善之机会。（四）农工业之发达，使人民之购买力增加，商业始有繁盛之动机。（五）文化及教育等问题，到此方不落于空谈。以经济之发展，使智识能力之需要日增，而国家富力之增殖，可使文化事业及教育之经费易于筹措；一切智识阶级之失业问题、失学问题，方有解决之端绪。（六）中国之法律，更因不平等条约之废除，而能普及于全国领土；一切租界皆已废除，然后阴谋破坏之***势力无所凭借。”以上诸端，凡属国民，不别其为实业家、为农民、为工人、为学界，皆无不感其切要，而共同奋斗，以蕲其实现者也。
国民革命之目的，其内容具如此。十三年来，帝国主义与军阀互相勾结，以为其进行之障碍，遂使此等关系民国存亡、国民生死之荦荦诸端，无由实现。为谋目的之到达，不得不从事于障碍之扫除，此北伐之举所以不容已也。
自北伐目的宣布以后，本党旗帜下之军队在广东者，次第集中北江，以入江西。而本党复从种种方面指示国民，以帝国主义所援助之军阀虽怀挟其武力统一之梦想，而其失败终为不能免之事实。今者吴佩孚之失败，足以证明本党判断之不谬矣。
军阀所挟持之武力，得帝国主义之援助而增其数量。此自袁世凯以来已然。然当其盛时，虽有帝国主义为之羽翼，及其败也，帝国主义亦无以救之。此其故安在？二年东南之役，袁世凯用兵无往不利，三四年间叛迹渐著，人心渐去，及反对帝制之兵起，终至于众叛亲离，一蹶不振。七年以来，吴佩孚用兵亦无往不利，骄气所中，以为可以力征经营天下，至不恤与民众为敌，屠杀工人、学生，以摧残革命之进行，及人心已去，终至于一败涂地而后已。犹于败亡之余，致电北京公使团，请求加以援助。其始终甘为帝国主义之傀儡，而不能了解历史的教训如此。由斯以言，帝国主义之援助，终不敌国民之觉悟。帝国主义惟能乘吾国民之未觉悟以得志于一时，卒之未有不为国民觉悟所屈伏者。愿我友军将士暨吾同志，于劳苦功高之余，一念及之也！
吾人于此，更可以得一证明：凡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者无不败。反之，与国民结合以速国民革命之进行者无不胜。今日以后，当划一国民革命之新时代，使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之现像，永绝迹于国内。其代之而兴之现像，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国民革命必于此对乃能告厥成功。今日者，国民之武力固尚无可言，而武力与国民结合则端倪已见。吾人于此，不得不努力以期此结合之确实而有进步。
欲使武力与国民深相结合，其所由之途径有二：
其一，使时局之发展能适应于国民之需要。盖必如是，然后时局发展之利益归于国民，一扫从前各派势力瓜分利益及垄断权利之罪恶。
其二，使国民能自选择其需要。盖必如是，然后国民之需要乃得充分表现，一扫从前各派包揽、把持、隔绝群众之罪恶。
以上二者，为国民革命之新时代与旧时代鸿沟划然。盖旧时代之武力为帝国主义所利用；新时代之武力，则用以拥护国民利益，而扫除其障碍者也。
本党根据以上理论，对于时局，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而在国民会议召集以前，主张先召集一预备会议，决定国民会议之基础条件及召集日期、选举方法等事。
预备会议以左列团体之代表组织之：
一、现代实业团体；二、商会；三、教育会；四、大学；五、各省学生联合会；六、工会；七、农会；八、共同反对曹吴各军；九、政党。
以上各团体之代表，由各团体之机关派出之，人数宜少，以期得迅速召集。
国民会议之组织，其团体代表与预备会议同，惟其代表须由各团体之团员直接选举，人数当较预备会议为多。全国各军，皆得以同一方法选举代表，以列席于国民会议。于会议以前，所有各省的政治犯完全赦免，并保障各地方之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
党致力国民革命，于今三十余年。以今日国内之环境而论，本党之主张，虽自信为救济中国之良药，然欲得国民之了解，亦大非易事。惟本党深信国民自决，为国民革命之要道。本党所主张之国民会议实现之后，本党将以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所列举之政纲，提出国民会议，期得国民彻底的明了与赞助。
本党于此，敢以热诚告于国民曰：国民之命运，在于国民之自决。本党若能得国民之援助，则中国之独立、自由、统一诸目的，必能依于奋斗而完全达到。凡我国民，盍兴乎来！”
