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岩向那些前来卖生丝的蚕农们说明：“我们先付你一部分钱，另外一部分我出具欠条。这个欠条由蚕桑商会担保，而且加盖浙江巡抚的官印。这部分钱一般等到秋天就付给你们，而且还付有利息。”
胡氏这一手的确厉害，洋人一下子慌了神。西方许多国家，特别是英国，他们的丝厂都依靠中国丝源，这样一来，让胡雪岩把丝源垄断起来，他们国内许多丝厂“无米下锅”，纷纷告急。外国洋务商办于是都跑来找胡雪岩，要求把生丝卖给他们，哪怕价格高一点也没事。但是这时胡雪岩的报价已不是高一点的问题，差不多要比以往的生丝收购价高出一倍，洋商一听个个摇头。
洋商转而进行密谋，通过他们的洋务代表进京贿赂京中一些高官，希望他们能阻止浙江巡抚参与商业行为。但是胡雪岩早有预料，他开始就说服浙江巡抚王有龄上一道奏章，道：“江南丝业，其利已为洋人剥夺殆尽，富可敌国之江南大户，于今所余无几……，民无利则国无利，则民心不稳，国基不牢。鉴此，本府痛下决心，力矫蚕桑弊病。兹有商贾胡雪岩者，忠心报国……”奏章把自己的行为大大吹捧了一通，同时对洋商给政府经济带来的伤害也做出了准确的分析，所以奏章一到京中，许多大臣都觉得有理，并上奏皇上，希望另外的省份也仿效浙江。情况如此之盛，那些受纳外国洋务代表贿赂的高官们不敢轻率行事，加之责备浙江巡抚的证据也不够，靠皇帝下令制止胡雪岩的大胆举动显然是毫无效果的。
此计不成，洋商们又生一计，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放出风声，说胡雪岩的生丝他们坚决不收，就算是压低价卖给他们，而其他省份的生丝他们大量购买，收购价偏高，并且可以当场付清银两。
这种举措对胡雪岩无疑是致命一击，如果洋商真的从别的省份收到足够的生丝，哪怕只够维系一个月的生产，对胡雪岩来说，也是不敢想象其后果的，自己不能加工，收购生丝又占用大量资金，而且生丝也不宜久放，不然质量会变坏，这一切把胡大老板的头快搅昏了。
好个胡雪岩，临到关键时候，依然能够气闲神定，他马上乘船，赶往上海。
上海是洋商们的聚集地，这里汇集着各种各样的商行，包括林林总总的丝行。
运往国外的生丝全都从这里装上船。
洋人们在中国的丝绸生意，是通过他们的经纪人来开展的，洋人出资，雇用一些精明能干的中国商人，由他们把生丝收到上海，然后再给他们一笔佣金，与洋人的大额利益来相比，这些中国经纪人的佣金少得可怜，但是他们没有足够的资金，所以不能够平等地同洋人们讨价还价。
胡雪岩到了上海之后，首先访问了上海名宿陈正心。陈国学深厚，家财万贯，并且为人豪放，善济人之难，有“小宋江”之称，在上海颇有影响。
胡雪岩通过陈正心广发请帖，召集上海各丝行老板，并不让胡雪岩出面，而是就浙江胡雪岩的做法询问众商行老板的意思。一石击起千层浪，各商行老板埋怨个不停，埋怨洋人贪得无厌，而恨上海没有胡雪岩似的人物，后来便有人建议由陈正心出来领导大家一块对付洋人。只要大家一条心，联合起来，把生丝压一段时间，洋人们的厂没米下锅，那么生丝的价肯定会上去。
几天过后，上海的丝行老板一律要求洋人提价，他们对洋人道，胡雪岩已经答应出高价收购他们的生丝。
洋人这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他们还想私下分化拉拢，对某些商行许诺以高价，但是却遭到拒绝。那些商行的老板告诉他们，如果他们私下把丝卖给洋商，他们会受到同行的斥责，而且背上卖国的罪名，也会得罪上海的陈正心，他在上海可是个黑白两道都吃得开的人。
洋商们知道事情除了同胡雪岩当面谈之外，其他办法都是行不通的。加之国内生产厂家的告急电报雪片般的飞来，使他们不得不给胡雪岩一个公平合理的价格。胡氏办洋务，从来讲究激发人的民族感，他一向认为，同洋人做生意，两种态度完全不能要：一则以洋人为野蛮人，茹毛饮血，未经开化。一则见洋人则腿软骨酥，称之为父母大人，拿这两种态度来办洋务，岂有不丧权辱国的道理？
