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2月，蒋介石在重庆主持召开高级军官会议，对抗战一年多以来战功卓著的将领予以表彰。这次会议后，26师扩编为26军，原师长李承中任中将军长。
就在国民政府在重庆总结一年来抗战之经验教训，号召全国人民继续团结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下，坚持抗战到底之时，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强调要以武力“扫荡”抗日的国民政府，同时要和“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向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
12月25日，国民政府的第二号任务汪兆铭在汉口致电蒋介石和重庆中央党部，提出“接受近卫声明，对日妥协，以换得国内和平建设”。
汪兆铭的投降态度，令蒋介石十分愤怒，要求《中央日报》全文刊载汪兆铭的这篇向日本侵略者投怀送抱的卖国电文：
“重庆中央党部，蒋总裁，暨中央执监委员诸同志均鉴：
今年4月，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说明此次抗战之原因，曰：“自塘沽协定以来，吾人所以忍辱负重与倭国周旋，无非欲停止军事行动，采用和平方法，先谋北方各省之保全，再进而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为最低限度。在经济上以互惠平等为合作原则。”
自去岁7月芦沟桥事变突发，中国认为此种希望不能实现，始迫而出于抗战。顷读倭国政府本月22日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的阐明：
第一点，为善邻友好。并郑重声明倭国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倭国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营业之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倭国政府既有此郑重声明，则吾人依于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则吾人遵照宣言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实为应有之决心与步骤。
第二点，为共同防共。前此数年，倭国政府屡曾提议，吾人顾虑以此之故，干涉及吾国之军事及内政。今倭国政府既已阐明，当以日德意防共协定之精神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则此种顾虑，可以消除。防共目的在防止共产国际之扰乱与阴谋，对苏邦交不生影响。中国共产党人既声明愿为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则应即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完全遵守中华民国之法律制度。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之最高原则，一切违背此最高原则之组织与宣传，吾人必自动的积极的加以制裁，以尽其维护中华民国之责任。
第三点，为经济提携。此亦数年以来，倭国政府屡曾提议者，吾人以政治纠纷尚未解决，则经济提携无从说起。今者倭国政府既已郑重阐明尊重中国之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并阐明非欲在中国实行经济上之独占，亦非欲要求中国限制第三国之利益，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则，以谋经济提携之实现，则对此主张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
以上三点，兆铭经熟虑之后，以为国民政府应即以此为根据，与倭国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倭国政府11月3日之声明，已改变1月16日声明之态度，如国民政府根据以上三点，为和平之谈判，则交涉之途径已开。中国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以上三点，为和平之原则，至其条例，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适当。其尤要者，倭国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所谓在防共协定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此为中国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所关，必须如此，中国始能努力于战后之休养，努力于现代国家之建设。
中日两国壤地相接，善邻友好有其自然与必要，历年以来，所以背道而驰，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了其责任。今后中国固应以善邻友好为教育方针，倭国尤应令其国民放弃其侵华侮华之传统思想，而在教育上确立亲华之方针，以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同时吾人对于太平之安宁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亦必须与关系各国一致努力，以维持增进其友谊及共同利益也。
谨引提议，伏祈采纳！
汪兆铭，艳。”
26日，蒋介石在重庆发表《揭发敌国阴谋、阐明抗战国策》的演讲，正式拒绝近卫声明。
“校长，我国力不及日本，自全国抗战以来，本就有很多人对抗战前途很悲观，动摇者甚多。如今汪副主席以党国副总裁之身份公开向日寇摇尾乞怜，这是叛国行为，是可耻的汉奸行径，极有可能会造成动摇分子公然投敌，于抗战形势极为不利。请校长下令严惩汪兆铭的汉奸行为！”在报纸上看到汪兆铭的“艳电”，李承中痛骂这位曾经在黄埔给自己讲过课的汪兆铭先生卖国求荣，立即赶到林园，请求蒋介石严惩汪兆铭。
“承中啊，我何尝不知兆铭此举的严重恶果？可是他毕竟我党的元老，目前仍是我党的副总裁，国府的副主席，还是先晓以大义，为其留悛悔余地。”蒋介石说道。
27日，在海外捐赠全部财产用于抗日的华侨领袖陈嘉庚给蒋介石发来通电，“最近参政会决议，公务员中途言和，即为汉奸国贼。汪身为议长，岂竟充耳弗闻？此而不诛，何以励众，更何以根绝效尤！国府当迅即严惩汪逆汉奸之罪！”
同一天，旅美华侨领袖邝炳舜发表通电，“汪贼发此艳电，实叛国投敌，当以汉奸论罪”；陶行知在香港通电，要求国府对汪兆铭“褫夺所任各公职”。
1939年元旦，在重庆的数百名***要员和军官举行团拜会。团拜会后，众人在会议室外的走道上讨论起汪兆铭的“艳电”，越说越愤慨，群情激昂。义愤填膺的李承中突然说道：“我将向校长提议召开中常会，以决定对“艳电”的措施和对汪兆铭的惩处。大家有谁愿意和我联名？”众人纷纷附和。
这时，蒋介石从会议室里出来，听到李承中等人的议论，说道：“我已以个人名义，去电劝兆铭省悟，不曾想兆铭竟不知悔改！看来我们必须采取措施了！这样吧，大家先去休息，下午三点半开会讨论对汪兆铭的处理决定。通知下去，所有执监委员必须参加！还有，军以上军官也参加！”。
下午，在蒋介石的亲自主持下，***第五届中央常委会第108次会议召开。14名中常委出席，55名中委、监察委员及李承中等17名军官列席会议。会上群情激昂，林森（国民政府主席）、张继（***元老，同盟会创始人之一）、吴敬恒诸公均极愤慨。
最后，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央之重要决议》：“汪兆铭承本党会托之重，值抗战紧急之际，擅离职守，匿迹异地，散发违背国策之主张。艳日来电，竟主张以敌相近卫根本灭亡我国之狂悍的声明为根据，而向敌求和…就其行为而言，实为通敌求降；充其影响所及，直欲动摇国本。汪兆铭违法乱纪，永远开除党籍，撤除一切职务！”并通过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向全世界播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