孙文的时局宣言和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得到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支持和全国民众的拥护。
11月13日，孙文携夫人宋庆龄戴炳北上。不久，占据惠州一带的陈炯明，臣孙文离开广州北上的机会，在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支持下，自称“救粤军总司令”，向广州进攻。
为统一粤省，顺利北伐，1925年1月25日，广州国民政府发布《东征宣言》，组成以杨希闵为总司令的东征联军，讨伐陈炯明。东征联军以黄埔学生军、粤军、滇军为主题，分左、中、右三路。黄埔学生军共三个团，编入右路军。刚刚举行婚礼的李承中也参加了黄埔学生军，任第二团第一营二连一排排长，刘军锋任第二团第一营三连二排排长。
2月11日，为配合粤军攻打海陆丰和潮汕，蒋中正决定令黄埔学生军打下淡水，防止西线陈军救援潮汕。第二团第一营二连奉命组成“奋勇队”，15日拂晓发起攻击，战斗不到半小时，李承中的一排率先攻入城内，与后续部队一举拿下淡水城。
学生军攻克淡水后，配合粤军第二师，击溃前来增援的洪兆麟部陈军2万余人，并乘胜追击，相继攻占平山、海丰、陆丰、梅州等地。陈军将领洪兆麟、叶举见大势已去，脱离部队，从海路逃走。
右路军连战连捷的同时，左路滇军也斩获颇丰，先后攻克兴宁、五华、潮州、汕头，围困惠州，孤守惠州的陈军将领杨坤斗志全失，出城投降。至此，持续一个多月的东征，以广州国民政府的全胜结束。
东征大获全胜的消息传回广州，黄埔军校政治部周主任对蒋中正说：“东征的胜利，是国共两党合作创建新军队的胜利，有着很重大的意义，它标志着粤省全部统一于国民政府管辖之下。这不仅使我们的革命根据地更加巩固，也为下一步的北伐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啊！”
就在广州全城欢庆东征大捷的时候，1925年3月12日，孙文在北京因病逝世。5月，原东征联军总司令杨希闵叛乱，国民政府调驻守粤东的原东征联军主力会师广州平叛。然而，就在这时，原已被打败的陈炯明残部乘机再次叛乱，重占潮汕、惠州等地。盘踞粤东南的邓本殷也乘机向广州进攻。
为彻底消灭粤省军阀势力，国民政府决定再次东征，任蒋中正为东征军总司令，周恩来为东征军政治部主任，汪精卫为东征军党代表。东征军分三个纵队，何应钦任第一纵队司令，李济深任第二纵队司令，程潜任第三纵队司令。原黄埔学生军改编为***军，辖三个师。胡宗南任第一师二团一营营长，李承中任第一师二团一营一连连长，刘军锋任第一师三团二营二连连长。
东征军经过两个多月的苦战，终于歼灭陈军主力，陈炯明逃亡香港，陈军残部退至闽赣边一带，再也无力袭扰粤东。同时，东征军也消灭了粤南军阀邓本殷在高州、雷州、琼崖岛（不久国民政府改称海南岛）的势力，完全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
经过两次东征，彻底消灭了粤省的军阀势力，革命军势力不断壮大。1926年，广州国民政府对所辖军队进行统一整编为国民革命军，共8个军，10万人。蒋中正任总司令，李济深任总司令部参谋长，白崇禧任参谋次长代理参谋长，邓演达任政治部主任，郭沫若任政治部副主任。何应钦、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李福林、程潜、李宗仁、唐生智分任第1军至第8军军长；缪斌、李富春（共产党员）、朱克靖（共产党员）、廖乾吾（共产党员）、李朗如、林伯渠（共产党员）、黄绍竑、刘文岛分任第1军至第8军党代表或副党代表。[9]??除第8军驻湖南衡山、安仁地区，第7军驻广西外，其余6个军均驻广东。国民革命军八个军建制如下：
第一军由黄埔学生军收编粤军一部发展编成，下辖五个师：第1师师长王柏龄，副师长王俊，参谋长郭俊，辖1团孙元良、2团倪弼、3团薛岳；第2师师长刘峙，参谋长胡树森，辖4团陈继承、5团蒋鼎文、6团惠东升；第3师师长谭曙卿，副师长顾祝同，参谋长赵启录，辖7团涂思宗、8团徐庭瑶、9团卫立煌；第14师师长冯轶裴，参谋长吴文献，辖40团郑振铨、41团蔡熙盛、42团周址；第20师师长钱大钧，参谋长韩德勤，辖58团王文翰、59团赵锦雯、60团李杲及刘秉粹补充团。补充团长张贞，炮兵团长蔡忠笏，警卫团长朱毅之。