中国闭关锁国了许多年，养成妄自尊大的恶习，只知有汉，不知有其他民族、国家。在文化上，崇古、崇孔，常常把自己的一切都看得无比高大，而对外面的文化、习俗却不能接受。既不求同，也不存异，见着异端就一棍子打死。
胡雪岩无疑属于那个时代十分具有远见的人，那些死读四书五经的士大夫，盲目崇古，拘泥于礼法，不知变通。胡雪岩从小在钱庄长大，没读过多少书，反而能够看得清世界发展的变化趋势，进而随潮流而变。
自从鸦片战争以后，因为清政府在军事上尽吃败仗，有许多人便对洋人敬若神明，不管是官吏还是山野村夫，一听“洋”字便色变。形成清末的怪异社会现象，一部分人对洋人的玩艺顶礼膜拜，一部分人则大力排斥，竭力要求再度锁国，而只有像胡雪岩者才能用一颗平常心来看待洋人、洋务与整个西方世界。
胡雪岩是商人，最重实际，他看到鸦片战争之后，外国人的船坚炮利已使清政府无力反抗，但是外国人却也没有能力来吞并中国。中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自己喜爱的生活方式，人口、疆域的庞大使一切吞并的阴谋最终落空，更何况西方诸国远离中国呢？外国人在中国的目的就是想从中国捞取钱财，在经济上获得利益，所以洋人如果生意上受到损失，他们总是叫嚷要用武力来解决问题。但事实上，真正动用武力，无论对哪一国的商人，损失都是巨大的。
在胡雪岩看来，既然目的就是一个“钱”字，那么商人就应该合理竞争。西方列强，他们的政府是支持商人的，别人提倡商富则国富，而在中国，政府依赖的是农业，对商人则大肆征税，结果商业的发展困难重重，也影响到政府的收入。但政府并没认识到这个问题，传统的儒家思想以言商为耻，纵然官吏们上任后主要的任务不是守土安民，而是刮地皮，然而他们在表面总是视钱财如粪土。
显然，要想清政府主动改变对商业轻视的做法是不可能的，因而，商人们应自己联合起来，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商业力量，改变以前只是分散的个体，同洋人们个别打交道的做法，凭个别的商贸行为不但无法影响政府，而且在对外贸易中，也是处于劣势的。
很快，胡雪岩的策略就奏效了，洋人在中国的生意总是乐意同胡雪岩联系。他们在对清朝政府的文件中，通常提到胡雪岩这个人，从而引起了清政府的关注，引起清朝的一些高官的注意。
在晚清，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三个赫赫有名的人物，他们分别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他们都是从平定太平天国运动起家的，但他们的事迹却不只在于此。
曾国藩在同太平天国的战争中，购买了西方大量的军火，外国的先进军事技术在这场战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也影响到这些人的思维。在战争的后期，这些中兴大臣开始在行动上有了重大改变，他们派出人员去西方学习，用西方的先进技术来改变中国贫困落后的面貌，当然，他们身为朝廷的高官，是不会亲自同外国人打交道的，他们希望通过一些中间力量来实行他们的主张。
在晚清三大重臣之中，胡氏的命运与左宗棠关系最为密切。甚至可以说，左宗棠晚年最骄人的事迹中有着胡雪岩极大的功绩。
与胡雪岩关系密切的左宗棠在道光末年就读过魏源所着的用来介绍世界历史、地理、政治、宗教和科技的《海国图志》，他对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十分推崇。在以后的仕宦生涯中，左宗棠了解到泰西弃虚务实、制作精妙，就更加迫切地希望把魏源的主张付诸行动，他曾呼吁：“中土智慧岂逊西人，如果留心仿造，自然愈推愈精。……竟十年以后，彼人所恃以傲我者，我亦有以应之矣。”流露出学习西方、自强御侮的热望。