第二军由湘军第三混成旅和第六混成旅发展编成，下辖四个师：第4师师长张辉瓒，副师长王捷俊，参谋长粟晃扬，辖10团谢毅伯、11团周卫黄、12团邓赫绩；第5师师长谭道源，副师长成光耀，参谋长李家白，辖13团罗寿颐、14团彭璋、15团朱刚伟；第6师师长戴岳，副师长朱耀华，参谋长萧文铎，辖16团黄友鹄、17团廖新甲、18团刘风；教导师师长陈嘉祐，参谋长梁广谦，辖余泽篯、李蕴珩两个团；炮兵团长谢慕韩。
第三军由滇军一部发展而成，下辖三个师：第7师师长王均，副师长张近德，参谋长历式鼎，辖19团曾万钟、20团万人敌、21团彭武扬；第8师师长朱世贵，副师长杨育涵，参谋长刘发良，辖22团韦杵、23团祝膏如、24团李思愬；第9师师长朱培德兼，副师长顾德恒，参谋长李明扬，辖25团顾德恒、26团李明扬两个团；宪兵营长武宣国。炮兵营长张言传。
第四军由粤军第一师发展而成，下辖四个师：第10师师长陈铭枢，副师长蒋交鼐，参谋长朱绍良，辖28团蔡廷楷、29团范汉杰、30团戴戟；第11师师长陈济棠，副师长邓世增，参谋长李扬敬，辖31团香翰屏、32团余汉谋、33团黄震球；第12师师长张发奎，副师长朱晖日，参谋长吴奇伟，辖36团缪培南、35团黄琪翔、34团许志锐；第13师师长徐景唐，副师长陈章甫，参谋长李务滋，辖37团云瀛桥、38团陆兰培、39团陈章甫；独立团团长叶挺。炮兵营长郭思演、薛仰忠。
第五军由粤军序列的福军发展而成，下辖两个师：第15师师长李群，副师长林驹，参谋长何家瑞，辖第43团黄相、第44团周定宽、第45团黄炳琨；第16师师长陈炳章，副师长王若周，辖第46团陆满、第47团李林、第48团陈伟图；独立第1团长梁林，第2团团长林驹。
第六军由广州国民政府警卫军为基础，下辖三个师：第17师师长邓彦华，参谋长曾则生，辖第49团傅良弼、第50团文鸿恩、第51团钟韶；第18师师长胡谦，副师长苏世安，辖第52团苏世安、第53团宋世科、第54团李明灏；第19师师长杨源浚，副师长王邦若，辖第55团王尹西、第56团张轸、第57团王茂泉；炮兵营营长莫希德、罗心源。
第七军由两广统一后的新桂系李宗仁、黄绍竑所部改编而成，下辖九个旅：第1旅旅长夏威，参谋长毛炳文，辖第1团陶钧、第2团吕演新；第2旅旅长李明瑞，参谋长吕其彬，辖第3团李明瑞、第4团李朝芳；第3旅旅长伍廷扬，参谋长林世嘉，辖第5团张国柱、第6团龚寿仪；第4旅旅长黄旭初，参谋长黄莘，辖第7团许崇武、第8团林畅茂；第5旅旅长刘日福，参谋长刘克初，辖第9团陆受祺、第10团梁朝玑；第6旅旅长韦云淞，参谋长徐启明，辖第11团韦云淞、第12团叶丛华；第7旅旅长胡宗铎，参谋长李石樵，辖第13团李孟庸、第14四团杨腾辉；第8旅旅长钟祖培，参谋长以定邦，辖第15团尹承纲、第16团周祖晃；第9旅旅长吕焕炎，参谋长董南，辖第17团杨义、第18团蒙志；独立第1团陈济桓独立第2团罗浩忠入伍生团吕竞存。
第八军由湖南陆军第四师发展而成，下辖六个师：教导师师长周斓。辖3个团，团长分别为罗霖、鲁扬开、刘克豪；第2师师长何键，参谋长胡达。辖4个团，团长分别为陶广、刘建绪、危宿钟、张辅；第3师师长李品仙。辖4个团，团长分别为张国威、熊震、李云杰、吴尚；第4师师长刘兴，参谋长王德光。辖4个团，团长分别为廖磊、唐哲明、周维寅、颜仁毅；第5师师长叶琪。辖3个团，团长分别为何宣、周磐、刘运乾；鄂军第1师师长夏斗寅，副师长周斓，参谋长廖汝钧/万耀煌。辖3个团，团长分别是万耀煌、卢本棠、张森；教导团团长周荣光。炮兵团团长王锡焘。
李承中任第一军第一师三团二营副营长，刘军锋任第一军第一师三团二营二连连长。
1926年1月，中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议提出“对内当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之工具，首为军阀”的口号。2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提出进行北伐推翻军阀的政治主张。
1926年7月9日，蒋中正就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誓师北伐。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章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