办洋务在当时的中国是非常之举，急需谙通华洋事务的人才，于是左宗棠又要借助以帮助他平定太平军起家、与洋人有来往而又办事精干的胡雪岩了。
胡雪岩资助左宗棠创办的洋务事业，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福州船政局。福州船政局比1867年(同治六年)李鸿章在上海办的江南造船所还早一年，是中国第一家新式造船企业，也是当时中国最大的船舶修造厂。
尽管与外国相比，在造船技术上还存在很大的差距，但它具有开风气之先河的意义。
二是甘肃织呢总局。甘肃织呢总局比李鸿章的上海机器织布局还要早，是我国第一个机制国货工厂，也是洋务运动中最早的一家官办轻工企业。
三是开凿泾河。1877年(光绪三年)，西北大旱，左宗棠用以工代赈的办法挖掘泾河。他之前听人说起外国有开河机器，就叫上海采办转运委员胡雪岩去访察。胡雪岩向德国购买了一套，并雇了几位德国技师。1880年(光绪六年)的秋天，机器连人都到达泾源工地，先开了一条长200里的正渠。因为渠底布满坚石，人力施工难度很大。为了把渠加得宽些、挖得深些，也为了加快工程进展，德国技师主张再买开石机器。胡雪岩又受左宗棠的委托，添购开石机。虽然机器办来以后的工程情况因无记载而不得知，但胡雪岩帮助左宗棠引进机器，在古朴荒凉的西北高原用西洋新式机器开河凿渠，可算是个创举。
左宗棠所办的洋务事业在抵制外国侵略者、开发大西北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里面有着胡雪岩的一份重大的功劳。左在给胡雪岩的一封信中谈到船政局事宜时赞颂胡“阁下创议之功伟矣”。因为在举办洋务新政上态度统一，两人还鸿雁频传，交流思想，如左宗棠在给胡雪碧的一封信中说过：“中国枪炮日新月异，泰西诸帮断难挟其长以傲我耳。”
作为一个商人，胡雪岩在办公事的时候，当然不会忘了角逐营利。1866年(同治五年)，左宗棠在奏设福州船政局时就曾说过：引进外国机器，开办造船厂，是破天荒的事，机器好坏也难以辨认，所以托人购觅时，要“宽给其值，但求其良”。这个“宽给其值”就给经手采办的人留下了价格上的“虚头”。胡雪岩在经办洋务中究竟得了多少“回扣”，虽然无从推算，但他公私兼营，使自己的私囊在这个时候急剧膨胀起来却是事实。不过，他帮助左宗棠举办洋务这个行动还是值得肯定的。
在这一点上，胡雪岩的这种经营理念与思路，颇值得我们当代的商人借鉴与研究。
影响胡雪岩的商略奇书
——经商百忍论（精选）
经商之忍总论
〔原经文〕
商者，商贩，又曰商量。商贩则懋迁有无，商量则计较短长。
〔原经文〕
用有缓急，价有低昂，不为折阅不市者，荀子谓之；良贾不与人争买卖之价者，《国策》谓之；良商何必鬻良而杂苦，效鲁人之晨饮其羊。
〔原经文〕
古之善为货殖者，取人之所舍，缓人之所急，雍容待时，赢利十倍。陶朱氏积金，贩脂卖脯之鼎食，是皆大耐于计筹，不规小利于旦夕。噫，可不忍欤！
〔原经文〕
迅风驾舟，千里不息；纵帆不收，载胥及溺。
〔原经文〕
夫人之得势也，天可梯而上；及其失势也，一落地千丈。朝荣夕悴，变在反掌。炎炎者灭，隆隆者绝。观雷观火，为盈为实，天收其声，地藏其热。高明之家，鬼瞰其室。噫，可不忍欤！
〔原注文〕
《书》曰：“懋迁有无，化居，蒸民，乃粒，万邦作义。”谓懋勉斯民，使迁之有无，众民乃享其利，然后万邦之民皆趋于治。又孟子曰：“古之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无。”
韩文《进学解》曰：“较量短长，唯器是适。”
〔原注文〕
《荀子？修身篇》云：“良贾不为折阅不市。”注云：折，损也；阅，卖也。谓不为折阅卖物之价而不为市也。
《战国策》：赵人希写对建信君曰：“夫良商不与人争买卖之价，而谨司时。时贱而买，虽贵贱矣；时贵而卖，虽贱已贵矣。”
东汉张平子《西京赋》有云：“尔乃商贾百族，裨贩夫妇，鬻良杂苦，蚩眩边鄙良善也！”谓先以良物定价，而后杂以恶物以欺惑其羊也！
鲁有贩羊者，名沈犹氏，尝朝饮其羊，抱之以欺市人。孔子将为司寇，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也！
〔原注文〕
《货殖传》曰：“白圭，周人。当魏文侯时，有李克，务尽地力，而由圭采观时变。乃曰：‘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吾之治生，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之用兵也。’故天下言治生者，皆祖白圭。”
《史？货殖传》：“陶朱者，越大夫范蠡灭吴而归，遂乘扁舟浮于五湖，号鸱夷子，止于陶，号为陶朱公。三致千金，再分与贫交昆弟。故天下言富者，皆称陶朱公。”
《鲁论》孔子曰：“无见小利，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张氏曰：“见小利，则循目前而忘久远之谋，故反害大事。”
分论
势之忍
〔原注文〕
迅，速疾也。谓豪侠使势之人，犹凭风驾舟，不瞬息之间可至千里，岂不快哉！然不自修省戒惧，而纵其所为，必有覆舟垫溺之患继之。故曰：“纵帆不收，载胥及溺。”
《诗？大雅？桑柔》篇云：“其何能淑，载胥及溺。”此诗乃芮良夫为周厉王作，盖厉王肆行暴虐，败其王业，自取国削，犹不能幡改前非，致其忧恤，则何能淑善哉！亦相与入于陷溺之乡矣。
〔原注文〕
韩文《听颍师弹琴》云：“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
汉《班固传》曰：“蹑风云之会，履颠沛之势，朝为荣华，夕为焦瘁。福不盈眦，祸溢于世。”故北魏中书韩显中曰：“官位无常，朝荣夕悴。”
汉扬雄《解嘲文》曰：“当涂者入青云，失路者委沟壑。旦握权而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又曰：“且夫闻之也，炎炎者灭，隆隆者绝。观雷观火，为盈为实，天收其声，地藏其热。高明之家，鬼瞰其室。位极者宗危，自守者身全。”谓人得其势则身居卿相之位，手握生杀之权，而炎炎然炙灼之气，隆隆然丰大之势，上可奋入青云之高；及其失势则委弃于沟壑而不顾，曾布褐之贱夫不如也。夫以势位喻之雷火者，言其非实非盈，势难常也。盖雷火在《易》为丰卦，《彖》曰：“丰，大也。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传》曰：“既言丰盛之至，复言其难常，以为诫也。日中盛极则有昃迭，月既盈满则有亏缺。天地之盈虚，尚与时消长，而况于人乎？”谓大凡物盛则衰，必然之理，以此之戒，欲其守中，不可过盛。复曰：“人于此时，当如奉盘水战兢自持，方无倾侧满溢之患。”故云：“位极者宗危，自守者身全。”又《月令》：“仲春雷发声，仲秋雷收声，季夏溽暑，孟冬地冻。”夫不谓之天收其声、地藏其热而何？此亦天地之道，未有处久而不变也。但居势要之地者，宜加省警焉。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者，即《易》所谓“鬼神害盈而福谦”也。
〔原经文〕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瑾瑜匿瑕，川泽纳污。
〔原经文〕
其政察察，斯民缺缺。老子此言，可以为法。
〔原经文〕
苛政不亲，烦苦伤恩，虽出鄙语，薛宣长乘。
〔原经文〕
称柴而爨，数米而炊；擘肌折骨，吹毛求疵。如此用之，亲戚叛之。
〔原注文〕
《家语》：孔子曰：“古者圣王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统紞充耳，所以掩聪也。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此子张问入宫治民之职，而孔子答之如此。
